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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南生：
八十年代是农村和政府的蜜月期，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而且相当敏感。当时有学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现在维护农村稳定的资源是什么。有人得出结论，当社会各种评价体系，例如财富、声望、学识等，成平行状态时，社会就容易出现问题。当各种评价纬度不平行时，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但是，当有人问我“你们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作用，传统乡村的田园生活还是否可能再出现吗？”我无言以对。
另外，很多文化的、宗族的东西在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已经被破坏。我采访过一个地区，那里有一个横跨好几个村，专门为老年人举办葬礼的组织。日本侵略时期，这些村基本上停止了一切串门的活动。
我们还要看到宗族活动的变化过程。有一个北方的村子，他们在逢年过节时要拜见村中最有威望的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拜见的人就变成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和官位最高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又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拜见三个人，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官位最高的人和最富有的人。
村民选举中的政治参与
主题发言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讲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影响。
我们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是，我们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看法，和农民对它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选举进行干预的事例。这个村都姓“切”（音），这是一个很少的姓，据说全国只有五千人。这个村里有个姓“张”的企业家，他想参加村民选举。全村一共四百多人，在得到全厂职工支持的情况下，第一次选举他得到180票，没有达到半数。其他几位候选人也没有得到半数以上，因此这次选举失败。第二次选举，村中的党委书记开始操作这件事。党委书记姓“切”，他私下联合同姓的村民，在第二次选举时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他们自己把这种形式称为“联网”。
农民对村民选举看得非常实际，他们会把过去党的政策和村民选举联系在一起看。过去搞“文革”、搞四清，比如他们记得在搞四清的时候，生产队的会计有问题却逃脱了惩罚，他们从此对一些政策有不信任感。他们想，你管我，我也可以管你。于是他们利用党的制度为自己用。原先我们引进制度的想法就会因为他们的理解而产生偏差。
因此我们要去理解农民的行为，并且对农民的行为作出符合农民行为本意的解释。而并非通过我们的理解去解释他们行为的意图。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的政策，就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民怎么表达他们的利益，通过什么行为表达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农民的智慧是很高的。我举个在四川调查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个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1983年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一些问题——村里有个男子依照政策可以不作手术，可是乡里变了规定，要求他一定做手术，并让这位村干部把通知发给他。结果男子因为做节育手术死在手术台上。这位村干部因为这件事情想离职，于是在村中选举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因为他很清楚村民选举一般都只选写在前边的候选人。恰好查票时乡党委负责人外出办事，于是村干部经过选举顺利下台。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体制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鲜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一些素材，让我们思考它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的研究就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来的。
詹成付：
我听了报告，抓住一个核心，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了乡村，一些乡村干部凭借自己对政策制度的了解，参与、操纵、创造游戏的运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仝志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的报告是我博士论文的总体思考和结论部分。我论文的出发点是观察村民是怎样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的。他们对参与选举行为的价值是怎么从自己的行为去进行理解的。虽然村民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定式，但是在学理上的挖掘是应该继续下去的。在众多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农民行动单位和行动认知进行充分的讨论。我通过四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从村庄社会网络的角度理解农村社区。观察农民选举行为，就要对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空间有一个理解。一般来说就引进“社区”这个概念。那么社区是怎么结成的？我利用村庄社会网络将其分为二类：集体社会网络和群体社会网络。通过集体社会资源结成的网络叫集体社会网络。因日常社会关系形成的小范围的网络叫群体社会网络。村庄的网络是由这两种网络编织成的，而且对于不同的村民，网络的边界是不同的。村庄的边界是固化的，但在村庄生活中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存在着资源的流通。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这样我就利用这两种网络的概念铺垫了村庄社会的社会背景。
第二点，村庄政治行为是一种多个村民共同发生的行为，我用“村庄社会关联’’来概括村庄社会网络内部村民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社会关联存在于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并且以内部的资源流通为基础。社会关联因寄寓的社会网络不同而分为集体社会关联和群体社会关联。通过我的调查发现，不同的村庄其支配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村庄社会关联的结构是导致村民采用何种参与选举方式，以及他们积极性高低的基础性的标志。
第三点，用村庄社会关联来看村民选举情况时精英动员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村民参与选举的实态。村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有些村民可能会选一个强人，有些可能会选一个恶人。
结论部分是一个扩展。如果说村民选举是在村庄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村民政治选举活动都基于村庄社会网络之中的村庄社会关联，能不能说村民参与的就是关联性参与？我于是提出这个结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关联性参与。并试图将其运用到对农民政治行动的分析之中，提出”关联性一致行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
我想从对河北武安“一制三化”的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中，谈一谈对制度创新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理论思考是制度创新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创新既是危机推动的结果，又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武安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村委会通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后，很多人鼓动村委会说：“你是我们两千多人选出来的，党支部是几十个人选出来的，当然应该你说了算。”很多村委会主任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去抢权。另外一个就是村民本身认为自己选出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理所当然参与，因此村民参与的热情高涨。这时党支部面对村委会感觉自己理虚气短。这样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村委会争权，党支部合法性减弱，乡镇就感觉到自己推行工作困难。原有的体制很难行得通，因此需要体制创新，使县和乡的工作能够在村里贯彻下去。这是县、乡愿意制度创新的原因。
第二个理论思考是一项制度创新何以继续下去。我认为，制度创新需要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从中受益。我先介绍一下“一制三化”。一制三化就是六会议事。六会就是村民会议、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民委员会会议、两委联席会等。这里强调最多的是两委联席会，即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决策的联席会，很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两委联席会上决定的。这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财务三审，原来财务由支部负责，现在村委会的权力加大了。公章双签，公章在农村非常重要，现在公章必须由书记和村长同时签。还有四制监督等。“一制三化”是权力分享和制约的机制。一制三化中支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两委共治，村庄精英参与。它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支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村委会也有了一些权力，如公章、财务方面的权力等，村民也有了参与的手段。这种制度创新，让各方都分享到了一些利益和好处。从供给者来看，乡、县下属的五百多个村庄中原有二十多个支部的工作很难开展，这些村庄的矛盾现在得到了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创新中，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受益，满足了制度创新的诺斯标准。
还有一点要讲的是制度创新的推广方式。河北的制度创新推广方式是中国典型的方式，即媒体报道——领导批示——发文推广。武安经验先由新华社内参限道，中央领导批示，随后中央组织部发文推广，其他地方参观学习并加以效仿o2000年我去调研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能不能把我们的模式在将来的《村民自治法》中体现出来？”他们还想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推广。 “一制三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两委分权的基础上，现在这个地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支部书记“一肩挑”，两会成员高度交叉。原来两会变成一会，原来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如果这样，“一制三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这些都值得思考。 讨 论 张 鸣： 是真的让农民自治吗？我对村民自治一向评价不高，它是为了让农民自治还是解决困境的一种方式？政府并不希望农村存在任何非党的因素，什么NCO、家族制都不应该存在。现在对于农民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治”。在农村，村自治组织与村党组织的矛盾不能解决，和上一级组织的矛盾就更得不到解决。
卢晖临：
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介入。不是有了利益，就自动会生成集体行动。利益关联和集体行动是有关系的。但我对报告中提到的界定有所异议。从字面意义来看，“社会关联”这个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团结模式，类似于一种提供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而非报告中界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假如对“社会关联’’做这种常识性的理解，那么它是利益导致集体行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刘一皋：
所谓“一肩挑”或两票制选举，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党支部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党员当选，推举他当书记，此种情况已较为常见；非党员人选，赶紧发展他人党并进入支部。至于第四种情况，就是非党员当选，他既不入党又要和党组织对着干。据北京市的研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研究者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大家愿意入党。如果说这些都是制度创新，它的创新点究竟在哪里？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这两年社会学研究村民自治的文献特别多。我从学理上认为在传统农村社会搞“选举”是没有意义的。非传统农村社会，“选举”只停留在村一级没有意义。现在的选举制度已经在全国展开，我本人是持鼓吹和支持态度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其中两个问题。其一，很多制度创新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其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如何真正获得实现。
刘培锋：
我老家的村子里干部一直是轮流当的。大家都不愿意去当，需要书记去挨门说服。第一点，我认为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利益分化的程度关联性很高。分化高的地区，农民的当选有利于他瓜分公共资源。第二点，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化较低是产生“操纵”的根本原因。西方的“议会”就是利益集团相争的场所。第
三点，在选举中我们应该清楚农民选举代表是想选举什么样的人，政府希望选举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地域发展、农民心理等因素相关。
仝志辉：
目前的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强调程序民主，一个是强调治理绩效。有很多人提出“要相信农民”，但是在有些地区农民对选举没有认同。他们认为选举反而更加导致混乱。从社会层面讲，选举需要社会基础。但是政策、监督、管理跟不上才是导致选举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人们把负面的原因归咎于村民选举，认为村民选举把农村搞乱了。
另外，我们光提农民可以搞民主是不够的。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民主的效应是不同的。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村庄，不同的结构来进行探讨。
张 鸣：
选举的绩效如何，要看监督的情况怎么样。农村监督，缺失的是“话语”。传统农村社会有说话的方式，也有说话的人。现在的农村没有给“话语”权，也没有说话的人。制度推行时也没有建立这些因素，因此推行民主遇到了障碍。
肖自强：
刚才张鸣老师说有人不愿意村民自治，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其实我们可以搞另一个一厢情愿：让他们的“不让我们自治”也变成一厢情愿。有人把这叫做假戏真唱。
说到制度创新，我不认为“一制三化”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做法。过去是村支委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制，现在是村支委主导下的“联席会议制”。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与“统一认识”的话语格局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一种。
下面我想讨论一下乡村民主问题。农民村务财务公开问题，是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论著经常提到的。我想，假如根本没有什么公共财务，什么公共事务，我们公开什么呀？我曾读到一个关于村民选举的调查，讲到村里的有钱人拿钱修村里的公路，拒绝村委会和村支委的干部参与进来。我当时想：这才是村务，才是村里的公共事务。现在所谓的村委会的公共事务大多是上头的行政任务，而真正的公共事务反而没人关注。村民自治就是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绝对不能把行政任务纳入进来。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认为修公路是村务了，是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了，因为在工业产品绝对决定价格总体水平的时代，村里已经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了。这需要国家来完成。我是主张村务最小化。
村民自治应该是前提。既然是自治，村民就可以自行选择治理方式，他们可以选择选举方式，也可以选择各顾各，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选择非强迫性的宗族方式。
刚才说到两委矛盾的问题。现代冲突是现代社会很正常的一种状态。中国共产党说党要管党，村支书把基层党员管好就行了。如果普通党员当了村长，村支书可以在党支部内部管党员村长。在具体村务决策上，党员村长可以服从村支委的决定，也可以根据自己对民意的了解做出自己认为能够令村民满意的决策。如果两个决定不一致，选择难题就交给党员村长。他选择前者，结果令村民不满意，下次村民可以把他选下来；他选择后者，村支委可以给他党内处分。非党员选上村长，村支委可以调整自己在村里的形象，耐心等待下一次，努力让自己的村支委成员根据合法程序而被选上。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还得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村民选举就能显出一定的真章来。因此在制度上，这里没有冲突；从合法性上也没冲突。选择难题在村长的抉择上，这恰恰是民主选举的要义。我们不需要像对待洪水猛兽一样对待两委矛盾。
农村冲突与农民抗争
主题发官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这个发言稿子是我们在十个省做了二十个个案研究调查后写的一些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虽然把我的发言归类在冲突问题中，但实际上我更关注的是基层组织，乡村权力组织和乡村公共组织等进行了什么样的决赛，试图描述一下组织的变化过程。
第一点，九十年代以来，这些组织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据我观察有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他们发展经济的方式改变了。过去乡镇长直接办企业，乡、镇长就职企业的厂长或董事长。近几年这种情况少了，他们的角色演变成招商引资、创造环境。第二，他们对于民主选举的运用方式改变了。有些干部认为农民素质不高，理解不了民主。但是有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自觉运用民主，因为农民闹腾得不行，他们必须用民主解决问题。从客观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第二点，我们还观察了那些没有改变的东西。没有变动的是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组织机构的基本机制。他们依然依靠行政命令、行政控制、群众运动来做事情。招商引资有指标，教育也有指标，就连三个代表学习都是从上到下依靠指标完成。这套运行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运用惯了，以至于乡村已经市场化，而管理手段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没有什么太多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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