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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内两边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是启功卧室，一张小铁床摆在靠阳台门东边的墙角边，枕头边放有两个小布动物玩具，床头前立着一个高台柜子，上面放有饼干盒和书报等。除此以外，房子里的三面墙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和书架，要想拿柜子顶层的书必须蹬着梯子上去才能取下。
你看过这样吃冰激凌的吗？我在启功家里见过。
一年7月的一个大毒太阳的夏天，我来到启功家。和往常一样，敲门后，先听到启功的咳嗽声，接着便问：“哪位？”开了门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装冰激凌的小白塑料盒，右手握着小木勺，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冰激凌。老先生这么爱吃冰激凌，一点都不怕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到屋里坐下以后，冰激凌也吃完了，还用小木勺一遍一遍地刮，这可能是怕浪费，再就是还没吃够。接着他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小暖瓶，把水往冰激凌纸盒里倒了一点，拿手摇了摇，仰头喝到了肚子里。
目睹这个情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先生怎么这么会过日子！“我不知您这么爱吃，也不怕凉……下次来一定带两大盒日本式的冰激凌给您，叫您吃个够！”我感慨地说。
无独有偶，想起了另一件事。
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生 活（2）
启功在生活上很好伺候，吃东西特别将就。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吃饭。一个小木头长盘子里放了一个小碗，碗里盛了大口吃、也就能吃三四口的面条；另外两个小盘，一盘装了一点面酱，另一盘放了五六块小黄瓜条。老人端坐在桌前，满有兴趣地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开始发表意见：“您这顿饭可没多大营养啊，再说量也不足，这么凑合哪行……”
吃罢饭，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端起来要去刷碗。我立即说：“我去刷吧！”他顿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刷？又在哪儿刷？刷完后又往哪儿放？”我反驳说：“刷个碗谁不会，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他根本不理，两手端着木盘，一边嘟囔，一边往厨房走，我就跟在他后头，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果真花样很新——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把水甩得干干净净，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这，你会吗？最后就该这样的放在这个地方……”说完还拿手指了一下。
碗刷完，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很是得意的样子。
他刚坐下，胳膊一蹭，把一把小刀刮到了地上。我说：“您别动，我来捡！”他又不急不慢地说：“你知掉在哪儿？”我说：“那不就掉在您坐的椅子下面吗？”他说：“我自己能捡，为什么这么点自由都不给我！”
启功很讲礼节，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冬天的棉袄，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他照穿不误。秋天的毛衣，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
数十年节衣缩食，所有“俸禄”，全用在买书和周济别人上，家中至今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别无他物。平时，就是他侄子、侄媳照顾他。他们俩都有自己的工作，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他饿时，就吃几片饼干。他从来没请过保姆，他没有儿女，他说，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
荣 辱（1）
如今已快92岁的启功先生，他的博学、他的幽默、他的超脱、他的慈善、他的坦然告诉了人们：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按时去书房给他们上课、答疑。他每天要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已经很难用毛笔写字，就用硬笔写文章或随笔。由于目疾影响，他行动不便，目前已很少接待客人、出行，开会要借助轮椅
。
87岁时，国务院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于91岁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全体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有上百年历史的杭州西泠印社，请他担任社长，他欣然接受了。
启功先生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凡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间正直、善良、宽厚、博爱的美德。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心，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一般老人，多爱回忆，启功却极少回忆，即便回忆也只是文坛掌故、名士逸闻，并无伤感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启功先生的生命力极似原上草，顽强旺盛，是心智的力量填补了体魄的不足。
难道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悲伤，真的没有烦恼吗？不！
对启功在二十年中所遭受的苦难，人们只能通过他对亲人、恩人、友人的纪念文字中获得片言只语的了解，更多的只能从他充满调侃幽默的诗句韵文中体味到。他对自己的不幸经历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回忆文章，也从来没有对过去的人和事发表过任何看法。家人和朋友感觉他一定有很多委屈，希望他能够诉说出来排解悲情。人们遭受苦难，受委屈时，何尝不可悲怆地呼天地父母，何尝不可诉说、抱怨，寻求解脱，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启功从不抱怨，也不肯讲出来。
有很多人曾问他：“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为何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他很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些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许多因素，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讨不痛快干什么！”
启功先生能够把一个人的自我成败从小悲中解脱出来，转成一种养生之道，也许这就是他为何九十高龄而精神健旺的原因。
启功先生把痛苦放到哪里去了呢？
启功说：“我是相信命运的，但不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宿命论的命运，这‘命运’是由时间、地点、条件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三方面差一点碰不在一起，也构不成我指的‘命运’。被划成‘右派’，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这是对“命运”多么富于哲理的解释！
被划成“右派”，受苦的不仅是他一个人，他说：“这场浩劫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幕幕悲剧的延续！”他没有指责，而是默默地容忍了一切。他没有把苦挂在嘴上，没有写到书里，更不拿来显现在身上，因为他确实不愿意让它们流入这个世界，再次增加烦恼。
有一位先生，当年批判“右派”时批启功积极，后来见到启功，觉得很不好意思，启功反而安慰他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啦就过去了。”这是启功的真心话。
先哲在《大丈夫论》中讲道：“世间众生以破苦故名为解脱，修悲者破他苦即是胜解脱也。”惟有明了缘由的智者才能有如此度量。启功虽是一个凡人，可他所作所为堪称大丈夫！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启功已经开辟了一条对古代字体和诗文声律进行独创研究的蹊径，他已融会了古典文学、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书法史、绘画史、礼仪民俗、古代典章制度等诸多学科，被他称为业余嗜好的书法，由于史无前例的“运动”而练得“登峰造极”，所获得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的本职工作。
他这个“右派”被彻底平反了！接着，书法家、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教育家等各种头衔来了！崇拜者来了！荣誉、地位、财富都来了！
这一切，启功依然平静面对。苦尽甘来他轻声吟唱：“荣枯弹指何关竟。”无论逆顺伴随，好丑面前，他都能心平气和，不生烦恼。
启功那首广为流传、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中曰：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首写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言诗，诗不诗，词不词，是一顺口溜，风格谑调，但这正是他参透几十年苦辣酸甜的感受。
通过这苍凉的话语，人们不难想像，一个政治上被孤立的人，亲情对他是多么的重要，更可以感受到启功在失去至亲、恩师以后，在无情的岁月中独自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孤独无助使他对每一滴同情的眼泪都那样珍惜和怀念。
荣 辱（2）
启功先生的人格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时下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一批追名逐利之人，一张小小的名片上，恨不得把自己曾经任过的任何一个职务都写上。而启功素来不印这样的名片。在小乘巷住时印过一张名片上只写“启功”二字，其他一概不提。事实上启功先生的名人头衔，罗列起来恐怕不是一张名片能容纳得了的。我第一次在小乘巷采访他时说漏了嘴，称他是“书法大师”，他马上正色加
以纠正说：“你把‘大师’两个字去掉，我顶多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书法家而已！”就在那次谈话中，我看到桌上堆放着一叠散发出油墨味的书稿校样。
我问：“这是您的大作？”
他说：“哪里，这是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一部分旧稿，书名叫《启功丛稿》，不值得看的。一定要看，你就看我写的这段前言吧！”
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究之，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
今谬承中华书局辑印拙作零篇，为此小集，其曾单行成册者，如《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不复阑入。笔濡颡，书此前言，忸怩之情，读者不难烛照。
此册所存，或以曾贡严师，蒙掀髯而颔首者；或以曾呈益友，见拊掌而破颜者。非敢炫其芜篇，庶以铭斯高谊。
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
旧作《沁园春》一首题稿册之前者，附录于此，以当自赞。其词曰：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
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1981年夏历新春，启功自识，时我生已入第七十年矣。
读罢这篇“自赞”词，我不禁愕然。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自己的书屋中治学四五十年，学识宏通，对清史、美术史、书法史、文学史、古典文学、考证学，均有独到的研究。他写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等，都是考证精粹、立论扎实、材料丰富、文字简练之作。他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我实在弄不明白老先生何以自谦若此？
我说：“启功先生，您这篇文字怕不是在闹情绪吧？”
他说：“不，这是我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不少人称我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算不上什么家，一定要算，顶多是个杂家而已。不过，杂也有杂的用处，许多稀里古怪的问题，我都能对付着解释。”
启功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乐于助人。至于说到钱，他更是不屑一顾。在小乘巷的时候，他书房里挂着一个纸袋子，每月领的薪水或拿了稿费，他就数也不数往袋子里一塞，管家侄媳妇要买什么，只管从袋子里往外掏，用多少他也从不过问。从他的薪俸、所受馈赠和酬答的消费情形看，这些钱除了他自己维持生活花费的极少一些外，其余大部分用来帮助生活较差的亲人，报答有恩义于己的人。启功说：“不是说我清廉，我现在对钱，真不想多要！”他说话的声音突然高八度，说：“我要钱苦于没处花！我喜欢买点古字画呀，买点古玩艺儿、古书，现在也没处买，买了又往哪儿搁呀！”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副对联：
立身苦被浮名累
涉世无如本色难。
我想这大概是启功一生信守不渝的座右铭吧！启功在他每一本书的前面都有一篇类似的文字，我渐渐懂得了启功的这些话并非“自我嘲弄”或玩世不恭，而是这位谦谦君子的真心话。
《启功韵语》的自序是：
“这本小册子，是我从十几岁学作仄仄平平仄的句子开始，直到今年，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部分语言的记录。这些语言，可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应当算是‘胡说’。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
他解释说，我这些胡说的语言，总舍不得抛掉“韵”，我所理解的韵，并不专指陆法言“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框框，也不是后来各种韵书规定的部分，只是北京人所说的“合辙押韵”的辙和韵，也就是念着顺口，听着顺耳的“顺”而已……。
至于这些“韵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论诗、题画、失眠、害病之作，而且常常“杂以嘲戏”，还有应付征求的题饰，更可说是“打鸭子上架”之作，都与和尚养马的不韵相距不远，有损这个“韵”字，确是无可自辩的。
《启功书画留影册》自序是：
启功自幼喜好绘画，曾经希望长大了作个画家。15岁后从师学画，终因画不够成熟，无法藉以谋生，便作了童蒙师，陆续走上在中学、大学教语文的道路，画艺虽未完全抛掉，但进益不多。40年前，教育工作又要求“专业思想”当然兼顾既不可能，同时也不许可了。
荣 辱（3）
这时以后，写字虽然不能拿出手去，但自己在家废纸乱涂，也还受卖纸的欢迎。历次满墙贴大字报的时候，我更是大显身手的一名抄写匠，或者竟成为“抄写将”，总之毛笔字总算没有间断地写。至今虽不够成熟，总还误匠不多。至于册中那几幅画，更是临时为装点展览会场略增热闹的。抛荒了40多年，临时磨枪的产物，焉能登大雅之堂。
我虽然写了许多年的字，但手下并没留下什么成品，现在印在这里的一些，都是已经公
馈赠出去了的，其中大部分是前年冬天为募集“励耘奖学助学金”时，奉送给捐重资的仗义朋友作为纪念物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说是售出的展览品？因为我的习作字画，根本值不了那些钱。物轻谊重，不说是良朋义举的纪念品，可又能算什么呢？其次，是一些平时临碑帖的小幅，已被亲友分存，这次是借回拍照的。由以上原因，所以题目选用“留影”二字，大约可算比较恰当而且符合实际的。
人生“老”与“懒”常常密切联系着。今年夏天过后，我即八十足岁了，即使自奋秉烛之勤，又能再写多少呢？何况体力日见其懒，手眼日见其退，所以赶快印出这点点旧作来，为的是早些求得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