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是说要多定几本书出来么？”丁日昌的手指轻轻的摩挲着《拓海方略》的封面，“你多写几本这样的书，让这天下更多的人知道你，赏识你，支持你，这样，这洋务便好办了！”
“呵呵。不似郭公之《使西纪程》险遭毁版禁传便好。”林义哲的目光悄然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噢？”丁日昌有些诧异的扬了扬眉。
林义哲给自己倒了杯滚烫的热茶，他把手指贴在氤氲着热气的杯子上——有点疼！疼不可怕，可怕的是挨了打而不知道记得疼，更可怕的是疼了以后甚至都不去了解自己为什么要挨打，怎么会疼？！
“在郭公赴英前，朝廷要郭公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而他也如此做了。”林义哲的心中猛地感觉一阵绞痛——如果郭嵩焘和丁日昌不是这般实心任事，又怎会背上那万人诟骂的“鬼奴”之名！
“那书我看过，写的极好，郭公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嵩焘欲令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丁日昌说道，“都是实在之言。”
林义哲点了点头，能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实学”，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完全合乎中国实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甚至主张大办学校，广派留学生以引入西学，这些主张和自己一般无二。
“郭公日记中还言：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丁日昌又道，“郭公能看到西洋之富强首在重商。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此与鲲宇所上奏之‘四民柱石论’如出一辙。”
“正是如此。”林义哲道，“这些还都好说，郭公之言。最为士林所忌者，乃是何言，雨生兄想必是知道的吧？”
“呵呵，当然记得！”丁日昌一笑，朗声说道，“‘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无道……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丁日昌一边复诵着郭嵩焘《使西纪程》里的话，一边看着林义哲脸上的表情。
“西洋有道而中华无道，西洋之政教文明已超越我祖宗旧制，我中华欲图自强，当比法西洋而变法……”丁日昌大笑道，“发此等大逆不道之言，他郭筠仙不是汉奸？那谁还是汉奸？”
“雨生兄以为此言如何？”林义哲含笑问道。
“郭筠仙是‘汉奸’，我又何尝不是‘鬼奴’？”丁日昌的笑声里透着深深的悲凉。
“著书立说的事不是不能做，只是要看写给谁看。”林义哲叹息着回应道。
自己写的这些书，比如赠给鸿章的《外国师船图表》，会让李鸿章这等倾心洋务的人如获至宝，但如果说是写给天下所有的读书人的话……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那些满脑子“天朝上国”的清流士子，仅凭着一个“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的番天印，就不知掀翻了几多洋务干才！
“真要怪的话，也只能怪咱们泱泱华夏的老祖宗，实在是给咱们留下的太多好东西了！”林义哲的嘴角浮上一丝苦笑。
“是以鲲宇才炮制了篇《西国孝道考》出来，让那起子清流食不下咽？”丁日昌哈哈大笑起来。
林义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若辈可恶，非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不足以挫其锋锐。”
“这便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遍观大清国，能想出如此主意者，除你林鲲宇，还真没有第二个人。”丁日昌叹道，“我也曾苦思冥想，如何破得了此‘夷夏之变’之局，总是不得要领，直到读了鲲宇之文，方才顿悟。鲲宇之才，吾不及也！”（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第四百七十一章 新造舰计划
“这便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遍观大清国，能想出如此主意者，除你林鲲宇，还真没有第二个人。”丁日昌叹道，“我也曾苦思冥想，如何破得了此‘夷夏之变’之局，总是不得要领，直到读了鲲宇之文，方才顿悟。鲲宇之才，吾不及也！”
林义哲注意到了丁日昌眼中的抑郁之色，知道他是为清流骂他为“丁鬼奴”生迁横受议阻而生气。想起丁日昌的遭遇，他禁不住暗自叹息，对于那些清流顽固派愈发的痛恨。
丁日昌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干上来的，但在他事业的巅峰，却因为热心洋务，和林义哲一样遭到清流们的口诛笔伐，结果与巡抚之位擦肩而过。
丁日昌出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六月初一，少负异才，8岁时便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雨生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雨生能否再作一首，雨生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雨生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道光十年冬，丁日昌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去世。此后丁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成饱学宿儒。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
清咸丰四年（1854）。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
咸丰八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十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时载丁日昌“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丁日昌还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亿万人。”
咸丰十一年三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10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三月十一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三月十四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清廷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见丁日昌诸事留心，思维周密，不知他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庭。于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宏远”。同治二年三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派丁日昌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36尊，炮弹2千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同治三年五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便协助李鸿章解决了“常胜军”裁撤问题。“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能力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廷，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顺利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枪炮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再次显示了过人的能力。
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同治六年十二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蘖；民要持平，看去使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丁日昌主政江苏2年多时间，励精图治，仅清理积案就达27万多宗。朝廷为之诏示各省，以丁为勤政榜样。
事实上，林义哲和丁日昌的交集，很早就开始了，尽管二人并未谋面。
二人的第一次交集，是在天津教案期间。津案发生后，清廷谕示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但是法国方面狮子大开口，以至案件迁延不决。清廷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丁日昌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后，进行了深入调查，在同法国方面交涉时，丁日昌一再指出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开枪致使民情激愤，要求法国方面逮捕丰大业治罪；至于焚毁教堂等建筑及误伤无辜，亦属事出有因，除严办下手之人外，损毁建筑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协商赔款，误伤者后事由大清协助办理。法国公使等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无可奈何，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得知后下令逮捕了丰大业。天津教案后来在林义哲的暗中斡旋下得以顺利解决，而在教案交涉期间，曾国藩心力交瘁，都是由丁日昌出面交涉，教案的解决，丁日昌其实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在天津教案顺利了结后，丁日昌深深的感到，积弱的中国，欲图强盛，必须把造就人才作为第一要务。逗留天津期间，多次向曾国藩进言，鼓动曾国藩上奏朝廷派遣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加之林义哲和李鸿章的助推，曾国藩的力奏得到了清廷的允准，外派官学生留学终于得以实现。是为二人第二次交集。
同治九年，丁日昌经深思熟虑后，上《条议海防》奏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水师，大力鼓吹洋务，深得朝廷嘉许，所提建议多为采纳实施。但如此一来，丁日昌却受到了保守顽固派的忌恨，虽然他能力出众，清正廉明，勤政爱民，但却被清流党骂为“鬼奴”，每当朝廷要升他的官时，总会有人跳出来阻挠，象这一次他本来是要由江苏巡抚转为福建巡抚兼总理船政大臣的。但因为清流党参劾他“结党营私”，结果只以巡抚衔担任了总理船政大臣。
“他们越是提这夷夏之防，我便越是要破了他们这个身之根本，为洋务之兴扫平道路。”
林义哲知道丁日昌脾气急，现在又在病中，生不得气，便适时的将谈话内容转移到了二人都感兴趣的造船上来。
“那些奸佞宵小，自有收拾他们的人，雨生兄不必理会。我等实心任事，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出来。无愧于天地良心即可。”林义哲说道，“象雨生兄主持船政，新造之‘元凯’、‘登瀛洲’工期得以提前，早入海军，这成绩是明白摆着的，朝廷绝不会视而不见。”
“此二舰工期之速，并非我督导之功，实是船政员匠手艺已成，说起来还是你的功劳。”丁日昌笑了笑。说道。
而一提起造船，丁日昌的兴致明显的高了起来，刚才的抑郁之气也一扫而光。
“我看过鲲宇所设计之‘开济’舰图纸，精妙绝伦。法人亦赞叹不置。若能于我在任时得见此舰入我海军之列，则平生之愿足矣！”丁日昌兴奋地说道。
“雨生兄过誉了，以雨生兄之才，此舰定然得成无疑。”林义哲笑道。
丁日昌随即问起了林义哲设计“开济”级装甲巡洋舰的经过。林义哲当然不能告诉他自己是凭借后世的记忆，生搬硬套的法国“杜居土路因”级巡洋舰的设计，便拿过丁日昌桌上放的那本自己写的由总理衙门新刊刻发行的《西洋船炮图说》。给丁日昌讲解起来。
在林义哲的一通狂侃之下，丁日昌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接着由造船谈到了海军，林义哲对丁日昌设立“三洋水师”的建议非常赏，二人谈得投机，待到日上三杆，兴犹未尽。
“现下我已着手准备开建‘开济’，只是我算了算，‘开济’若成，所费当不少于白银70万两，你给我留的底子好，现下款项尚足用度，海关协饷那一块的银子也返还了，但恐‘开济’开工后，若户部拨款和日人赔款不到位，只怕要难以为继了。”丁日昌想到沈葆桢和林义哲当年在任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经费困难，自嘲似的说道，“听闻鲲宇每于船政用度最难时，举家资以为周济，我没有尊夫人经商的本事，届时少不得又要拿海关的那些个蠹虫开一开刀了。”
听到丁日昌的话，林义哲想起了丁日昌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曾迫不得已从海关贪墨之员那里榨了4万两银子作为开办经费的事，林义哲不由得暗暗好笑。
那是同治三年秋天的事，当时清廷委托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但一直一无所获，丁日昌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曾作诗云：“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