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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汇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致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个方面的主要状况军事的，道义的，经济的之后，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颠海军应该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却是前一时期英格兰最称职的海军当权者霍克与其同僚们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状况，即具有更好的人员素质与可加吸纳的更庞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将赋予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只是，这一预防性措施近来却看不到了。对于这样一场讨论来说，失败是不是由于内阁的低效率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控的那样，或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经常指导的错了位的经济，这已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尽管有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战争的第二要义方面，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它甘拜下风。因此，仍然有待于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这支处于劣势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够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它就能将这种力量用以对付美国人；如果它能取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道义与士气上的，正如二十年后它所取得的那样，那么，它就会获得这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其财政状况早已不堪其负的联盟王朝肯定就将功败垂成地退出这场置英格兰于劣势地位的角逐。然而，这样一种优势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取得；通过表明这一优势，尽管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是，其海员的技能，财富的来源，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却能使其政府在战争的决定性环节拥有实际存在的优势。如果将它的战列舰指派到整个世界，在试图保护这个松散帝国的各个濒于暴露的阵地的同时，使它们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就永远也不会取得。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他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练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皇帝”，纳尔逊说，“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二十四个月。”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我几乎无从知道一个睡眠之夜居然是这两个月，”他又写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豪勋爵的高度职业化的意见也对这种做法大唱反调。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启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启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份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一名军官倒下了，或在其岗位上精疲力竭，马上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止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特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1805年的战舰本质上与1780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迹痕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必要支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会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1778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