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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特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们在直市罗陀与牙买加的错误。英格兰舰队从未遭受过会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烦，北方各国的武装中立无结果而返。不久，英格兰的海洋帝国就变得同样专横，并比以前更加绝对化了。
除了准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外，与英格兰人相比，同盟国舰队的作战素质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数量优势的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可明白。在同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处于守势时，面对英格兰海军，同盟国军队却习惯上处于守势，作为战争的军事行为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真严肃地打算动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力量击溃敌军舰队的小股力量，使得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更为悬殊，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方式，摧毁这个海上帝国。但这一点既没有在同盟国更大的战略配合上，也没有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辉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国海军多在回避或者干脆承受对方的行动；他们从未打算要发起这样的进攻。只要大英帝国海军能得以不受打击地在大海之上称王称霸，不仅同盟国各自的如意算盘得不到兑现，而且内于某种幸运的机会，英国人通过赢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从而恢复与对人实力均衡的可能性也会永远存在。不这样做，作为一个错误，应归咎于英国内阁。但是，如果英格兰在允许其欧洲舰队如此逊色于同盟国舰队方面犯有错误，那么，后者更应因未能从这一错误中赚取好处而受到指责。采取攻势的较强一方不可能理解由于不得不关注于众多地区的防御而在调配力量上面临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进行辩解。
法兰西国民的偏见，在这里的行为轨迹中可以再度找到表达，并且上次已进行过抨击，看起来，这种偏见又为今日的法兰西政府和军官所共同享有。对于法兰西海军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关键所在；并且依照作者的意见，也是法兰西未能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结果的关键。正如这里显示出的一种固有的传统会对民众的心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一群极具才干且胆略超人的海员为了他们崇高的事业，显然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这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这些评论正确的话，它也带来了一个警示，即流行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看法总应进行彻底的检验。因为如果真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就会导致失败，甚至于灾难。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合众国更是广为传播。“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那样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1·协约与同盟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