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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6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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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视飞黄腾达、功名利禄若羽毛之轻的他,为了一施抱负,终于“身不由已”,蹈“仁义”而赴“水火”,抱“忠信”而出“波涛”了。
  1618年,黄道周赶赴乡试。试文一开卷,考官们先是击节赞赏,继之额冒冷汗。他在试文中直棱直角地针砭时政,指出当今的“庸主”,沉迷于“群小”竟进的“深居无为养真得寿之说”,朝纲颓败,“上倦于勤,下无良相,正学衰而邪说作”,“党争剧而边患危”一介未名儒生,竟然不避“犯上”之嫌,把朝廷说的一无是处。虽然句句都是大实话,文章作得很精绝,但考官们担心上峰挑看试卷,会让这块石头砸到自己头上,故将本来获得第一名的他屈降为第七。
  两年后的飒飒秋风中,黄遭周公车北上,晋京参加会试。他向朝廷呈上《进士策》,又是慷慨激昂地指陈“今之官,皆贪污,丧尽廉耻之邪官”。告诫“居官者学要为天下亭”,不能只为“膏粱子女玉帛之举”,而“无是非爱憎之虑”,“败坏自身,害国病民”。他主张严加“察举”,重视“考课”官吏,搞好吏治,并在《为君之邀必须先存百姓论》一文中极言:“天下者,并非一人之天下”,“为君国之所存实在于民,……不存乎百姓而亡”;并警告“为君者不可行暴政”,“无罪于百姓”,否则“载舟之水亦可覆舟”,百姓造反,非亡国不可。这些石头砸地般的铿然辞语,使得考官们面面相觑,幸好主考官很是赏识他的才华与胆识,总算列在第76名而登科第。
  当时熹宗朱由校刚即位,太监魏忠贤专权,阉党炎势炽盛,他们在朝排除异己,坑害贤良,对下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搞得朝野乌烟瘴气,民不聊生。黄道周一入朝班,印与同官文震孟、郑郧等正直之士订立“报国”之盟,约同以“词臣”之职,行“尽言极谏”之责。他当上经筵展书官,按规例,此职官必须奉书跪地膝行而进。然而,他以讲筵尊严,遂不循旧例,而平步行来。惹得魏忠贤竖眼横瞪威慑他,却来能如之他何。他蔑视权势,若危岩壁立而傲然抗忤。他痛恨这个无根无卵的阉人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于是,愤撰(本治论)与(原法论),指斥“奸宄窃国”“天下之将乱”,警醒熹宗帝“明法慎刑”“以振王道”。但皇帝正宠着阉官,故意装聋作哑,只知道声色犬马玩着日子,那管你谏臣有词,石头亮声!
  
  (三)
  1627年,朱由校崩了,魏忠贤被诛,朝野人心大快,但朝政并非雨后天晴。新即位的崇桢帝朱由检喜怒无常,抖擞了一下,又马上既昏庸且无能起来。时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抗击后金著有战功而升兵部尚书,因杀阉党分子毛文龙却被魏忠贤遗党诬以“通敌谋逆罪”而逮捕入狱。崇祯帝大兴牢狱,株连甚众。老宰辅钱龙锡亦牵连论死。当时,举朝无人敢吭一声。唯黄道周激于义愤,“中夜草疏,排闼叩阉”,为钱龙锡辩冤。疏中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崇祯帝龙颜一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他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实话就是石头话,既实且硬。从来听惯软话的皇上龙耳差点划出口子来,岂能饶他。于是,黄道周此次抗疏“几坐重典”,降三级调用。正由于他据理抗争,不惜抛自家性命为垫河之石,断凶湍而救贤良,钱龙锡方得免死。此等豪举,博得朝野赞誉,同官倪元璐称他是“古今第一词臣”。
  降职后,黄道周仍以国事为重,眼看朝政一天比一天黑暗;大小官僚编丝结网,举手遮天,整天拿假话软话哄皇上高兴,以金歌艳舞粉饰升平;道德丧尽,弃仁义而谋私利;残民以治,致百姓有冤难申……对此,他痛心疾首,又奏上《辩仁义功利疏》,直陈“风教摧颓,流俗邪鄙”,举朝几“无仁义之臣”,官场上”机智相尚,谗谄相先,恶直丑正,实藩有徒。颠倒贞佞,以愚黔首”。为此,他“扪天叩日”,要崇祯帝“静观独悟”。其时,大学士温体仁、周延儒当权,兵政怠驰,内忧外患交逼,形势日危。然而,崇祯帝刚愎自用,无动于衷。黄道周感到在朝难于立足,无奈而告休。临离京时,他又忍不住上疏,建议崇祯帝退奸佞小人,任贤良君子,并向朝廷举荐一批有才有志之士。皇帝诘问:“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黄道周指剖道:“直亮刚方必为君子,脂苇荏苒必为小人;仁闽宽宏必为君子,鸩鸷狡险必为小人;乐善闻过必为君子,好谗悦佞必为小人;难进易退必为君子,竞荣图宠必为小人;非道不繇必为君子,他途借进必为小人”。“用这五条量天下,十不失一”。从来唯朕最最英明最最正确的皇上,哪听得进这些,以“滥举逞臆”之罪,将他削籍为民。
  忠谏不果,反遭去官,黄道周坦然以对。此间,他曾自号“漳海石人”,表明自己回扫故乡海野,一如那块风动万钧的奇怪石头。他本是奇石的化身,一生酷爱石头。他在一篇表书中赞道:“石者,天下之伟林也!其精确瑰致,以御君子:其博笃安忍,以御小人。自仞壁而下,拳拳而上,天下之求成立者,皆取之矣!以为易与取之,以为易取而去之,石卒玑然无所复言。故天下之有道者,莫如石也。”真是石如其人,人同斯石,表现了他坚守道义,刚正不阿,荣辱不惧,磊落无私的高贵品格!
  黄道周罢官南归,先后游历了九华、匡庐、黄山、白岳、天台、雁荡等大山名胜,攀伟岩,抚怪石,遍访他的“石朋石友”,散了一把心。途经浙江,应浙中诸生之请,在余杭的大涤山攒石头建书院讲学授业;此后又返乡在漳州紫阳书院聚徒讲授,问业榕坛,影响闽南四方。他呕心沥血,培养了一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学生。
  
  (四)
  
  1636年,冬寒日冷,崇祯帝想起黄道周,召复起原官,迁左谕德,攉詹手府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克经筵日讲官。此时,朝政衰败母愈况下,外寇进逼,边土失守,贲官恶吏非醉即狂,农民起义火燃全国。
  小鬼狰狞大鬼哭,万民涂炭丑夷强。
  明明天子悲孤立,衰衮公卿竞利忙。
  今日不思弥罅漏,他年何以作堤防?
  可收拾处需收拾,莫使神州叹鹿亡!
  ——时局恶化,黄道周忧心如焚,整个官场已是水央鱼烂,几近无可收拾。于是,他又秉烛疾书,针对当时恶弊,奏上一本《拟汰冗滥清宿蠹以足军需疏》,说:“今之为国者”“人主强征暴敛,增兵益饷”;“外臣狎于刀锥,内臣竭于钻笮,奸猾纵横,忘意一切”,各级衙门官员冗溢,蠹蚀国库,为患地方,弄得国困民穷,以致“盗贼纵横”。因此,他恳切要求崇桢帝“慎喜怒”,“省刑清狱”,停止增兵益饷,坚决削除冗官滥职,“简明政治”,遏制奢糜浪费以补足军需之用,多为百姓利益着想,以安定天下。此间,值温体仁、张继发相继当政,他们借权力纠党招奸,兴东林、复社之狱,坑害刘宗周、倪元璐和郑郧等贤良志士。尽管黄遭周并非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但他同情并支持这些力倡政治改革,亲民爱国,却势单力薄的朝野精英。于是,他挺身而出,上《三罪四耻七不如疏》,说他自己品行和才学不如刘、倪、郑等七人。他为郑郧辩诬(郑被诬“杖母”),引起满朝奸佞的非难与攻击。但他坚持为人排难,引咎归己,哪怕舍命丢官!
  黄道周毕竟是块石头,其臂峥峥,其风凛凛,水火不避,浮沉不惊;不仅严以守正,而且勇于击邪——
  1638年,宠臣杨嗣昌不守母丧之制,“夺情”出任兵部尚书,然而却“主弃义州,致宁锦孤危,且引汉和亲、宋纳币,称为乐天之事”;并嗾使辽东巡抚方一藻奏请与满清议和;又徇私推举陈新甲为宣大总督。黄道周连上三疏分劾三人。崇祯帝召对平台,当廷论质。“道周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崇祯帝百般袒护杨嗣昌,屡屡驳他。由此,黄道周直陈:“积渐以来,国无是非,人无枉直,郡邑长官苟且了事”,“然其视听,一系于上”,“今至馋险无赖之徒群聚京师,鸟声兽声白昼相呼……。”他对朝廷的用人政策感到“诚可愤痛”,并指遭崇祯帝“忠佞不分,则邪正不明,为政之大戒也”。被激怒的崇祯帝将他叱退,贬官六秩,为江西布政司都事。
  他这块石头又一次从高高的峰顶被摔了下来。
  两年后,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地方人才,极力推奖黄遭周。崇祯帝听信宠臣构陷,怀疑解、黄二人结党,大为光火,下旨“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将杀之;究党与,诃连多人”。真是“莫须有”之罪!黄道周孤忠一士,唯知昧死苦谏,何党之有?龙廷之上他被刑杖打得血肉模糊,抛下大狱。户部主事叶廷秀挺身申救,被杖责后削籍为民。大学生涂仲吉与黄道周素不相识,闻事自南方千里迢迢一路跌扑赶到京师,呼遍六部,数次为
                             他上书,乞愿以死以救忠良,亦遭牢刑遣戍。黄遭周在狱中备受酷刑折磨,杖疮发作,几不能自持,但仍治学著书不辗。正如他于囚中写给友人张烃叔的信中所官:“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后来皇上生怕杀了他这样一位耿介词臣会惹来骂名,改判他永戍广西。此番杖谪,使他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日黄石斋”。事后,连崇祯帝也对近臣慨叹:“黄道周冰心铁胆,自是今时一人!”——好一个“冰心铁胆”的石头汉子!
  黄道周官历两朝而居显位,在“衷衮公卿竞利忙”的官场上,从来洁身自守,“不营田宅”,一身“赤贫”。送到床上的绝色美妓他不染一指,捧到面前的济困赠金他不纳一毫,人称他是个大“冰官”。他说:“贫是吾儒本色,受侮(指遭谪受刑)亦是吾儒本色。”他只一心图报邦国,“冀欲匡时,不负苍生”,故自“策仕以来二十四年间,虽偃蹇困潦,三遭废黜,身经百折,万死复生”,从不“偷荣以承欢,遭危以自逸”,“前后三十疏,原本仁义”,“批龙鳞”,“冒锋镝”,“多言数穷,遂招物忌”。但他以奇石般“严冷方刚,不谐流俗”…的独立姿态,“忠义奋发”,极尽一位人臣的诤谏职责。
  翌年,有朝臣同情黄遭周的遭遇,当政者为了延揽人心,旨下复原官。他乞病告休返漳浦,将东皋书舍“浩然堂”扩建为明诚书院,又在漳州蓬莱峡邺山讲堂广收学生授课讲学。他一再谆谆教诲学生“读书治志”“知人安民”;人生当“以忠信礼义仁”“为五大宝”,若不,“即做成掀揭事业亦无乐处。”“读书不做官,作名贤可传可法足矣!”……
  
  (五)
  
  终于,李自成攻陷北京。1644年农历3月,朱由检吊死煤山,崇祯朝覆亡。继而清军入关,铁蹄踏踏大举南进。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建立南明政权,是为弘光朝,晋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奉召进都后,黄道周期望振兴邦国,因上《进取疏》。可是,弘光帝整日沉溺于酒色,哪管头上的天塌了下来。而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等人趁机“怙势争权”,“措置乖方”,无意抗清。他“无所为”又不能为,便“不欲久厕朝班”,请往浙江祭禹陵。数月后,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朝倾塌。他在钱塘江边遇见拥兵南逃的马士英,痛斥其“卖国卖君”,骂得马士英狗血淋头,“落靴而走”。
  翌年,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晋黄道周为兵部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见隆武帝有志复国振兴,便为其区划裁定庶务,制定抗清战略,以期在福建“国势既立,然后右携江西,左挟会稽,兴桓文之师,朝见孝陵,收复南京,旋清中原,以慰宗社苍生之望”——
  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
  老臣拼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
  他热血盈腔,原以为苍天虽倾,但只要众心合力,砥柱中流,回天尚有可望。谁知福建的“土皇帝”南安伯郑芝龙却拥兵自重,凌驾于上,明里不发一兵一饷,暗中纵敦谋降,隆武帝亦无可奈何。对此,黄道周便自请募兵抗清。他对隆武帝说:“臣以国耻未雪,中夜抚心,思圣朝垂谕之言,一字一泪一血,是以奋不量力,务请行边”。他料知大明王朝的天已崩裂难支,想自己纵然真是一块可以补天的灵石亦无法挽回;但国难当头,他只能“致命遂志”,”仗节死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说:“吾辈顽石,捣骨合药,无补于天,犹冀后人嗅此药气耳厂只希望自己能够留下忠贞的气节去激励后人。
  7月,黄道周以一介儒雅“紊手从戎”,在福州校场誓师,揭举抗清义旗,率门生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等子弟兵1000令人进发信州。他亲拟《招征书》,一路得到仁人志上的支持,各地军民奋起响应,甚至“田夫荷锄从之,日扁担兵”,“募义从军者几及万人,军声颇振”。他把各路汇集的军队加以整编和训练,遂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正当各路义军与清军奋战时,徽州陷落,他提兵赴救,不幸于婺源兵败被俘。
  清军督师以“得一忠义之人,胜得土地数州”,日夜派人劝黄道周归降。早巳叛明降滑的“六省经略”洪承畴亦亲自出马,以同年、同乡与旧日僚友的关系来规劝他,又遭到严词拒绝,最后求他写副对联以做留念,黄道周当即奋笔疾书:
  史笔留芳,虽未成名忠可法;
  洪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
  ——这副妙联嵌字谐音,人们一看就能读出,他在颂扬不久前在扬州血战抗清壮烈殉国的江南督师史可法,同时讥斥面前这位贪图富贵,叛国降清的软骨头贰臣洪承畴。洪承畴羞得满脸是汗,仓皇而退。
  在婺源狱中,黄道周—怀着悲愤心情,赋诗数章,“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不忍共浮沉……”抒发他尽忠明室,义在必死的心志。被解送至南京后,他置生死于度外,日诵《尚书》、《周易》,或弈棋、作书。囚中共赋诗310章,取名《石斋逸诗》,以“雄藩不破虏,猛士倦思乡”的悲绝诗句,再次表明以死殉节的决心。
  清廷劝降不成,决定处死他。1646年捉历3月5日,黄道周挺胸而赴刑场:“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老随从跪清留几句话带给家中,他即裂衿咬指血节:”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遂慷慨就义。与他一起出征而被俘的门生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随之押到,他们抱着他的头哭叫:“师魂少须,吾辈即来矣!”亦一同赴义殉难。
  清廷诏令将黄道周的头颅四处示众,至微州,他的学生陆自严费了千金买回他的头颅,合身首掩葬于金陵。数年后,由长子黄麂及门生赵子璧,扶榇归葬于漳浦石养山。
  人们闻知黄道周殉难金陵,“莫不流涕”哀恸;“留都白昼顿为阴晦”。讣讯传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他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另在他的家乡立“报忠”庙,树“中兴荩辅”坊,春秋致祭。
  黄道周这块灵异的“顽石”终于陨落了,但他“捣骨合药”留下的“药气”——他的气节精神却激励起许多仁人志士。郑成功随之在闽南揭起抗清复明的义旗,特在思明(厦门)建忠烈庙奉祀他。其子郑经最后从铜山退往台湾,又命将士们把他的香火带过海峡,在台北艋舟甲、淡水和宜兰等地建起祠庙奉祀他,至今香火不绝。所有他战斗过讲学过的地方都曾有他的庙祀。尤其闽南,不仅庙祀犹存,甚至不少百姓家中至今仍然置有“石斋公”的神主,月月祭以香火。
  
  (六)
  
  他是“志士”,是“英雄”,是“旷世伟人、全闽师表”。他“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人们将黄遭周与宋代理学家邵雍、抗金名将李纲、抗元英雄文天祥合比。明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称他“宇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学问直接周(公)孔(子),为古今第一。”清乾隆帝赞扬他“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而闽南百姓甚至将他奉为“圣人”,到处有他为圣为贤的故事和传说。
  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从者云集”,弟子遍及闽、浙、苏、赣、皖。他平生研著甚丰,计著书百余种,内容涵盖理学、易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军事、教育、天文、地理等诸方面,是我国明末清初深具影响的文化巨子。
  他诗文俱佳,且工书善画,曾以“石斋”、“石人”、“石道人”、“石史”、“黄石公”等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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