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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二895年间冯塔纳再次描绘他，“他是一个超人与骗子的混合体，是一个英雄与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慈善人的矛盾体，使我产生混乱的感觉，我不能纯粹的、完全地称赞他。他有缺点，这也是伟人的一个方面。”
十、新居
他的别墅在夫里特利士鲁，曾一度是所旅馆。星期日，当汉堡的人们去萨克森游玩时，都喜欢在那里住宿。后来，俾斯麦做了宰相，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几乎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从申豪森搬到瓦森，又从瓦森搬到夫里特利士鲁，俾斯麦的住所越来越不像王爵的宅第。就阶级而言，他却是从乡绅升到伯爵，最后封王。他为什么不肯在他的新森林里盖一座王府，为什么不肯事先把这座旅馆装饰一下，甚至连屋子里的门牌号码还保留着？他向来以自己的家世为骄傲，为什么不花些钱，费点事把家宅弄好？他时常追忆尼朴甫（只有这个地方是他爱过的），它已经被卖出去了，但还可以再买回来。他生在申豪森，这地方还是他的。当他住到汉堡时，汉堡似乎很不合他的心意。瓦森同夫里特利士鲁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一样的荒凉，一样的浪漫，房子也是一样的朴素，他分别去两处度过夏季。
俾斯麦对风景的爱，仅限于波美拉尼亚。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都献给了这个北方有风景的地方。无论在哪儿，不管是匈牙利、俄罗斯还是丹麦，只有森林是他的家，他爱森林。后来，他变作喜欢萨克森瓦尔德了，如同他喜欢瓦森附近的森林一样。惟有在森林里，他才能摆脱他一生的检桔、专制；也惟有在森林里，才能使他的暮年同少年时一样，尽情幻想浪漫与诗意。
“我爱大树，大树是祖先。……如果我不这样地爱它，我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喜欢自然是上帝赐予我的感情，倘若没有这样的性情，是不会如此热爱的。……凡是不喜欢自然的人，我都有点不认同。……当我酣睡时，在梦中，我见到了小松树林，春天吐出的新绿上都沾了雨水，……醒来后我觉得十分精神6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驾好几个小时的马车，可以闲坐在板凳上，欣赏片片新绿，无思想也无厌倦。”有时候，他却在森林里考虑问题，因为还有一次他说：“当我一个人在森林里的时候，我得决定许多重要的事情。”
俾斯麦惟有在森林里才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至多也是看到伐树的弄错了树才生气。不然的话就是他见到林边上种田的人骂马，打马，他会下马用马鞭子打那个人。他会同管林人一株树一株树地讨论：“你说什么呀？树尖枯了？那么我的头也有点秃了！”随即会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他的秃顶。有人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俾斯麦同他的几个儿子在夫里特利士鲁树林里用枪打掉树尖上枯的枝权，然后吓唬自己的管林人，这样做俾斯麦觉得是最有趣的了。所有的人听到他的号令都会瑟瑟发抖，他却用这样的把戏来戏弄他的仆人，以免他们伤害他的宝贝：树木。现在他不怎么出去打猎了，他要保护林中的鹿。一位客人在吃饭时间问他，回答很简单，他说他不喜欢吃自己的野味，但是他却允许他的客人去猎取。
他没有一点浪漫的气质，但却喜欢冥想，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冥想，是爱的表现。他说他在夫里特利士鲁会戴眼镜，因为在那儿他见到的都是有意味的事物，而在柏林却不是这样的。他七十岁时写信给他的夫人还带着那种写实家的腔调以及对景物的爱。
“这里的紫丁香和橡树长得要比柏林的慢些，但景色还是很可爱的，却有无数的白喉雀、掠鸟和许多别的鸟儿。这儿有杜鹃，去柏林前我一直没听到它们的叫声。我问：”还有多少？‘那个会恭维的人说：“十二。’但最后的两个，未免过于房弱了！冲击水轮的一股水很像瀑布，挺好看的。前面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洼地，掏些钱，向后走一百步，就有更大的一片清水了，磨房中的磨还在匀速地转动，可房子
却到处在漏雨。在西尔克……黑麦大瘦，大麦需要较多的雨水；们户们时常发些牢骚……新挖的鱼池不错，新栽的树种得太深，同以前一样！……我祈求上帝让你尽快地恢复健康！”
俾斯麦在树林中变得公道起来。在瓦森时，他得到报告说有人偷野味，他仅仅是有点怀疑就同他的客人一起坐马车去看那个嫌疑犯，一边走一边诅咒那个人。等到他回家时，他传来了管林人的主管，主管告诉他那个被诅咒的老头根本就没有枪，而且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听这两句话，有好几分钟俾斯麦一言不发，随后说道：“只好等吃完饭，请诸位先生再同我一起去那儿。”到了那儿，老头子却躲着不肯出来，俾斯麦下车，同他的客人一起走进去，请老头饶恕他的过错。他曾屡次不公平地对待他的下属，从没一次这样客气。这位可怜的老人为自己辩护，让俾斯麦顿生尊敬之意。他如此诚恳地请求老人的宽恕感动了旁观的人——与此同时，关于类似的事件，他们心自问。这之后，他很懊悔自己以前的许多行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想许多曾被他不公正对待的诸位部长、属员、护林员以及王公们。他很久很久地回想，被他作为牺牲品的人们一定不会相信，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肯承认。
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保留着一种习惯，一直到老都不曾改变，那就是他用严格的礼节来招待他的客人。不论是大臣，是邻近的乡绅，牧师的太太还是魏玛的公主，都称赞他的欢迎仪式是高贵的，有气质的。不论他与什么人握手。一定先摘下手套。但是一进到屋里，他的客人们就会像呆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屋里并不整齐，这儿摆几个酒杯，那儿放几个烟灰盘，有的地方挂几幅画。客人们坐在用格子布盖住的桌旁，喝各种各样的酒。屋里非常清静时，他写信给他的夫人：“阿德拉海特正在读意大利文，赫伯特在我的身旁写东西，泰拉斯啃一块大骨头，茶壶的水开啦。”台德曼在那里办事，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当快到中午他出来时，多是王爵夫人在那儿忙碌，“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啦。”俾斯麦快到一点时才出现，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听台德曼的报告。吃过饭后，很多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儿子或女儿坐马车出去两三个钟头。马车时快时慢，台德曼带着记事册，因为最要紧的事，往往都是坐在马车上时决定的。在最后的半个钟头里，马车跑得很快。自从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后，总有侦探寸步不离，有一个是固定保护他的。俾斯麦只好接受这种状况，即便住在乡下时也是如此。通常在六点时吃大餐。“总是四个菜，还有香摈酒。平常是葡萄酒。——看到面前摆着一盘鹅肝，他会很高兴的。他嘻笑着说，‘龙是越变越小啦’。”饭后大家来到大客厅，围坐在火炉旁闲谈，“这是一天当中最有意思的时候了。当时，他会说一些新鲜观点……会滔滔不绝地讲自己从前的事情。……快到九点时，他走进书房，这时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到了半夜就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从十二点半吃夜宵时起，他就要同夫人聊一个来小时。”
这样宁静的林间生活，不时被打断，除了那些急需处理的公务，还有因人不敷出所5 ；起的愤怒。在柏林，他的薪俸是一万八千元，而他却要花到五万。因为爵位和赐地使他耗费大量钱财，所以他牢骚满腹。“在我还没受到第一次封赐之前，我过得很好；以后，瓦森把什么钱都花完了。除了薪俸和申豪森的租钱，我没有别的进款。……全部的租金都在这里，可还是不够的。但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弄好的。……新的赐地（夫里特利士鲁）很值钱，可到现在为止，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倒是为了买这块地中间属于别人的那部分，我又花了八万五千元，要不然就得住在树林中间的一所破房子里。”他时常对哥哥抱怨说，瓦森的收人几乎不值钱，萨克森瓦尔德的木材也带不来什么利益。现在得坐华贵的马车，车费比从前高出许多。“我得付出许多修理费，不幸的是，作了王爵，所付的修茸费还必须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以前我曾想，我的儿子们只要成为富裕的乡绅就很满意了，现在我可不想让他们成为乞讨的王爷。”
俾斯麦把瓦森的造纸厂租给一位制造家，得到八万元；他从易北河边的一所火柴厂，得到一万二千元；从夫里特利士鲁，每年收人三万四千元。“假如我不是一位王爵，这样的收人是很不错的啦。看来我永远不能习惯做个高贵的人了。”乔安娜也当着客人的面，对着微笑着的丈夫呼叨，她忙了一个钟头，因为家用账上有十一马克五十个铜钱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当俾斯麦七十岁大寿快到的时候，在整个德国收敛金钱来进行庆祝。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收聚一笔钱，由他来做一件有益于国人的事，无数的小市民捐铜钱，雇主们逼劳工们捐助，最后一共获得三百五十多万马克。在政府公告中（当然是俾斯麦示意的）君主说：“一百二十万马克是交给你做公益事业的。根据你的请求，我同意你把这笔钱拿去。无论将来收集多少，你都可以拿，但你必须随时告诉我你如何用了它们。”
委员会和一些得到好处的人反复讨论之后，拿出一百五十万马克买了申豪森的房产，在俾斯麦生日那天，雷提波尔公爵把一张不负债务的地契交给了他，并说，“这些房地产以前原本属于俾斯麦家族，后来却被别人霸占了。”
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而婢斯麦呢，却用最初交给他的一百二十万马克添设了许多学位津贴，以利于高等教员。虽然说是国人替自己的领袖买回了世传的家业，人们却不肯相信。这些产业并不是已经“丢失”了，他的两次赐地完全可以买回祖先们早已卖出的田地。
路西亚写道，“有些人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有些人却认为应该做些与宗教有关的事。”俾斯麦却试图用英国人对英雄的慷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可是他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贫苦的人们对他大失所望。他们之所以捐钱是因为他们深信这笔钱会用于更利人的建设。贵族们在19世纪70年代里对他做的批判尽管有失公允，但他的这次行为的确有损于他的名誉。
这是俾斯麦生平中的一次失检之处。
他躲在乡下，原本想放松神经，恢复健康，但却根本办不到。主要是因为饮食太不小心。
当医生吩咐他忌嘴的时候，路西亚说，悍斯麦喝完汤后，只吃一条肥鱼，一点烤小牛肉，三大枚海鸥蛋——同时喝许多红酒，这就行啦。既然他相信喝些啤酒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吃许多鱼子和其他香料很重的食物以便口渴。赫因罗厄对我们说，他在俾斯麦家中做客时，俾斯麦正说自己胃口失调，不能吃东西，神经也痛，可他却不加节制地吃了许多东西：汤、鳝鱼、冷肉、大虾、龙虾、熏肉、生火腿、烧肉、点心。有一次有人恭维他神色健康，他却回答：“我倒乐意神色好点而感觉好些。……没有人对我表示同情，这是我的不幸！我觉得额头上有压力，似乎里头不能有别的东西，只能有一团软胶……血是一种特殊的液体，神经更是性命攸关的线，我们是可怜的幼物，在线的尽头乱跳。”
他得病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专横。他说：“一向都是我管医生的；可现在不行啦，有个医生管我啦。”这时的俾斯麦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他既好发怒，又不体恤他人，时不时头痛、面痛、失眠血病。脚肿、静脉曲张。他体重二百四十七磅，他的专职医生相信他得了绝症：胃癌和肝癌。比尔的医生施维宁格尔到瓦森给俾斯麦检查，做出诊断说：“如果王爵的饮食起居还不改变的话，我不能保证他再活六个月。”听了这两句话，俾斯麦亲自向医生请教，医生简答他说：“我不敢说大话，我治不了这么多的病。”这两句话却在俾斯麦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前从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是个好样的！”
这位医生是个有魄力的人。后来到柏林替他治病，他却还有些怀疑。医生让俾斯麦早上八点钟起床练哑铃，除了鲫鱼，整天不许吃别的东西。俾斯麦吼道：“你一定疯了！”医生却说：“好吧，你干脆请位兽医来吧！”说完就告辞离去。这样的手段总算使他屈服了。有两个星期医生监督他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办公，一刻不差，管得紧紧的，果然有了进步。在施维宁格尔离开的一段日子里，他立刻吃“三倍那么多的奶油渣”。于是引起了厉害的肚痛，后来又患了黄疽。他移住夫里特利士鲁，医生继续为他治疗，并随他一同去了启星根、加斯泰因，时刻伴在他的左右，两个月后他康复了。他还承认自己返老还童能够重新工作啦。
施维宁格尔用压制的手段摆脱俾斯麦的压制却救了他的命。假如在其它方面，有别的德国人敢于像这位医生一样反抗压制，他们一定会见到俾斯麦并不总是那样专制的。十一、爱犬之死
我们很疑惑这个永不满意的老人在年至桑榆晚景的时候享受过什么人生的乐趣？
对于他的儿女们，他还是相当宽容的，即使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也能原谅他们，但却竭力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他很高兴见到他的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他总是显得很快乐。偶尔与少时朋友相聚，他也能从中找回不少的乐趣。他的另一件人生快事就是喝酒。好酒对他的吸引力远比什么徽章宝星要大得多，他曾经拿定主意（皇帝不大以为然）要把所有的俄罗斯宝星炼成“块银子。他说每人一生要喝多少酒抽多少烟，那是命里注定的事，”上天给我的恩赐是十万支雪茄和五千瓶香按。“他的话被人听去传为笑谈了，于是就很认真地计算起来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雪茄。
柯雪林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现在却难得见上几面，他曾说过“我只佩服柯雪林一个人的头脑”这句话，同时说明他自视很高。柯雪林也非常知道利用这一点，十年来从未主动到乡下探望他。他解释说：“俾斯麦现在权势倾天，如果无意中遇到他，他还会和从前一样，不失为一位诚实可爱的朋友。但如果专程去看望他，却并不一定是件方便的事，如今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莫特利的来访，使俾斯麦分外地喜悦，这位美国人已经同他八年未曾来往，1872年夏天他们终于又重逢了，俾斯麦在给莫特利的回信中写道：“一见到你的笔迹我就非常高兴，拆信之前我就预感到你要来看我，我张开双臂一千次地欢迎你的到来……你收到信的任何一天，都是你启程的最佳日子。”往下他又不厌其烦地告诉莫特利坐几点钟的火车到柏林，这样便于他们在瓦森等他，在莫特利到来的一周里，俾斯麦每天要陪他十四个小时，这是其他的朋友从未享受过的最高礼遇。
莫特利写回信说道：“他比以前稍微胖了些，整个人看起来多了些沧桑感，但他还是那样性格开朗，全身充满了魁力，不失为大家风范。他到早上四五点钟才能人睡。饭后我同他在树林里散步，他很随意地以幽默风趣的语气谈起近几年发生的大事，他谈这些事的时候，非常的平易自然，就如常人说起家务事一样，毫不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易、无拘无束的感觉。我不禁要说‘这就是伟大的俾斯麦——当世最伟大的人物’我所见过的所有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都不像他这样的平实，不如他这样的真诚与和蔼……”
我们从莫特利对俾斯麦最后一次的探望中（莫特利此后一两年就去世了），能看出莫特利这位精神自由、能力非凡、兴趣广泛、无私为人的美国人对俾斯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俾斯麦周边的人，如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他的哥哥。罗恩以及任何一位他的同事都不能给他以前有益的帮助，不能减轻他的心理负担给他以新鲜轻松的心情，但莫特利这位来自遥远大陆的共和国的公民却能给予他这些。
俾斯麦现在只有几只不会说话的动物与他作伴，他变得愈发的孤僻，他甚至喜欢他的狗超过了喜欢他的夫人，在他的谈话与日记里他会时常提起它们，当他决定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狗考虑在内，他会牵着它们在威廉大街和森林里散步，他与他的狗一起分享忧愁和欢乐，他与他的狗几乎形影不离。这几条铁灰色或黑色的狗体格硕壮，反映灵敏，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的神勇和威猛。它们死后大多被葬在瓦森的一个大园里面，有八条狗被葬在他最喜欢的马旁边，那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这几条狗从不向他索要什么，对他很温顺，虽然默不作声，但却非常能领会主人的心思，他也就愈发地喜欢它们。他晚年这样评价说：“我喜欢狗，因为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它们，它们也从不记仇。”他这句对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