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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星期他是不肯说这种话的。赫伯特听从父亲的旨意，与一位继承家产的奥地利女子定亲。俾斯麦想去维也纳，参加他们的婚礼，他求见弗兰茨约瑟夫，要求其答应欢迎他。但是威廉二世与近臣们恐怕这位前任宰相心怀叵测，威廉二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道：“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去受恭维他的人们的计划好了的欢迎……你是知道的，他的诸多最得意之作之一就是同俄罗斯订立两事兼顾的密约，这是在你的背后立的，被我打消了。俾斯麦自从归隐以来背信弃义反对我与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用尽他的手段与奸诈，尝试使世人相信是我先向他求和的。他的诸多计划中之最要紧的，就是他会请你见他。我所以敢于求你，在他尚未到我面前认罪之前，切勿见过这个不受约束的子民以使我在本国的地位稳固。”
与这封不光彩的信同时送往维也纳的还有一封，是霍尔施坦起草，卡普里微签字，给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的，信中说道：“倘若俾斯麦或他的家族要到你家来，我请你限制你自己的俗礼形式，切勿去参加结婚典礼。不仅是你该遵照办理，全大使馆的人员也应照办，我还可以告诉你，皇帝不肯改变任何结婚报告……我命你把这件事实告诉卡尔诺基伯爵，你认为最适宜用什么法子告诉他，你只管用。”
有人秘密地告诉俾斯麦有这样的一封信，他最初就想到送一封挑战的信给卡普里微，他想道：“我已经选好一位见证，我的右手还是很稳的，我又常练习手枪。但是当我想过之后，我总记得我是一个军官，这件事应该归一个年长的军官们所组织的名誉法庭处决。我决不能够使他同我当面决斗的。”这个巨人现在是七十七岁了，还显示出了他的狮子般的勇气。他要保护他的姓名、位分、名誉，那怕冒生命的危险，也是要保护的，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不肯打发他的儿子去替他决斗。他要自己去，他要惨死，以结束这样受骚扰的生存状态，他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次也是被这样的思想所激动的。
他走了一条更为有深谋远虑的路。私下里他称这封“乌利亚信”是一件不要脸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篇文章，公布与众，说道：“奥地利皇帝本来想接待俾斯麦王爵的，有人想出阴险的办法使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的从前历史里头，不可能遭受如此凌辱。”这个炸弹轰然一声炸裂，碎块飞过了德意志边界。
自从普鲁士立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君主，从未象激起过全国的人如此沸腾地反对他，因为即使以1848年而言，普鲁士的怒气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懦弱无能的君主发作的。现在半个德国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从柏林经过，群众就在辇轮之下，走人车站，请老头子演说。他是个很有思虑的人，自然是不允所求；他的报复计划中，早已盘算到他到了维也纳，贵族们觉得很难为情，只好走开，德意志大使装病，睡在床上，但是他的夫人却很有胆量，替这位受了羞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所激发的诸多恐怖与技节之中，赫伯特与女伯爵荷安施结婚了，十年前他也曾处于同样的恐怖与枝节之中，那时候他节制自己绝不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须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么？……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椰榆人。”
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椰榆。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胄。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u 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惟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十、政治遗言
他的笔迹表示悟解强过想像、意志、精力、自信，但也表示自制自在与看重形式，他的性情是骄傲的，执拗的，虽好秩序，却不合时，是一个受制于神经的人，常有许多惊人的举动。他的字写得很大。最让人注意的是五十年都没改变多少——同他的性格一样。
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到了晚年还是一个喜好奋斗的人。当柯雪林苦劝他现在需要变作一个随和性格的人，他反驳道：“我为什么该随和？”当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天，一串一串的人来看他，他们盼望着能看见一位安静的老头子，却听见他在露台上说着火气很猛的话：“有创造的生活，是从奋斗中得来的。从植物起，中间经过昆虫以至于鸟类，从骛鸟以至于人类——无斗争则无生活！”当他被选人帝国议会时，他就有了斗争的激情。他说道：“当我进去坐在会议厅的下一层时，我很想看着政府席上的人的脸……我是一滴化学药水，只要倒在辩驳里头时，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分解了。”有人认为一个人应当知足，俾斯麦说道：“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一个人人都知足的极乐世界，因为这样一来，把大志都消灭了，道德也停滞了。”
他对基督教向来只做形式上的事；到了现在，简直连形式都没有了。他的晚年同他的少年一样，他的心被一种怀疑主义所节制，有时成为一种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只有一个人敢问他这种事，这个人就是他的少年时的朋友柯雪林。他给读者以一种同情的解说：“他的宗教情结”（这是柯雪林最后一次探望他的老朋友之后写的）“似曾经历过起落……到了晚年，他的感情冲动睡着了。”柯雪林记载两句话，作为俾斯麦的最后自供：“在最后二十年间的斗争中，我同上帝离开很远了，我说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到了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远离，使我心痛。”
当他任意思辨宗教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话使泰教甚笃的老乔安娜忧虑。他正在看报，把报放下来，当着一个客人的面说道：“有两件事物充塞我们的全体，我应该知道至高的神人是否也是这样。以我们人类而论，人类有精神有躯体；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代表组成；而全体人员，则是以婚姻关系作基础。这样的两合主义，推广到全部人类……我并不想侮辱宗教，我却很想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否也可以有辅助他的，如男人有女人辅助。”他说道：“这条教理是不能明白的。”他很郑重地大声自问道：“也许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还有几个阶级。上帝可以有其他听他指挥的神人，这些神人能够帮他的忙，以统治这个无限的宇宙。譬如当我看报时候，我屡次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痛苦，好运与恶运是怎样不公平地分配，到了这时候，我就易于惊讶，统治我们这个世界之权是否交于一个摄政之手，他却并不完全照着我们的万能神的意思办！”
这种自然主义，是未消灭以前的火星的最后闪光。他只能够看世界是一个国家。他看见其中有许多瑕疵，他既认为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必定是尽善的，就会有一个摄政的假设——一种普鲁士的省长——俾斯麦有一次说，这种省长误解误用法律。等到很老的时候，他折回于古代的条顿族眼界，这是他一生所存着的，始终未曾抛弃过，当他更想斗争的时候，他决不害怕上帝。他说热带的人崇拜太阳，因为太阳在热带地方是危险的，有势力的；条顿人崇拜雷电也是因为相关的理由。他很蔑视地说道：“在这里，又露出人类的性质，与狗相同；用他的爱敬他们所怕的人。”
有一个领事报告说，有几个黑人很想杀他，他逃走了。俾斯麦说道：“我们都在上帝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最好是身边带着一把手枪，无论怎样，我们出行不可以身上无备。”
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神秘思想。他常有迷信趋势。“我喜欢相看动物所发现的记号与征兆。他们比我们聪明的多。”他屡次提及数目的玄义，他照此核计他的死期，他说他不死于1883年，就会死于1898年——果然是这一年死的。“光，树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最终都是不能解说的。既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该有与我们选择的悟性相冲突的事物？……蒙田题写自己的墓碑说也许他喜欢用‘我们将来看’题成的墓碑。”
这个老头子相信他的事业是可以经久的么？他并不因为德意志人的颂扬就走差了路；他绝不为名而变作有目无睹。他的名声，现在自然是天下人都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位中国大使来请教他，北京朝廷的阴谋，最好是用什么法子对抗。有人从阿拉伯写信给他，说那里都知道他的名字，那里的人说俾斯麦叫做“快火”，“勇的活动”。德意志都知道他，但与他有什么益处？“德意志人都是小气的，心窄的没有一个是顾着全局做事。各人都忙着添塞各人自己的私囊……我们彼此相待已过于不通融不迁就了，对于外国人却过于通融过于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