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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传教士与当地民众共同游行反对独裁统治，投身识字扫盲教育、植
树造林，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和消除贫困等运动，着力在印第安人中传教并在
乡村和边陲兴办医院、学校和广播电台，从而使社会各界、特别是下层民众
在社会福音运动中认识并接受宗教福音。二是全面实现教会的“拉美化”，
决策过程逐渐由拉美人来处理，拉美牧师及传教分支机构享有高度自治权，
外来差会在确定预算、公共关系、人员及财产交接等问题上尊重拉美人的意
见等，变过去的主仆关系为伙伴关系。
在拉美基督教中，发展最快的是五旬节派，其信徒人数占基督教徒的三
分之二。拉美地区的五旬节派始终强调本色化和自力更生，不依赖外国差会
和外国资金，如拥有300万信众的巴西神召会，其3000名工作人员和9000
名神职人员均为本国人，只有20名外国传教士协助工作。
他们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充分利用“世俗见证”方式，让俗人参
与主持圣礼和见证，加强了圣职人员同俗人、信徒与信徒之间的感情联
系。同时，教会开展了多种服务活动，大量吸收民族音乐、舞蹈等形式，
并施行民间传统的神秘疗法鼓吹祈祷的神奇治病效应，在缺医少药地
区，此法颇受欢迎。教会的民族化，带来了新教的兴旺发达。（于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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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当代基督新教》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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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天主教与东正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宗教生活的世俗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到各方
面的挑战。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运用，带来能源、动力、冶金、
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以原子能、电子技术、合成材料、
空间技术、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等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以更快的速度迅猛
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然而由此带来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错综
复杂的矛盾，劳资冲突，战争危险，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
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天主教与东正教都主动地或被动地调整其政策。
1。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宗教经典的神圣性一般是不容否定的，从内部进行的宗教改革，往往是
在维护宗教经典神圣性的前提下，重新解释宗教教义。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和
现代主义，也属于此类。相比之下，现代主义比自由主义走得更远，他们对
传统教义以及教会对权威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他们采用历史和批评的方
法，反对经院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对权威至上主义，特别是教皇至上主义，
及教会干涉科学自由与独立甚为反感。他们甚至认为历史上的耶稣其地位比
信仰中的基督地位低得多，其知识有限，往往意识不到他作为救世主的尊严，
教会及其礼仪既不是他设立的，罗马教区的首席地位也不是产生于神的意
志。有人甚至认为天主教除非成为某种非教义的基督教，否则不可能与科学
调和。其代表人物有杜歇斯君，卢瓦齐，拉伯多尼埃，蒂勒尔和布朗德尔等。
在罗马教廷的高压下，现代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瓦解了，但它对天主教的震动
却是影响深远的。
当代天主教界最大的事件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该会议于1962年
10月11日召开，1965年12月8日闭幕，历时4年，前后共召开168次全体
会议，10次公开大会，与会代表每次平均为2200名，颁布四大宪章，9种法
令，3项宣言。这16个文献在会上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而通过，并给天主教会
带来变化。这次大会是天主教教会史上第一次没有受世俗国家干预的大会。
一些基督教新教团体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会议，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959年1月25日，教皇约翰23世（1958—1963年在位）为解决“一个
以不可改变和反现代主义而自诩的古老教会，如何在经历社会、政治和文化
巨变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这一问题，发起筹备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约翰
23世当选教皇时已76岁高龄，很多人以为他的当选是枢机主教团精心安排
的教会“看守政府”，填补米兰大主教蒙蒂尼（后来的保罗6世）当选前的
空缺。然而约翰23世尽管在位时间不长，却积极召开宗教会议，其改革倾向
显而易见。
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想在第二次大公会议上贯彻自己的主张，罗马教廷的
高层官员想通过占居筹委会关键位置、拟定各委员会成员名单、起草70条建
议供大会审议等措施来控制会议。但约翰23世却在开幕词中敦促来自世界各
地的主教们为复兴教会，对现代社会及教会形势持乐观态度，并要求主教们
不要搞僵死的学究式辩论，而要为教会的古老教条找出有意义的、积极的新
方式加以说明。与会主教们事实上取消了教廷内定的各委员会成员名单，而
由反映各种思想倾向的主教组成10个委员会起草文件。结果，原定的7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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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除礼仪外，全部重写。
会议期间约翰23世去世，继任的保罗6世（1963—1978年在位）继续
贯彻改革派复兴教会、加强与基督教各派的团结、与世界对话的路线。他继
位后主持了第二次大会 （1963年9月29日—12月4日），大会讨论的主题
是普世教会运动、宗教自由、现代通讯和反闪族主义等。大会讨论的第一个
文件是《教会论》，改革派加强集体领导的议案获得多数票通过。第三次大
会（1964年9月14日—11月21日）关于《论神圣启示》的辩论不仅反映了
改革派的主张，而且接受了与当代圣经批评学与历史研究的成果，主张教会
与现代世界对话。有些改革派提出要重新评价婚姻道德，特别是关于人工避
孕的传统立场，引发与会者的激烈争辩。此外，以美国天主教主教们为首的
改革派要求教会实行宗教完全自由政策，迫使基督徒统一秘书处起草了一份
声明。第四次大会通过的《现代世界中的教会》使改革派比较满意，文件重
申了宗教信仰和举行仪式的自由，并承认教会过去有时违反这一原则。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给天主教带来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
方面：
①礼仪用语的变化使天主教更接近信徒。为使平信徒领会礼仪的含义，
大公会议强调布道语言由拉丁语改为民族语言；
②以往教会强调制度、律法和教阶，从平信徒到教皇形成了一个金字塔
式的统治机构。大公会议加深了对教会自身的理解，强调教会是上帝全体子
民的教会，所有信徒在基本使命、尊严和义务等方面，人人都是教士，教会
机关为教会社团服务，主教与教皇共同管理教会；
③此前罗马天主教认为自己的地位优于新教，不接受新教发起的普世教
会运动。大公会议改变了对基督教其他教派的态度，罗马天主教不仅承认他
们是“兄弟教会”，与之共同举行某些活动，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对教会分
裂所应负的责任；
④大公会议改变了过去认为教会神学是非历史的经院神学，天主教思想
不可改变的立场，强调基督教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承认历史条件对传统（甚
至经典）的影响。
⑤大公会议号召罗马天主教教徒与现代世俗世界进行对话，表示教会愿
意接受现代史上一些进步的文化和社会运动，承认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虽然形成某些书面协议，但在教士性质、神职人
员独身、妇女按立圣职、人工避孕等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见解。约翰
—保罗2世（1978— ）登基后，保守势力有所抬头，希勒毕克斯、汉斯·孔、
卡勒汉、梅慈等神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罗马教廷的处分。这种回潮给那些
真正要求改革的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浇了一盆凉水，从而对教会失去信心，有
些神职人员我行我素，置罗马教廷规定于不顾，有些神职人员干脆脱离天主
教会。
2。解放神学与世俗神学
解放神学发轫于60年代后期，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第二届
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广泛讨论了和平、公义、贫困、发展、解放等问题，
并在会议正式文件中首次突出了“解放”的观念，反对并取代开发主义或发
展主义的观点。此后在拉丁美洲各地相继举行的神学讨论会中，解放神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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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一步的发展。
倡导解放神学的秘鲁神父古铁雷斯于1971年发表《解放神学》，对解放
神学做了全面的阐述，巴西的阿尔维斯、阿斯曼、博夫，阿根廷的博尼诺和
杜塞尔，智利的加利莱亚和穆尼奥斯，乌拉圭的塞贡多，黑西哥的巴列和比
达尔等，也都是解放神学的重要思想家。
根据解放神学家的解释，解放神学是根据“上帝的道对基督徒的实践进
行批判性的思考”。他们认为“解放”包含有三个层次且互相联系的意义：
一是被压迫的人民和社会阶级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地位中获得解
放；二是通过历史观的解放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起责任，通过自己的整个
生活和历史造就自己，造成新人，造成本质上不同的社会；三是基督把人从
罪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的思想家们认为“解放”是“拯救”的另一种说法，
即在今天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把人的得救从生活中表现出来，解放神学不
是政治解放的神学，但政治解放是拯救的一个方面。
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即思考和行动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特别肯定穷人
作为“上帝儿女”的地位，并站在穷人一边。解放神学提出“解放的灵性”
的观点，认为灵性是“受圣灵感动以生活体现福音的一种具体方式”，并认
为“解放的灵性”是在对耶稣的忠信和为穷人而献身这二者间辩证的相互作
用中形成的。
解放神学主张联系现实处境和实践重新读经解经，有人还把历史比作“另
一部圣经”而主张将其联系起来一起读。解放神学特别重视的圣经内容，主
要有 《旧约》的《出埃及记》（上帝在历史中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使被压
迫者得解放），《耶利米书》（认识上帝就是实行公义，谴责不义），《新
约》的《路加福音》（福音的信息是“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和《马太福
音》（要在受苦的人们中间认识基督）。解放神学认为基督表现了创造和拯
救的联系，基督的拯救体现于人类历史中的解放，认识基督就是以行动跟随
基督；“教会不是中心”，而是拯救的圣礼和解放的记号。教会应发挥先知
谴责不义的作用，为穷人和被压迫者宣传福音，成为“走向人民的教会”。
解放神学注意以社会科学为工具，认为神学不再是同哲学家和欧洲神学
家对话，而是在拉丁美洲具体现实中同社会科学对话。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
基督教信仰，但在某些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对人类社会的阶级分
析，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等。古铁雷斯指出解放神学“不是停留在反映世界，
而是力图成为使世界得到改造的过程的一部分。”解放神学强调“行道”重
于“正统”，认为正确的行为真理比有正确的信仰赞同真理更为重要。
解放神学强调人类解放的实践的观点，受到天主教会保守势力的排斥，
1984年和1986年，罗马教廷先后颁布《关于“解放神学”若干问题的指令》
和《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和解放的指令》，公开指责解放神学的一些观点，并
于1985年命令巴西解放神学家博夫保持沉默，从而引起博夫和巴西10名主
教的抗议。国际上对于解放神学家纷纷表示同情与支持。受解放神学影响的
教会人士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73年在智利掀起一个“赞成社会主义的教
徒”运动；在尼加拉瓜，教会于1979年直接参与了推翻索莫查独裁政府的统
治，并且在新的政府中有三位神父担任部长。
60年代后期，面对诸如礼仪改革、教士独身、避孕、社会腐败等许多问
题，北美的一些激进神学家们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天主教神学的主张，要求
教会内有更多的民主，以神学多元化的形式适应世俗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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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激流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杜尔特，鲍姆，杜勒斯和汉斯孔等。杜尔特致力
于建立一种发展的、进化的、自我设问的“相对的有神论”，认为信仰是人
们发展着的经验及进化的自然结果，他著有《信仰的未来》（1966）和《信
仰的基础》 （1966）等。鲍姆特别强调上帝参与人类自我创造过程的极端重
要性，反对将上帝看作外来人，主张神学家的任务是从当代人类意识中把上
帝重新概念化，其代表作有《今日教会的可信性》（1968）、《信仰与教义》
（1969）和《人的形成》（1970）等，具有较强的神学人本主义特征。杜勒
斯认为信仰也是历史的，是随文化和社会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这必然
导致神学多元化，并试图在现代民俗世界的生活中恢复传统天主教神学基本
范畴的元气，其著作有《教义的幸存》（1973）和《教会的模式》（1974）
等。
在世俗神学中，德国神学家汉斯孔是一位令世人瞩目的人物。他长期以
来一直与罗马教廷公开对抗，曾因反对罗马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而多次
受到罗马天主教教廷的责难，其思想观点对拉丁美洲的神学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主要著作有《教会》（1967）、《永无谬误？质疑》（1971）和《论作
为一名基督教徒》 （1976）等。汉斯孔对教会的组织、教皇的权威及神父的
作用等提出质疑，公开抨击天主教会的“不自由”和“强权政治”，力主教
会制度及礼仪的改革。汉斯孔激进的世俗神学主张和立场受到罗马教廷的攻
击，也在神学界引起广泛的争论，因而使之在西方神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从 70年代直到目前，罗马天主教的世俗神学虽然代表着当今神学发展的潮
流，但在如何解决神学适应现代世俗社会发展的方面，神学家们一直争论不
休，始终未形成权威性的定论。
3。当代天主教的基本状况
据梵蒂冈天主教会统计总局公布的1989年统计数字，从1978年到1989
年的10年间，全球天主教徒 （以领受洗礼为准）从7。49亿增加到9。06亿，
增加了20。9％，占世界总人口的17。55％。其中，欧洲的天主教徒增加了5。7
％，达到2。81％亿；非洲的天主教徒增长率最高，达56。3％，人数已超过1
亿。1989年，全球共有主教4159人，神父401479人，比1978年减少了4
％，但增减程度因地区而异，欧洲虽有神父225699人，较1978年减少9。4
％，非洲和亚洲的神父人数虽少于欧洲，只有19852人与31171人，但增长
率却高达17。7％和19。1％，此外，修会会士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男性下降
15。8％，女性下降10。1％），但修生人数却比1978年增加了49％，其中非
洲修生的增长率高达 138。3％，当代天主教徒占人口优势的国家主要有爱尔
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马尔他、奥地利、
波兰、捷克、匈牙利、巴西和菲律宾等。从天主教徒的绝对数量来看，当代
天主教徒最多的5个国家是巴西、墨西哥、意大利、美国和菲律宾。巴西、
意大利、波兰和美国的天主教会较有代表性。
（1）巴西天主教会
在巴西，天主教会虽然在历史上霸占了大量土地财产，向居民勒索钱财
并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控制了巴西全部教育大权，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以
极端恐怖的手段维护教会的特权，神职人员还享有不受世俗法庭审判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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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然而巴西的天主教会又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天主教会有所不同：一是天主
教会在巴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