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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职党工。抗战胜利后，他曾本着“民生主义”理念，回到老家，召集家中佃农，把积欠的帐目全部烧毁。1949年，他在已经携家人逃到台湾后，竟然又只身返回大陆，劝说宋希濂率领他的 12 万部队到缅越边境去打游击。
正是因为基于理想行事，马鹤凌才会在官场玩不转，大多数时候都停在副职的位置上。他在担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校园举办“国会”改革探讨会，请资深“国代”、“立委”与学生对话，在学生中赢得好感，却在三个月内被撤换，成为“百日维新”。在赋闲后的低落情绪中，儿子却为父亲的正直所鼓舞，儿子对他说：“爸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您的做法，让我在学校里做人，抬得起头来！”
马鹤凌的父亲幼孤失学，做学徒出身，经商致富后深感失学之痛，就捐出善款助学，以“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作为家训，劝子孙后代要读书为善。马鹤凌在马英九 7岁时将家训告知马英九。1987年马英九出版的第一本博士论文上，首页即标着这句家训，可见儿子牢记之深，令父亲马鹤凌十分感动。在马英九的年少时代，马鹤凌还以曾国藩的“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送给儿子为座右铭，马英九一直将这段话牢记在心中，并时刻警醒自己要身体力行。由马鹤凌对国学钻研之深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书为宝”的祖训，是贯彻得非常深入的。他以对自己的要求严格约束儿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除了这条祖训之外，他还从国学精髓中找出了另一些准则，要求儿子做到：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
这位老父亲可真是教子的典范，仅仅这三个“不字”，完全说透了做人的根本。任何人，之所以当断不断，左右摇摆，根本症结，便在没有目标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相反，一个人如果有自己明确的信念，便可以始终如一，便可以明辨是非，立场坚定。仅仅有了原则和信念显然还不够，还得有自己明确的人生计划，如果没有计划，并且不脚踏实地去执行这一计划，那么，即使有原则，也可能只成为一个空谈家。所以，一个人在确定了人生原则之后，第二要点，便是确定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计划应该怎样确定？马鹤凌又为儿子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此生理想，近期计划，今日功课。”原来一切都是那么具体，人生的计划，原是分为三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要确定一个人这一生的理想。这一点，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曾做过，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医生，甚至有人想当总理、总统。至于未来是否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曾实现少年时的人生理想吧。针对这一症结，马鹤凌为儿子开出了药方：近期计划。此生的理想，是由一个又一个近期计划组成的，只要能够将这些近期计划实现，那么，每实现一个计划，便离理想近了一步。怎样实现近期计划？说起来也很简单：今日功课。在你的近期计划中，要明确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只要你能够一步步地扎实把握今天，那么，明天肯定就能走向成功。
在这个人生三大步骤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恐怕还是第二步，即近期计划。如果有周密的近期计划，即使你没有远期理想，那么，你也可能达成一个相对理想的目标。哪怕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每天都异常努力地工作、学习，但如果没有近期计划，你的学习或者工作，也同样是盲目的。那么，怎样确定自己的近期计划？
马鹤凌又为儿子开出了一剂药：认清环境，了解自我，慎选目标，力行计划。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马英九果真能够实现父亲为自己确定的这几条人生准则，那么，未来无论功绩大小，他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马鹤凌并非只是开药方，实践中，他更注重执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马英九确实是在按照他所计划的方向，逐步向前迈进。
马英九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初中之前，他家住在万华。这里是台湾的富人区，隔壁邻居，不是政界要人，便是商界精英，家里有洋房有汽车。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富了就摆阔，不仅自己摆，儿孙也一样要摆。这些名人的子女，上的都是名校，男孩子上师大附小、大安初中以及建国高中等，这些都是台北的名校。女孩子便上台北第一女中、第二女中或者第三女中，这三所学校建校于日据时代，一女中和二女中当时只收日籍学生，而三女中，除了收部分日籍学生，再就是收读台湾名门政要的子女，所以，当时的三女中，便成为台湾名人选择儿媳的专校，哪一家选择的媳妇如若不是三女中毕业，便会自觉矮人一等，脸上无光。身在万华的孩子们，除了上这些名校之外，他们还衣着光鲜，很多人出入都可以乘汽车。与他们相比，马家在万华只能算是底层的贫民。
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儿女们受这种习气的影响，产生攀比心理以及其它心理阴影，所以，他时刻在孩子们耳边叮嘱，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那才是最值得的。如果从小便养成了不付出努力而只顾享受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正因为这类教育，使得马英九从小便和那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日后，他进入政坛，获得了一个“不粘锅”的绰号，意思是说，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他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感，与各种势力不即不离地保持着接触，却又不会和他们有太深的交情。这种性格的形成，大概与幼年时，万华的那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几乎是从开始认字时开始，马鹤凌便培养儿子阅读的兴趣。最初所读的书，并非今天一般孩子喜爱的卡通之类，而是非常的国粹，像《论语》之类，不懂不要紧，先背会，然后由父亲为他一点一点地讲解。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让他读一些历史。历史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这是马英九所喜欢的。
正因为父亲的刻意培养，马英九差不多从二年级开始，便成了小说迷。但在三年级的时候，他的阅读开始出现了一点点偏差。这时候，正是武侠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台湾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武侠小说流进大陆的情况差不多，一开始，这种文学门类并不为以正统自诩的文学界所接受。台湾甚至比后来大陆更甚，因为台湾更讲国粹。除了文学界，教育界对这种文学形式更是深恶痛绝，觉得这类文学，严重毒害青少年，所以，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学校，被绝对列入禁书之列。马英九受了流行之风的影响，开始悄悄地看武侠小说。
这件事，大概是马英九一生所做的最为叛逆的事，因为要看武侠小说，他不仅要瞒着对此极为反感的父亲，也要瞒着下过禁令的学校。既违背父亲又违背学校这样的事，在马英九的整个学生时代，可算是绝无仅有。
学习广泛且屡遇名师进入六年级后，马英九开始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学业上面，他十分清楚，父亲希望他能够考上一所名校，而他也不想让父亲失望。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北名校大安初中。
而进入名校大安初中之后的马英九，学习兴趣更加的广泛起来。和小学不同的是，中学增加了很多课程，比如英语，就是此时开始的。但马英九所学到的东西，远在课堂教学之外。
马英九很有语言天分，他在家里，和父母说的是长沙话，一旦进入了社会，便说国语，同时，他还会说闽南话。在语言方面，他的模仿能力极强，几乎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台北当时集中了很多外省人，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不同方言区，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完全是出于兴趣，马英九常常模仿这些人说方言，时间一久，他竟然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能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让听者惊叹不已。
他的高中历史老师孙静山就记得一件事，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问一件事，便用四川话问道：“你们那个大专联考，历史和地理是不是一起考？”没料到，他的话音刚落，马英九便依样学样地说了一句，不仅字正腔圆，甚至连音调也极其相似，猛一听，他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当时，他自然十分恼火，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奉为楷模的好学生马英九身上。他原本想大发一次脾气，可是，因为马英九学得太像了，引得堂下的学生一片善意的笑声，如此一来，他倒是不好当场说什么了，只是事后将马英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友善地批评了他几句。
马英九后来对他解释说，并非他有意学老师说话要出老师的丑，只是这位孙老师在全校老师之中太特别了，他留着很有特色的胡子，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讲起历史的时候，也特别带劲，谈古论今，嘻笑怒骂，自如快意，无论是他的语调，还是他的四川腔以及他的神态，都很令学生们神往。他在台上讲课，不少学生便在台下模仿他，马英九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是因为马英九有些忘形，才不留神说出了声。
后来，马英九的英语学得非常好，也是此时打下的基础，日后，他前往美国留学的时候，语言根本不是障碍，对这一点，他是非常得意的。也是这一个时期，马英九开始爱上了作文课。他爱上作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父亲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视，他的每一次作文，父亲都要亲自督导和过目。马鹤凌是一个推崇国学的人，而国学中，对于文的重视，是优于其它任何一门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名人，都能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马老先生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自然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对他的培养。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每读到一本好书，便要记下笔记，以此练笔。
另一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是来自武侠小说的影响。那段最痴迷武侠的时候，他除了讲，竟然还自己动手写，偶尔编排那么一个故事。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小小的租书店里，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从小就浸淫在古典文学中的小马哥，早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个武侠小说迷。小马哥练功的等级，非同凡响，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诸葛青云、云中岳、上官鼎、古龙，都是他口中喊得出名字的名家。当然，也少不了金庸。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算是禁书，他那套成名作《射雕英雄传》，当时的名字是《大漠英雄传》。
马英九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人物是郭靖，“郭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这是小马哥的答案。武侠小说看多了，小马哥忍不住技痒，五年级上说话课时，他到台上就讲武侠小说，老师如果没有其它安排，就会在同学们的央求下，请小马哥上台“垫档”。台上口沫横飞，台下如醉如痴。写作文时，老师竟然给他的评语是：“文笔老练，有江湖味”，真的是练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啃武侠小说，马英九也爱看漫画和世界儿童名著。在他记忆中存过文件的，包括了《牛伯伯打游击》、《诸葛四郎》、《阿三哥》、《大婶婆》、《月光假面》，还有《基度山恩仇记》、《西游记》和《金银岛》。如果说，跑步是小马哥用来锻炼体力、强健体魄的方式，那么读书就是他增长知识、焠炼智能的“心灵长跑”。小马哥身上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味。你总是能在他众多的面向中，找到一个非常“文艺青年”式的小马哥。
就读大安初中的小马哥，就已经是“幼狮文艺”的忠实读者。许多知名的资深作家，像是季季、洛夫和杨牧的作品，都让马英九得以一窥文学殿堂之美。当时，马英九最迷的是司马中原的《荒原》和《狂风沙》，只要一翻开书，他就觉得自己置身在那充满着神秘气息的乡野中，传奇故事如野花怒放，曲折离奇的剧情，看得人心动神驰，不能自已。马英九总是会被书里那种庞大的历史苍茫感所震撼。合上书，他仍然感觉遥远时空中，那些乡野人物如歪胡癞儿、六指儿贵隆的呼吸。
朱西宁的《铁浆》和《狼》中，一股原始而厚实的力量，也触动了小马哥的心，对《八二三注》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马英九碰见了作家朱天心，曾幽默地表示：“我和你父亲比较熟。”
除了小说，马英九竟然还是一个现代新诗的爱好者。后来，他成了名人，有一次遇到了台湾著名意象派诗人杨牧，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便对杨牧说：“我是你的读者，初中的时候，就崇拜你了。”他这话，让杨牧暗吃了一惊，当时还以为他是有意奉迎自己说的违心话。因为杨牧的诗不像一般传统的表现手法，他的诗讲究的是意象，比如《瓶中稿》，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晦涩难懂的作品。随着交谈的深入，马英九竟然一首又一首地背出来，并且就诗中的某些意象的理解，和诗人进行讨论。
此时，杨牧才相信，马英九所说初中时便喜欢他的诗，并不是一句虚言。而且，他在诗歌修养方面，也让老诗人异常惊讶。最后甚至感慨地说：“你不当诗人，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又说：“当然，你如果当了诗人，那就更可惜。”意思是说，马英九确实有诗才，如果他当诗人的话，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相反，如果他当了诗人，那么，台湾文坛多了一个马英九，台湾政坛则会因此而少一个马英九。
进了建中后，马英九的阅读书单中，开始出现了思想方面的书。当时的马英九读胡适之、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的书，也看卡缪、沙特及王尚义的作品（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维，还曾经让他着迷了一阵子。另外，马英九也涉猎了六○年代颇为风行的留学生文学，包括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及张系国、刘大任的作品等。书本，是人们了解世界的起点，是一枚指向智能星空的望远镜头。
要说哪一本书对当时的马英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跳进他脑海里的名字，就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马英九认为，《新人生观》一书说法活泼、语言形象化，对比强烈。书中提到的：“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是出于伟大的同情”，都让他感到共鸣。
最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的是罗家伦的这段话：“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马英九自己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ｅ世代。
“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马英九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马英九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迁，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马英九认为这就是不可屈服意志的真谛。
经典古籍，是马英九的首选。除了《中庸》和《论语》，马英九也研读过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哲学。
长大后，马英九还会和两个女儿分享阅读经验。他和大女儿马唯中都喜欢看近年走红的美国法律小说家约翰。葛里辛（John Grisham）的作品。马英九说：“John Grisham是一位出身美国南方的律师，他对于拉丁事务相当熟悉，所以小说中所提到的背景多半是拉丁美洲。我们两个会对小说中的情节加以讨论，但是一讨论就发现，女儿竟然读得比我快，这一点倒教我既吃惊又开心。”
马英九的阅读范围，广泛而多元，连年轻小说家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61×57》，马英九也不陌生，本来这是二女儿马元中看的书，作老爸的马英九也不放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马英九阅读不同的书，每打开一本书，他就被带往一个知识发光的国度。
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忽视读书。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这主要是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几十年来的考试教育模式，让学生们负担过重，难以应负；另一个原因是网络高度发展，青年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个快速膨胀的网络弄得无所适从，盲目追随，反而是将读书给忽略了。其实，一个人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正是青少年时期，此时读的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