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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时代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响应。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 Lowenfeld ）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 ， 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生平没上过那么难的课，几页书看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行，课堂上有分组读书会，实力立刻分高下。小马哥卯起来啃书，那时还有美国同学笑他：“教授写那几页书都不要一个晚上，你读倒读了一个晚上。”马英九却不以为意。
后来楼文菲教授给了马英九一个＋B的成绩，是同组里表现最好的学生。赢家才有微笑的权利。下学期再修楼文菲教授的“国际经济法”，那个笑过他的同学反而过来要求和马英九同一组。
马英九本来想请楼文菲教授担任他的博士指导教授，因为后来转赴哈佛，最后是宋恩（Louis B。 Sohn ）教授担任他的指导人。波兰裔的宋恩教授堪称“现代海洋法之父”，对国际公法非常熟稔，是重要的法学权威。有这样大名鼎鼎的指导教授，马英九更是不敢大意，每写完两章论文，就请宋恩教授过目。结果稿子回给他时，满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动。
马英九心里嘀咕：不过就是打字品质差一点嘛。但是宋恩教授严肃地提醒他：“马先生，如果你连小地方都不在意，人家就会觉得，你大的地方也做不好。”一句话，听得马英九当场汗流浃背。一个观念的扭转，从此养成了他严谨的做事态度。即使有一丝想偷懒的念头，宋恩教授的提醒，就会像暮鼓晨钟，在耳边响起。
从这些老师身上，马英九的体会是：要做学问，就是玩真的，完全不能打马虎眼。因此他自己到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不容许剽窃、抄袭，毕竟，做学问就是要有做学问的样子。“麻辣鲜师”型的老师，马英九不排斥，但是他强调：“标新立异没问题，重点是要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马英九一生在政坛取得的成就，与蒋经国分不开，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欧洲导报》总编张英先生称马英九是蒋经国的隔代传人。
蒋经国 1910 年 3月 18 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1925年 5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于是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于同年 10 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 1925 年 12 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秋，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 1931 年 2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1933年 1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 10 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1934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1936年月，蒋经国曾在《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1937 年 3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1938年 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 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 3月，蒋经国被派往江西赣州，先后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12月其母被日机炸死，蒋经国泣书“以血洗血”，并勒石立碑。次年 1月任赣县县长，颁布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纲要》，推行新政。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但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 1940 年 3月开始反共。
1940年 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 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他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
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章亚若、王升、肖昌乐等即毕业于青年干部班第一期。章亚若是江西南昌人，南昌沦陷后，1939年流落到赣州，报名参加了青干班，在这里与蒋经国相识，结下了一段不解情缘，后在桂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即章孝慈与章孝严。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 年秋，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1949年 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1965年 1月任台“国防部”部长，数次出访南朝鲜、日本、泰国、美国。1970年，蒋经国的特务势力在国民党内创建几乎绝对化的领导权，“太子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与中常委中占有优越地位；调查局、警备总部、警务处头头，无一不是蒋经国系人马。在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时，“蒋部长”威势直冲“副总统”。
1972年蒋经国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推行“革新保台”政策，颁布行政改革“十戒”，经济上推行“以出口为导向”政策，提出加速农村建设方案和投建“十大建设”项目等。1975年 4月，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 3月，蒋经国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1984年再度当选。1986年提出“政治革新”口号，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次年 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允许部分居民到大陆探亲，为缓和海峡两岸关系作了一定的努力。
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成为蒋经国班底的后起之秀，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弄清楚这一人脉关系，首先必须从他的父亲马鹤凌老先生说起。
马鹤凌老先生早年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后来又非常及时地转向了“太子党”，使得台湾权力交替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蒋经国对权力的控制而令自己失去应有的地位，反而在政坛更进了一步。但总体上说，马鹤凌在台湾政坛没什么作为，甚至可以算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存在，始终未曾获得蒋经国的注意，也就无法得到更快的升迁。正因为如此，马鹤凌从始至终，都未能进入蒋经国权力集团的核心圈。
蒋经国的权力圈子，其核心部分，主要是他在江西时所建立的班底。这个班底以王升和李焕为主，他们两个，才是蒋经国的得力干将。王升是江西龙南人，是蒋经国早年在江西赣州创业时的一个亲信和干将。王升后来能有握有台湾情治机关重权的辉煌，完全与蒋经国对他的提携和支持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的蒋经国在赣南与章亚若发生婚外情后的善后处理，就是王升亲自出面，将怀上了蒋经国孩子的章亚若，由江西秘密送往桂林的。章亚若后来在桂林产下两子，以及后来如何处理章亚若的死后丧事，蒋经国都委托王升亲自去办。从这些小事情上，不难看出王升与蒋经国的关系。
李焕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湖北警官学校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韩国檀国大学荣誉哲学博士。1945年起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工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77年至 1989 年间先后担任台湾中视公司董事长、台湾中山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以及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连续 7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连续 4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90年 8月被收入前苏联出版的《世界政治名人录》。现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太平洋基金会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李焕先生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赞成两岸交流。作为国民党的大佬级人物，李焕先生曾经对台湾政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年因为反对李登辉推行的“两国论”，他被撤除了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还曾经受到过炸弹的威胁。
而马鹤凌，只是在李焕的手下，而且还不能算是最接近他的那一个。马鹤凌之所以在蒋经国的班子里很难有快速提升的机会，一方面，因为他并不是江西班底的成员，另一方面，可能与他曾当过蒋介石侍卫有着极大的关系。蒋经国用人，确实和别人不同，甚至和他的父亲也是完全不同。像那些曾经跟他父亲干过的人，他即使要用，也是慎重而用，他或许担心这些人一面对他效忠，另一面又将他的情况报告给父亲吧？像陈诚，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用意，一定要将太子扶上马，因而，他在各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但是，蒋经国对陈诚，始终都存有戒心。
另一方面，蒋经国用人也完全不按常理，只要是他信任和喜欢的，他可以一下子将此人拔到高位。这种超速拔擢在蒋经国身上，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也造成了蒋经国之后，整个台湾因为一大批机会主义者的进入，从而出现政治方面的大混乱。
这些超常规提拔的人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李登辉，其次还有像宋楚瑜、连战、马英九等人，反倒是最早进入蒋经国体系中的王升和李焕，一个被蒋经国舍弃了，另一个则疑而用之。李登辉最后之所以能够将蒋经国的天给翻了，也在于蒋经国本人将自己的基础拆毁了。李登辉在进入行政体系之前，只不过是美国和台湾共同建立的一个农业联络机构农复会的普通职员。就是这样一个职位，还是因为台湾籍的名人徐庆钟送给李登辉的。李登辉当时的级别，大概也就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科员，连科长都算不上。后来，蒋经国当上了“行政院长”，负责组阁的时候，徐庆钟、蒋彦士等国民党要员竭力推荐李登辉，蒋经国则破格将李登辉提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一级，一下子跳到了部级，甚至比普通的部级还高出半级。
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会重用像马鹤凌这样一些忠实于自己的老人，只不过用的方法有些不同，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然后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感到这些人确实是忠实于自己而不会另外结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一下他们。可此时，这批人的年龄已经大了，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已经不太现实，便往往安排一个安慰性的高职。有关介绍文章称马英九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这个高官，实际上是后来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