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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一代妇产科公认的泰斗，林巧稚却没有留下等身的著作。她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妇产科临床医学，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以自己的探索成果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林巧稚的心灵十分纯真，临床也好，科研也好，她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病人，不是为自个儿的私利。林巧稚的所有特点和魅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关爱上，她实在分不出时间去做纯学术性研究，也没有精力去撰写需要与临床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著作。她对自己的信念极其执著，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充满自信，公正平等对待每一位同事，充分发挥每一位同事的长处，在协和妇产科营造出了十分和谐的学术研讨的氛围，带出了一支一流水平的妇产科医疗科研队伍。晚年她在病床上不仅指导《妇科肿瘤学》这样的妇科专著的撰写，还主持编写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等深入浅出的常识性读本，以满足广大群众急需。林巧稚以自己杰出的学识和品行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她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该组织的成员全是世界各国的医学泰斗，而林巧稚则是其中惟一的女性。
在历史的转折关口
精神的力量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口和大风浪中放射异彩，林巧稚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时刻，协和精神在她身上从未减退。
1939年，林巧稚由协和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习，被授予“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的证书和金钥匙。1940年，林巧稚学习结束准备回国。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阶段，整个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北平早已沦陷，又传来协和医学院将要关闭的消息，回国后将面临失业的威胁。其时，在二次大战炮火连天的欧洲，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奔向美国。可是，林巧稚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海轮，由香港返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平。
果然，林巧稚回国后仅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包围了协和医学院，病房里响起日本兵“咔嚓、咔嚓”的皮靴声。林巧稚迎着日本兵闪着凛凛寒光的枪刺，从容地走向即将分娩的产妇身边，一边忙碌，一边安慰产妇。日本人占领了协和，病人全部撵走，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被迫离校各谋生计。这时，林巧稚的侄儿林嘉通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抓走，她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林巧稚的姐姐、侄女一大家人都和她住在一起，全家老小依靠她生活，她无法离开北平去大后方，只得在东堂子胡同里开设一家妇儿诊所，后来又参加由一批协和同事合办的中和医院，直接面对北京大量的下层贫苦妇女，走进了她们的生活和心灵。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她用母亲般的心肠接纳一切向她求助的女人。其中对贫苦妇女她大多免费治疗或只收取极低廉的费用：“日复一日地面对仿佛永无尽头的疾病，面对一个个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医生，即使有着更坚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有厌倦和疲惫的时候？可无论什么时候，林巧稚总是和悦地接纳、善待每一个人。她所做的一切不仅出于道义和责任，也源自于她的信仰和内心的需求。能够为别人所需要，能够帮助和给予别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确的意义。身体虽然累乏，心灵却平安而宁静。”她从来没有过职业性的疲惫、冷漠与麻木。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六个年头，仅她开办的小小的诊所，就留下了八千八百八十七位患者的病历。与此同时，林巧稚的一部分协和同事辗转去了大后方，如内科的张孝骞教授在长沙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贵阳筹建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护校校长聂毓婵历经千辛万苦，把协和护校迁到四川成都坚持办学。如作者书中所言：“他们于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抗战八年间，协和教职工中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当差，没有出一个汉奸。这真是协和的光彩和奇迹！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接着新中国成立，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感受到了巨大震动。无论是消灭鼠疫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还是关闭妓院改造妓女和禁毒戒毒的成功，都深深打动了她。她深深地感到，面对折磨成千上万妇女的疾病和苦难，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靠个人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慈善事业得到拯救。她感到兴奋和快乐，工作更得心应手。她发自内心地说：“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空和这明朗天空下的生活。”1951年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风正派、为人单纯的林巧稚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然而，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林巧稚依然保存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说假话，没有违心地揭发所谓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没有自我否定协和的历史和协和对自己的培育。
1957年那场风暴中，林巧稚由于一向没有兴趣过问政治，鸣放中她关心的是广大妇女的健康，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因此平安过关。可是她目睹自己的几位朋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时，其心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最让她震惊的是她在协和多年的老朋友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杨崇瑞和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竟然也成了右派分子。她最了解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和医学教育的一些意见也是她内心认同的。杨崇瑞孑然一身打发回家，李宗恩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云南，几年后在抑郁中病故。在那些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日子里，如林巧稚这样的知名人士都要表明态度，可是她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从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林巧稚的意见来看，即使以今天的认识来说，也依然平实、客观、理性，没有什么火药味，她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片“放卫星”的喧哗声中，林巧稚头脑清醒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即对北京八十三个工厂、机关，二十七所学校和二十二处居民点的八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她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把虚空的口号化作了扎实的工作。她组织的大规模妇科普查运动和报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关注和震动。因为大普查对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可靠数据。1965年，已是六十四岁的林巧稚又参加巡回医疗队来到湖南湘阴县关公潭公社。在三个月时间里，在用药箱架起的简陋的门板上，林巧稚为一千三百多个农村妇女做了检查和治疗，几乎涉及家家户户，被当地妇女称为“救命的林婆婆”。
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林巧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发配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满头白发的林巧稚默默地干这些粗活，如同为病人看病一样认真负责。她的心在流血，因为自己视为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碎，多年积累的宝贵的协和传统被彻底抛弃，连自己行医看病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关心老朋友们的安危。她悄悄给已停职停薪、生活陷入困境的细菌学家谢少文教授送去一笔笔钱，并用英语写上两句话：“这不是钱，这是友谊。”在街头遇见被打成“黑帮头子”的彭真的女儿傅彦，她不怕受牵连，紧紧拥抱着她。“文革”后期，形势稍有松动，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林巧稚重新回到了医生岗位。当她得知傅彦在农村得了重病、无家可归时，毫不犹豫地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又立即安排住院，亲自进行治疗。其时，傅彦的父母彭真、张洁清尚在狱中。“不是看人，而是看病”，依然是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又一次凸现出林巧稚的崇高医德和人格光芒。
“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生机勃勃，林巧稚觉得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分外忙碌。可她在一次率团出访途中病倒了，被确诊为高血压动脉硬化、脑血栓、心脏病。她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不可能静养，一一清点着、安排着那些还未来得及做的事情。她深深感觉到了什么叫“积重难返”，不由得忧心忡忡。内科老主任张孝骞为每周固定的大查房被取消而在办公室失声痛哭，她完全理解。她和张孝骞议论过医院里种种消极现象，例如，科室里学术气氛淡薄，人才青黄不接，对业务不钻研，各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等。他们所珍视的一切被视若敝屣，协和的精神和传统业已衰竭。这是她心中的隐痛。破坏容易建设难，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一旦被长期摧毁，想要重新恢复是多么艰难啊！“文革”造成的灵魂伤口，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修复。她难过的是力不从心，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悲悯。林巧稚临终前的最后几天深夜，她的呓语是：“……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声音。
《林巧稚》为何打动人心？
写传记文学难，写科学家的传记文学更难，尤其难的是林巧稚的生活比其他的科学家更单纯。不必说什么“三角恋爱”之类了，林巧稚从来就没有经历爱情、婚姻这些吸引读者眼球的所谓“热点”、“卖点”。她也没有孩子，坚守着一家医院，一呆就是六十多年。这在当下某些走红的时尚作家、明星看来简直“没戏”而不屑一顾。然而，罗丹说得好：“美是到处存在的，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感谢张清平女士不仅发掘到而且艺术、传神地展现了林巧稚身上蕴藏的大美，这种大美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命脉。
（张清平著：《林巧稚》，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诗名应共宦名清
——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
？ 张国功
据智效民先生在随笔《朱经农：诗名应共宦名清》一文中说，“诗名应共宦名清”是朱评价他的朋友、现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时所写的一句诗。但智先生未录出朱氏全诗。查找书架上的《丁文江的传记》、《丁文江印象》等书，皆不见此句。估计是出自智文中提及的朱氏遗著《爱山庐诗钞》（台湾商务印书馆版）。至于其大意，如果没有妄揣，应该是替丁文江学者从政，尤其是担任淞沪总办一职而广为后人责备一事辩诬的。对丁文江这一段经历的褒贬誉毁可以说已经是现代知识分子从政史上的一桩公案了。了解丁文江生平行事的读者，笔者想大体会感觉这句诗所评是精当到位的。智先生还说，用这句话来评价朱经农的一生，倒也恰如其分。事实上，笔者想说的是，移用这句话来评价以丁、朱两人为代表的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又何其不可，何尝不当！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兼胜，是现代史上那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追求与价值取向。其中明显的一点，从智效民书中屡次提及的他们对待公款、贪污等苟且之事的峻洁态度，大体可以看得出一点他们的精神风貌来。
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可以说是赢得了民国知识界所有人尊敬的学者。其缘由，除了他在现代出版上筚路蓝缕的巨大贡献之外，重要的一点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清风人格。1949年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坚持自己出电报费，拒绝大会补贴的零用钱。毛泽东邀其同游天坛拍照留念，张也坚持自己掏洗相费。智效民在《张元济的人格风范》一文中对此评价说：张元济“虽是科举时代过来的人，但对于金钱的态度，却让我辈无地自容”。熟悉张元济生平的人知道，这种洁身自好，并非其一时之做法，而是他一生奉行俭朴的为人原则。他写私人信件，不用公司的信笺。除了社交信件外，他坚持用纸边或用背面空白的废纸写信、拟草稿；内部传递文件，一个信封要用好几次。他上班时遇有身体不好，则上班而自觉不支全薪。董事会认为此点于理无据，决议不扣薪水，张则坚决不拿。此后这笔钱被用作为扶助公司职工子女的教育基金。1926年退休后，张元济为商务编校古籍十余年，却完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文章说，商务就有“先公而后私、轻利而重职”（夏瑞芳语）的好风气，都是几位前辈先生养成的。从细处看，如果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先生的风范还带有传统士大夫讲究公私分明、谨守品行操守色彩的话，那么比他晚一辈、以留学欧美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的鲜明态度，则似乎更凸显出“现代性”的自觉品格。一生对张元济敬重有加的胡适，其清廉、公私分明有口皆碑。他出任驻美大使时，正是经济上较为困窘的时期，但他并未把此作为敛财的肥差。他去世后，梁实秋在纪念文章《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卸任大使后，知道他经济困难的孔祥熙想资助他。胡适却复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丁文江、傅斯年是与胡适最为声气相投的两位朋友。胡适在《丁文江这个人》一文中这样比拟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火车一样的坚决。”丁文江最恨贪污，按胡适的理解：“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丁文江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为赡养父母及接济兄弟子侄这一大家庭，他宁可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而“下海”担任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来赚钱，也不愿意假公谋私。淞沪商埠总办本是人所共知的肥缺，但他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于要靠一位素非知交的人来救济。“大炮”傅斯年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系列文章炮轰官僚资本的代表孔宋家族，则更是现代反贪史上荡气回肠的大手笔。智效民在《傅斯年与大公报》中着重提到傅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的《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今天读来仍是意味深长。傅斯年认为，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而当今“国难之急，民困之极”，“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智效民说：“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智效民还有《亦儒亦墨亦真诚》一文记述段锡朋。这位当年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大会的主席，如今大体被人遗忘了。他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公职，却毫无一丝腐败习气，即使积劳成疾也坚持节省开支，只肯住三等病房，不肯过多吸氧。智先生还转述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循规蹈矩，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战时担任银行总稽核，“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梁实秋的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