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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9、679页。
〔91〕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93〕1912年11月8日《时报》消息说：“沈秉堃、胡瑛、杨度欲联合三党重要人物另组进步党，并闻已得黎〔元洪〕、黄〔兴〕许可，此即袁〔世凯〕所发起救国社之变相，或能有成。”
〔96〕黄远生：《远生遗著》附录，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3页。
〔106〕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
回望协和
回 望 协 和
——读《林巧稚》
？ 耿 法
已经许久没有阅读一本好书时心灵深受冲击的那种感觉，没有边读边被泪水润湿眼眶的那份感动了。最近读到了新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林巧稚》，找回了这种久违的激动。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文学。上个世纪中国无数的母亲都熟悉林巧稚大夫的名字。正如《林巧稚》一书封面介绍的文字：“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她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使人感动和深思的不仅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更有与林巧稚密不可分的协和精神。谈林巧稚就无法不谈协和精神。从1921年林巧稚考入协和医学院起，约六十多年，协和精神伴随她一生，协和精神培养和孕育了林巧稚，林巧稚又以自己杰出的才华和品格发扬光大了协和精神，协和精神是林巧稚一生的风骨血脉，而林巧稚本人则是完美地体现协和精神的典范。
为老协和正名
著名的协和医学院是上个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的。基金会董事长系由洛克菲勒家族的传人担任。但这个社会公益机构为避免被出资人操纵和控制，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了定期改选的董事会，董事会推选的下设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门负责人都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基金投向由专家提出方案，交董事会讨论决定。在决定对中国投资之前，专家考察团先后来华考察三次，后两次的成员多半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们考察了八十八所医院，占当时中国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一，对中国的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最后，专家团的考察报告认为，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疾病与饥饿是危害社会的最迫切的两大问题，因此应以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作为投资项目，这样的投资符合基金会“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报告并具体建议在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上建一所全新的医学院校。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由这一分支机构负责协和医学院的资金投入和各项工作运行过程。协和医学院原先的预算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美元。由于施工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和的主要建筑材料和设施系由美国运来，物价飞升，海运等各项费用上涨，而协和的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并没有改变和降低。1921年协和医学院建成，最后的工程结算为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之巨。除协和医学院外，同一时期，洛克菲勒基金还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金陵农学院。
固然，洛克菲勒基金这样做自有他们的目的，例如通过这些项目将美国的价值观念、科技文明、管理模式、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进而培养一批了解美国、感情上亲近美国的专业人才。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或经济条款，也不存在什么企图将中国殖民化、奴役中国人民等不可告人的阴谋之类。从实际效果看，协和医学院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几乎个个是骨干，而且每个毕业生都可以独当一面，阵容整齐，人才俱备，在外科、内科、妇产科、儿科、泌尿科、生理科、病理科、放射科等各个专业领域大展身手，日后都成为中国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的专家、精英及各大医院的领导。可以说，协和为中国医学科学事业与医学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协和建立之初，医学教学的高级教职人员大多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来担任，但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批协和的中国优秀毕业生迅速成长起来，如内科的张孝骞、李宗恩，外科的曾宪九、吴英恺，儿科的诸福棠，妇产科的林巧稚等，已经成为协和主要的教学和临床骨干。来协和看病的也几乎都是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协和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对国人医疗条件的改善，都有益无害。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和当时五四运动后全国民主与科学高涨的潮流是一致的，和当时美国正进行的医学教育改革也恰好同步。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经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协和精神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体现在信仰追求、科学理性、现代管理、制度建设、人才培育、现代医学理念等各个方面。而“医乃仁术”，协和精神的核心是宽厚博大的仁爱、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和甘为现代医学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以协和的招生考试来说，它既极其严格又富有人性光彩。1921年夏林巧稚赴上海报考协和的那一届总共只招收二十五名学生，录取率很低，而女学生则录取更难。在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学生突然因中暑被抬出了考场。因为是女生，监考的男老师不方便施救，正束手无策时，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了过去，对姑娘实施急救。姑娘终于慢慢苏醒过来。而这时考试收卷时间到了，林巧稚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做完试题。她回到厦门鼓浪屿，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林巧稚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专门为她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尤其称赞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得当，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同时也特别肯定了她的英语对话口齿清晰，应对从容。报告就附在林巧稚未做完的英语试卷后面。协和校方看了报告，也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因为对于一个未来的医生来说，这种乐于助人、救死扶伤先于考虑自己考试成绩的精神和协和的育人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协和校方的这一决定可以说改变了林巧稚的命运，使一位日后中国伟大的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没有被世俗埋没。这一录取细节也体现出了协和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注重人性，寻觅人性，张扬人性。协和精神的可贵，从林巧稚录取入学的那一刻起，犹如春雨渗透进了林巧稚的心灵。
协和精神是一种信仰和理想。在协和工作的许多外国专家、教授教给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以身作则为学生在人品上树立了楷模。教林巧稚解剖学知识的步达生教授是加拿大人，协和的解剖学研究因他的成就而闻名。他参加了周口店“北京人”的考古发掘研究。根据发掘出的一颗古人猿的臼齿化石，确定了一个新的人种——北京人。也是他和实验室的同事把破碎的头骨复原为完整的标本。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193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步达生教授在实验室猝然逝世。他是伏案而死的，手里还握着笔，案头面对的正是“北京人”的头骨标本。另一位儿科教授豪特是美国人，他是全美的儿科权威，担任协和的客座教授。他在教学之余常到孤儿院给孤儿检查身体，为贫苦孩子义诊，并提出了有利于穷孩子预防疾病、使其健康成长的新思路。豪达教授在协和工作期间积劳成疾，因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导致肾功能和心功能衰竭而病逝，临终前他提出死后遗体供医学解剖用。在病理解剖室许多师生看到了他因病变而干缩的肾脏，都十分悲痛十分感动。这两位杰出教授用自己的生命，激励了协和学子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林巧稚毕业后在妇产科当助理住院医生，给她下聘书的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长期指导她工作。马士敦主任每天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作风，潜移默化地成了林巧稚的职业榜样。正是这位马士敦慧眼识人，无私地将林巧稚由助理住院医生一步步提升为住院医生、总住院医生。在协和，林巧稚是第一位担任总住院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这样优秀的外国专家、教授在协和有很多，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一种作风的形成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一个集体形成的作风能影响集体中的个人。”当然，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协和的外国教职人员中也有个别学问人品不佳者，如抗战初期的妇产科主任惠特克，不把门诊和住院病人放在心上，只顾在实验室搞自己的研究，还挖苦林巧稚：“林大夫，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此人沽名钓誉，竟在一位中国医生的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但这种人在协和混不长。当惠特克任职期满，协和便不再续签聘约，而遭惠特克讥讽的林巧稚在这一年被聘为妇产科主任。
协和精神也体现在严谨的教学管理和制度建设中。学校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考查，每个学生平时的作业、实验报告、读书笔记、考试成绩，教师都有详细记录。期末由教师评议组对每个学生进行评议。除评议学习成绩外，更重要的是评议这位学生是否具备成为一位优秀医生的潜质，尔后根据评议结果决定学生中优秀、升级、留级和淘汰的名单。协和学制为八年，学习期间要过预科关、实习关、毕业分配关，淘汰率相当高。林巧稚这一届同学入学时二十五人，毕业时十六人，十六人中有九人是后来的转学插班生。林巧稚的家境在同学中是最窘迫的，但她在协和从未因经济困窘而自卑，安之若素，生活简单朴素，内心十分充实，心无旁骛，埋头学习，而校方和教师也只看重学生的学习和品行，丝毫不因学生的经济状况或家庭背景影响其评判、录用、提升，这使林巧稚能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纯真的心境。协和有三宝：教授、图书和病案。这里单说病案。重视病案书写与保存是协和的传统，每个学生实习期间都要求写出系统、完整、翔实而不繁琐的高质量病历。并且学生向导师提交病历前都到图书馆、病案室反复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文献，对病人的疾病状况要做最充分的了解，才能通过导师丝毫不留情面的追问。而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只要研究需要，病案室都迅速提供所需的资料和数据。直到多年以后，林巧稚为掌握有关中国女性骨盆尺寸数据，依然在这里查阅到了相关的全部记录。
协和公共卫生系在当时的世界预防医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下设两个教学实习基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共卫生部。协和的学生都必须到这两个地方实习。林巧稚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杨崇瑞医生的指导下工作，真正了解到了北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她们深入胡同里的人家做预防流行病调查，到饭馆、澡堂检查卫生，给妓女查病治病，为有传染病的人家消毒，宣传防病保健知识，进行预防接种。河北定县的实习点是协和与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推行的平民教育活动同步进行的，公共卫生部就设在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面，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县的卫生保健网络，真正对农民群众进行大众卫生教育和基本治疗。而维持这一卫生网络的费用仅为全县人均一角钱。宏大的目标就这样靠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实现，由此可看出协和的师生干这些事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协和正是在这些细微处给年轻的学子们以生动的医学人文教育，让学生了解社会民情，树立了为平民服务的思想。
“真正的医学和宗教信仰有相通之处。”林巧稚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的信仰和她从事的崇高职业是完全融合的。协和的教育使她真切地领悟到，医生这一职业从来就不是纯技术性的学科，医学的神圣之处在于人性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一切为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着想，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她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信仰。林巧稚在当住院医生时遇到的第一例手术是凶险的输卵管妊娠。时值风雪夜，主任马士敦在离医院很远的地方无法赶回来，她作为一个助理住院医生，无权独自担当如此重大的人命关天的职责，明哲保身的办法是让病人转院。可是病人危在旦夕，风雪之夜又能转到哪里去？林巧稚果断决定立即手术。她为病人想到了一切，也考虑到了手术的各个细节，却惟独没有考虑过万一手术失败自己将承担怎样的责任，极可能自己医生的职业生涯从此中断。结果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她出色地尽到了医生的职责。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林巧稚经历了无数次重大的手术，始终和这第一次手术一样，惟一考虑的对象是病人，而自己的一切，什么名啊利啊全都无足轻重。时光像流水一样逝去，解放之后，林巧稚已功成名就，满载荣誉，成为妇产科的学术泰斗。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是当时学部中惟一的女委员，又是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员。但她常说的一句话还是：“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那时，内蒙古包头市一位叫焦海棠的女工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急切地向她求救。林巧稚从信中所说的症状不难判断，这位女工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作为一个声名卓著的权威，即使治好了，不过是增加一个成功的病例而已，可是如果一旦失败，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林巧稚压根儿不考虑这些问题，她食不知味，夜不成寐，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点滴资料，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神圣的呼救声而背过身去听之任之。终于，林巧稚决定采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的生命。她如同临阵的将军，组织各科专家会诊，制定了对新生儿进行全身换血的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首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取得了成功，婴儿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焦海棠为孩子起名叫“协和”。都说妇产科是医院“高风险”科室，但林巧稚领导下的协和妇产科从没有和病人家属发生过医疗纠纷，其中的奥秘恐怕不仅在于林巧稚和同事们的高超医术，更在于林巧稚一生坚持的这种病人的生命和利益高于一切的协和精神。直到晚年，林巧稚拥有更多、更高的社会职务与头衔，如全国妇联副主席等，几乎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可这些符号对她来说依然只是一份要求与责任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含义。1978年她已七十七岁高龄，在率代表团出访西欧四国前夕，来自浙江宁海的一位名叫薛宝娟的女病人找到了她。这位女病人深受庸医之害，从分娩之时起一个月内接连动了三次大手术，摧毁了健康，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通常，医院和医生不会接收这样的病人，因为再次手术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会造成新的损伤。但林巧稚接收了她，并亲自为她做检查，临出国前还和科里的医生一起仔细分析了病情，制定出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安排好了这一切之后，林巧稚到病房看望薛宝娟说：“我要出国了，不能亲手给你做治疗，但你的病是有希望治好的。”
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在林巧稚面前，生命同样是平等的。不管病人是贫苦农民还是高级官员、文化名人，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为林徽因、冰心等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彭真夫人张洁清等中央领导的夫人看过病，和她们都结下了深厚友情；她更为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精心治病和接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这八个字，正是对林巧稚特殊人格魅力的最好总结，也是协和精神的闪光点。为了一个普通产妇的安危，为了一条小生命，她甚至不惜冒与各科专家诊断意见相悖的极大风险。有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六年才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为恶性肿瘤，为此必须尽早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索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她组织各科专家会诊，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