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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可数，并且当时我国没有培训气象人员的专门学校。针对这种局面，竺
可桢先后办了四届气象练习班，以缓解气象专业人员缺乏的矛盾。竺可桢本
人还亲自为第三届练习班编写讲义，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气象学。竺可桢为我
国气象队伍的壮大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竺可桢与同事、学生同甘共苦。他总是严以律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之后，大后方物价暴涨，竺可桢的生活陷入困境，1943年的年夜饭吃的是
霉米。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发给各所的科研人员每人1000到2000
元的救济费。竺家当时已是入不敷出，但竺可桢却主动要求将他应得的救济
费平均分给该所几名作事务性工作的人员。
在国际交往中，竺可桢时时刻刻注意维护祖国的尊严。1936年，金陵大
学某君偕同两名日本人访问北极阁，他们要求照相，后来又要求登台参观，
气焰非常嚣张。竺可桢坚决不允许他们的无理要求，只让他们买了几本书，
悻悻而去。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会议期间港督和会长设
宴时把中国的席位排在末尾。竺可桢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我国国格的行为，与
其他两位中国代表商讨后愤然回国，不再出席会议，表现出中国人的凛然傲
骨。
在这一时期，竺可桢一身兼二任，既是浙江大学校长又是气象研究所所
长，事务繁忙，备极辛劳。后来，因为战事，浙大和气象研究所分别迁移后，
相距更远，又值战时交通不便，竺可桢直到1938年4月才得由江西辗转到了
重庆曾家岩气象研究所工作。当他得知许多贵重仪器损失于战争时，心情十
分沉痛，而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来回奔波，是竺可桢的体力所难以承受的。
1944年竺可桢要求解去所长职务。5月赵九章接任代理所长的职务。经过整
顿，所中工作渐有起色，竺可桢深感欣慰，于1946年底被批准辞去所长职务。
竺可桢的创业史是艰辛的历程，为中国气象事业的起飞奠定基础，是中
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气象科研的伟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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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浙大
1936年竺可桢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在竺可桢一生事业
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引起他思想转变的契机。
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1897年，是有识之士
图谋变革而兴的新学。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几经易名，于1927年建制
为大学。1933年郭任远任浙大校长，受当时国际上法西斯统治的影响，对学
生采用军事管理制度，任意处分学生，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引发了“驱郭”
运动。蒋介石不同意改换校长，双方僵持一个多月。蒋介石亲临浙大训话，
下令罢课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抗拒。蒋介石只好退让，同意更换校长。有
人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2月21日，蒋介石与竺可桢面谈，要他出任浙
大校长。竺可桢对蒋介石说：“这事我自己也需考虑。”竺可桢一时犹豫不
决，他不是贪图功名的人，无意与官场中人物打交道。而经他深入了解浙大
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急切地要求一位励精图治的校长。思虑再三，竺可
桢说：“我若不为浙大着想，只顾明哲保身，则浙大必陷入党部之手。现在
的国民党已经不是革命初期那样，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这一席话表现出竺
可桢的目光之敏锐与深远。为了浙大的前程，竺可桢终于答应蒋介石要他出
任浙大校长的要求，但是他不能放弃气象事业的研究，因而，起初竺可桢只
答应任职半年，把学校安定下来，然后交给一位有能力的人。后来他的好友
陈叔谅发来长信，劝竺可桢不要限期半年，谈到为了浙大请竺可桢不要久搁
不决。竺可桢心里了然，在浙大师生与党部的较量中，他奋力保护浙大，必
然与党部发生冲突。因此提出了就任的三个条件：第一，财政方面须有源源
接济；第二，用人方面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第三，内定时间以半年
为期。
1936年4月20日下午，竺可桢开完气象学会理事会，回到家中。见夫
人侠魂已为他收拾好行装，送他连夜去杭州接任浙江大学校长。诸葛麒随竺
可桢一起去浙大任校长秘书，在赴杭州的列车上，竺可桢再三叮嘱诸葛麒道：
“振公到校后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要勤快，做到案无留牍；第二要须缄默，
你是校长秘书，必然知道许多机密之事，不能事先透露出去。”
次日晚7时竺可桢由上海到达杭州，刚下火车，就立即召集众人商讨如
何治理学校，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直到深夜才回到寓所休息。第二天上午竺
可桢由郑晓沧、胡刚复、倪志超陪同，会晤前任校长郭任远。两三天内，竺
可桢与教员、学生许多人见面谈话，了解情况。
25日下午竺可桢在体育馆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竺可桢发表就职演说。
他强调：“……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
环境，……我们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
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
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旁征博引，从越王勾践雪耻、五代钱氏保浙、宋
浙人匡复捍卫、明于廉抗倭，谈到明末黄梨洲、朱舜水的遗训：“一方为学
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他的深邃哲思使全校师生都受到精神震撼。
面对热血青年学生的欢欣鼓舞，竺可桢又将话题引向现实：“有知识有
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国家情势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
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一席话引起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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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共鸣，也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和拥护。
竺可桢在浙大第一次参加纪念周正值5月4日，“五四”运动17周年。
竺可桢对浙大师生讲了两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他主张不效仿任何国家，
而取众家之长改革现行制度，施行导师制。谈及“五四”以来学生们沦于悲
观，竺可桢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对中华民族必能复兴的信仰。他希望浙大学生
树立民族自信心，有高度的自觉和实际的努力。
竺可桢为了聘请好教授而多方奔走，他请茅以升讲 《钱江桥与建设》，
请马寅初讲《非常时期中国之财政问题》，还打算聘请冯玉祥、候德榜为演
讲员。为了请到当时著名的老学者马一浮，竺可桢求贤若渴，三请马一浮传
为佳话。
出任浙大校长以来，竺可桢穿梭在南京、上海、杭州之间，为了节省时
间，坐车多是搭夜班车。他还常常将一些文件带在身边，坐车时批阅。气象
研究所招收第四期练习班助理员的考卷，就是在沪杭颠簸的列车上批阅的。
在处理各种业务之余，作为一名学者，竺可桢犹不忘抽出时间从事学术活动，
多次到中央电台讲《气候与人生之关系》，又到杭州笕桥为航空学校师生讲
《东亚之气候》。
竺可桢广纳贤才，办学民主，一时浙大名望大振，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
教授，当年招生时，考生蜂拥而至，出人意料的多。新学期一开始，竺可桢
就亲自对新生发表演说，要求他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学好功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副清醒的头脑；第二，将来的理想，要以享福为可耻，
以服务社会为光荣。
当年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访问浙大。寒喧之后，竺可桢简明扼要地报告
了情况。蒋介石对竺可桢的励精图治深感满意。竺可桢乘机提出调拨经费扩
建校舍，并请蒋介石参观学校。蒋介石亲见校内处处屋宇破落，满目苍凉，
答应把附近军械库的地址拨给浙大建造校舍。浙大师生人心大快，浙大建校
的百年大计终于得到解决。
浙江大学逐步走向正轨，竺可桢的预期目的基本实现了，觉得自己应该
离开浙大，专心研究所的工作了。因为当时日寇侵华甚急，浙大和研究所两
副重担由竺可桢一肩担，极其辛劳，竺可桢想放下一头。他回南京到教育部
报告了浙大接收军械库地盘的经过，顺便向王世杰提出要离开浙大，并推荐
人选继任浙大校长职务。王世杰劝他切莫性急，等考虑考虑再说辞职一事。
竺可桢四处奔走，却发现大家都将浙大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知道欲
离浙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好表示先解决经费问题，日后再说辞职之事。
经过竺可桢的多方努力，经费问题渐渐有了眉目。3月底竺可桢跟蒋介
石面谈，蒋介石主动答应为浙大解决地址和经费问题。
1937年浙大毕业典礼，竺可桢致词以“有志、有识、有恒”6字为训，
勉励同学们为人处事应“只知是非，不计利害。”这正是这位老学者对自己
走过的人生旅程的总结。
五、颠沛西迁
芦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当时浙大
和全国许多大学一亲，抗日情绪高涨，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对这些活动，
竺可桢和夫人张侠魂都积极参加或给予鼓励，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
献棉背心的活动，竺可桢就命拨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钱供制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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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常和夫人到缝制场鼓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后来学生会又发起捐献活动，
竺可桢夫妇首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南京—上海—杭州铁路沿线。
这不仅给这一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引起人们的恐惧不安，扰乱了
工作和生活秩序。竺可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浙大迁到僻静安全的地带。
竺可桢将一年级迁往天目山里的禅源寺，把附设高工和高农搬至萧山县的湘
湖，11月中旬又把二、三、四年级迁到建德。
浙大迁往建德后，战局形势急剧变化，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江、
江苏交界处的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迅速全线撤离，9日上海陷落。中央
政府迁往重庆、武汉。在经费来源断绝的情况下，竺可桢忍痛遣散附设的高
工高农两部分师生。而临敌军步步逼近的境况，竺可桢考虑再次西迁。竺可
桢听说江西泰和有办学的条件，他就亲自去察看。12月中旬，竺可桢自泰和
返建德，当时南京已陷落，杭州处于危急之中，他立即布置迁校。
竺可桢计划的迁校路线是从建德乘船到兰溪，改乘火车到樟树，然后换
船南行到吉安或泰和。但战时客车停运，不得已，竺可桢只好命令改变路线，
坐船上溯常山，从那里乘汽车到玉山，再乘火车。为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危，
竺可桢克服了重重困难，日夜操劳，深得众人的爱戴和尊敬。
几经波折，浙大终于在1938年2月迁至泰和。浙大师生经过了共同的患
难，更加齐心协力，专心致志于教学。当时教育部派人在全国巡察，结果认
为浙大是所有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竺可桢还为当地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浙大校址坐落在赣江边，几乎年年
遭水灾。竺可桢与有关方面商量后由地方出钱，由浙大负责技术工作，修筑
了一条长15里的防洪堤。竺可桢还提议招募难民垦荒种地，兴办了沙村垦殖
场。竺可桢看到当地小学师资缺乏，就建议浙大和地方合办一个学校，取名
澄江学校。
暑假来临，竺可桢领导学生组织慰劳队去抗战前线慰问，捐款购买医药
用品送往前方。6月30日一早，竺可桢随慰劳队出发，侠魂夫人为他整好行
装，送到车站，目送他远去。
竺可桢由长沙换火车直奔武汉。教育部在战时迁至武汉，部里要求竺可
桢增设浙大师范学院，竺可桢表示尽力而为。谈到迁移，竺可桢说：“假若
现在不迁移，则永不能移动。不要临时抱佛脚，请授权浙大自己视情况决定。”
航空委员会朱国华来见竺可桢，说湖口确已失陷。如此看来，浙大西迁
势在必行，而且必须立刻着手。竺可桢离开武汉前，陈立夫同意浙大西迁，
并说：“希望能迁到贵州。”
竺可桢感到事不宜迟，立刻着手迁校的准备工作，正为校址费脑筋之时，
却收到家中来电，要他火速回泰和。竺可桢匆忙赶回家，在黄昏落日里迎他
归家的是竺梅、竺安、竺宁三个孩子。竺梅安慰心急如焚的父亲：“爸爸，
妈妈的病好点了。”竺可桢心情沉重，发觉身边还缺衡儿，竺梅不敢隐瞒，
泪水汪出来：“衡儿没得了！”竺可桢一时心痛如绞。回到家中，只见侠魂
躺在床上，形容憔悴，唏嘘不能言语了。见她双唇蠕动，竺可桢贴近她，听
她说：“我怕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竺可桢握住她的手，守在她床前，
等她安睡了，又向医生询问病情。在侠魂夫人病床前，竺可桢百般劝慰，精
心照料。1938年8月3日11时，张侠魂与世长辞。竺可桢一时感到生活失
去了重心。他将侠魂喜爱的手表和自来水笔放入棺木中让她带去。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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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张侠魂、竺衡于玉华山之阳，地名松山。17日，竺可桢领了梅儿和彬彬到
松山张侠魂和衡儿坟前与之告别。浙大再次西迁上路。
西迁路上，竺可桢夜听秋雨潇潇，辗转难眠，忆起侠魂，悄然泪下，作
了两首悼亡诗用以寄情：
一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二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泣然。
浙大的繁忙公务冲淡了竺可桢的丧妻之痛。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
标营厅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对师生发表了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演讲，他推崇“知行合一”。并提出以“求是”二字为浙大校训。后来竺可
桢又请马一浮作 《浙江大学校歌》，全文如下：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形下谓器。礼
主分别，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
无曰已是，无曰逐真。靡革匪因，靡因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
士，尚有其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
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浙大在宜山时期，学生为抗战举行义卖募捐，竺可桢捐出侠魂生前的12
件物品。自侠魂辞世后，竺可桢省吃俭用，积攒了1000元，他想把这笔钱捐
给浙大，设立侠魂纪念奖学金，以周济二、三、四年级女生中家境贫寒而成
绩优良者。此事完成后，竺可桢深感宽慰。
迫于时局，宜山也不能久住。在敌军的轰炸中，浙大损失重大。浙大必
须再一次西迁。教育部允许浙大迁往贵州。
竺可桢肩负浙大与气象所两副担子，拖着几个孩子，生活艰苦。朋友都
劝他与陈汲赶紧把婚事办了，家里好有个照应。竺可桢觉得此事不能太仓促。
他决定去嘉定与陈汲长谈，二人同游峨眉山，在千佛顶，二人定下了终身相
许的情缘。
11月24日南宁失陷，宜山震动，浙大被迫西迁。浙大师生员工及眷属
在西迁中，流离四散，忍饥挨饿，处境艰难。竺可桢四处奔走，争取经费，
为迁校操心劳力，历尽磨难，终于到达贵州。
六、黔北岁月
浙大迁到黔北，分布在遵义城、湄潭县城及所属永兴场三个地方。校本
部和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