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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迁到黔北，分布在遵义城、湄潭县城及所属永兴场三个地方。校本
部和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
院理科各系先在遵义，后住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
遵义地处娄山关以南，乌江以北支流湘江的河谷盆地，是从贵阳到重庆
通道上的重要城市。浙大自1940年迁到黔北，直到1946年才返回杭州，在
贵州避战时之乱长达六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浙大的教学秩序比较安定有序。
浙大避开战火，生活安定下来。竺可桢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办好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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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的六年半，浙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了较大发展。在扩大规模的同
时，浙大在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浙大的发展得益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工作作风。在教育思想方面，他
一再说明：“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
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云、转移国运的领导
人才”。而这种“领导人才”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肯牺牲自己，努
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的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远虑、不
肯盲从的习惯；三、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四、健全的体格。竺可桢
反对读死书，鼓励学生们关心国事、关心民众疾苦和公益事业。竺可桢还强
调坚持求是精神，把它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内容。为了使浙大具备一个强大
的教授阵营，竺可桢费尽心血，多方努力延聘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一流教
授。在治校管理方面，竺可桢采取民主办学的工作作风。当时身为一校之长
的他完全可以大权独揽，但他认为专制不是好办法，因此成立了校务委员会，
由教务、总务、训导三长，永兴部主任、各院院长和由选举产生的其他一些
教授组成，共定学校方针大计。竺可桢为了浙大可谓呕心沥血。正是这种求
是学风和民主精神的发扬，为浙大赢得了“东方剑桥”和“民主保垒”的美
誉。
浙大一切就绪。1940年2月底竺可桢前往重庆，主要目的是为浙大筹措
经费，还有许多其它公务活动，并于3月在重庆与陈汲结为秦晋之好，4月
底，夫妻双双同返遵义。同年12月14日生一女，取松为名。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举行倒孔游行。“倒孔”针对当时行政院
长孔祥熙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营私舞弊、大发国难之财而起。而直接的导
火索则是孔夫人在香港沦陷前用专机运送宠物，而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则因缺
乏交通工具而不能脱险引起义愤。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大学学生
首先掀起倒孔游行。浙大学生情绪激愤，组织游行示威。作为校长，竺可桢
怕学生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百般劝阻不要上街游行。实在不能阻止，竺可
桢就加入学生的队伍并走在队伍前面，以保护游行学生的安全。
“倒孔”游行在竺可桢的努力下没有发生冲突，但是一些政客妄图利用
这一事件向蒋介石邀功，蒋介石得知浙大举行“倒孔”游行后勃然大怒，说
要严办。竺可桢千方百计保护学生逃离当局的迫害。当局不甘罢休，又制造
一系列迫害学生的事件，借口搜出反动标语捕去潘家苏和膝维藻两人。竺可
桢领导全校师生展开营救潘、滕的活动。查找证据证实叶道明指控学生私藏
反动标语完全是栽脏。竺可桢还前往拘留潘、膝的德园探望二人。直到救二
人脱险，竺可桢才欣慰自己尽了师长的责任。
1944年，日军由湘北一路南侵攻入广西境内，11月敌军北犯，12月攻
陷贵州，史称黔南事变。一时人心大乱，竺可桢肩负全校千余人的安危责任，
心急如焚。教育部却函电浙大撤消，合并入中央大学。竺可桢据理力争，终
于保住浙大。
在“黔南事变”中，经浙大学生发起、推动和组织，遵义全市掀起了空
前规模的劳军运动，后来又发展组成浙大的第二次战地服务团。竺可桢对这
些活动一直采取了热情鼓励的态度。事变之后，浙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纷
纷弃笔从戎，志愿参军。竺可桢不但主张志愿者参军，还主张留校的人都学
习军事科目，以随时参加前方的军事工作。后来，浙大五位同学被诬陷为共
产党而被捕，竺可桢义愤填膺，经过几番交涉，四处奔走，终于使五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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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其他一些参军的同学也先后退伍返校。
1945年3月14日，竺可桢因公滞留重庆，有人告知他训导长费巩失踪
了，竺可桢大吃一惊。费巩为人正直坦诚，是疾恶如仇的正人君子，极受浙
大学生爱戴。他常常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又时常救助被特务机关迫害的学生，
被特务机关视作眼中钉。他四处探听费巩的消息。竺可桢推测费巩一定是被
特务绑架去了。但特务机关拒不承认。费巩失踪还未平息又起一波，邵全声
被军统逮捕，竺可桢又忙于营救邵全声。国民党为了逃避罪责，让邵全声作
替罪羊，严刑逼他供出在趸船上推费巩落水致死，宣告判处邵全声死刑。竺
可桢坚持不懈地一再营救，终于将邵保释出狱。然而费巩下落始终不明。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倾城欢庆。竺可桢兴奋不已，一夜不眠。与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共庆抗战胜利。竺可桢急不可待，想尽快将浙大迁回日夜
萦怀的家乡。
11月8日，浙大终于回到杭州举行战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竺可桢没有
辜负浙江父老的厚望，抗战八年中，浙大的成绩是突出的。故地重游，目睹
战火之后的千疮百孔，竺可桢不禁扼腕叹息。而国民党的反动举措尤其令竺
可桢心情不能平静。
七、伟大的决裂
1946年5月竺可桢在遵义送走了第一批回杭的教职员及家属，16日他怀
着眷恋之情告别黔北飞回南京。
内战的阴影冲淡了竺可桢对抗战胜利与和平建设满怀希望的喜悦。他目
睹民众衣不蔽体，食难温饱，而地主却锦衣美食，心中一阵黯然神伤。
国统区物价飞涨一时间民不聊生。6月11日，竺可桢返杭，正值浙大教
职员为要求生活津贴而罢教。次日，学生自治会代表晋见竺可桢。向他报告
13日全杭州市学生即将举行反内战游行。竺可桢仅仅对游行口号提出一些更
正意见，而拒绝阻止学生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要求竺可桢交出浙大学生赵
槐等7人，竺可桢以“尚须调查”为名托辞过去，保护了游行学生。
尽管全国各地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但是蒋介石却仍旧无动于衷。人民
渐渐觉醒了，尤其是青年人，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不少爱国青年纷
纷与家人“不告而别”，投身到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事业中。竺梅与其
未婚夫满腔热忱奔赴山东解放区。竺可桢惦念北上的女儿，面对动荡的时局，
不由感慨：“故国江山无限好，无如天下不太平啊！”
一日竺可桢翻阅当时美国刊物《气象学报》时，发现自己有多处不解所
云，不禁叹息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1946年决意辞去
兼了10年之久的气象所所长一职，决心一心一意办好浙大，为祖国培养栋梁
之才。
1946年8月，竺可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一
并考察英美。会后，竺可桢参观法国中央气象台、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等科
研机构，遍览巴黎名胜古迹。在英国伦敦，竺可桢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学校、
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1947年1月，竺可桢乘船横渡大西洋抵达纽
约。漫步街头，竺可桢感到战后的美国，景迁人移，面目全非了。他还参观
波士顿等地美术馆、博物馆。这次欧美之旅，收获颇丰。
与此同时，国内却是危机四伏。5月20日沪、苏、杭学生6000余人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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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南京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伤百余人，20余人被捕，这就是著名
的“五·二○”惨案。之后，引起了全国抗议浪潮，全国数十万学生高举“反
饥饭，反内战，反迫害”旗帜游行示威，罢课抗议。5月24日浙大学生联合
杭州学生数千人游行示威。教育部发电催竺可桢火速归国解决学生罢课问
题。竺可桢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对国民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
来越明了。
返校后，竺可桢考虑到学生与学校的安全决定提前放假。这样，学生的
长期罢课逐渐结束了。当局要求对学生从严处置，竺可桢坚持“以德服人”
反对动用军警武力迫害。
新学期开始不久，当局寻找借口逮捕了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农
学院学生郦佰瑾、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等人。竺可桢获悉马上进行营救，
探听被捕原因及下落。正在浙大师生努力与当局抗争之时，却传来“于子三
已用玻璃刺破喉管自尽”的说法。竺可桢赶赴现场，一眼识破了当局的阴谋，
指责道：“以刀杀人与以梃杀人有以异乎？”并质问玻璃管自何而来，戳穿
事实真相。竺可桢目睹学生于子三被害后的惨状，悲愤交加，晕倒过去。在
于子三“自杀”身亡检验证书上，竺可桢拒不签字，而在另一张纸上写了：
“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于子三被害，激起民众的愤
慨。31日集会，竺可桢参加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教授们发表宣言要求保障人
权，并在集会上宣布罢教。当局给竺可桢施加压力，竺可桢断然拒绝阻止罢
教罢课，并决定动身去南京辞职。学生来电告知，支持竺校长在南京的一切
活动，希望他不要辞职。竺可桢在南京谈到于子三案说：“作为一个学生是
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蒋介石命人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
可桢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竺可桢开始旗帜鲜明地领导师
生与黑暗势力抗争，他宣告：“真理在我们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于子三的葬礼上，学生与军警、特务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后，竺可桢
向当局抗议流氓暴行。而当局却将受伤学生当作“凶手”、“被告”传讯。
浙大学生为了抗议这一暴行，罢课三天。竺可桢顶住当局的沉重压力，不顾
个人安危，坚决抵制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成为浙大的精神支柱。在校学
生有感于此，创作了“求是之光”一歌，讴歌竺可桢。歌词是：
江声浩荡，浪涌两浙文物，
弦歌不绝颂浙大，看求是精神远播扬！
十年流土，风霜久摧鬓发苍；
惨淡经营，剑桥媲美，听万人欢呼竺校长！
自由褓姆，鞠躬尽瘁为人道；
科学、民主，矢志所求，歌真理战士竺校长！
江潮澎湃，激流推创新时代；
风雨如海，鸡呜不已，愿民主堡垒永辉煌！
8月，军警开始大肆搜捕爱国学生。22日军警、特务在特务学生带领下，
捕去浙大学生三人。竺可桢再次投入营救工作，保释出误捕的施、方二人。
而吴大信因涉嫌重大不准保释，9月18日，特刑庭宣判吴大信一案。竺可桢
出席旁听。法庭判处吴10年徒刑，竺可桢认为过重。9月19日，学生罢课
以示抗议。竺可桢为了学生的安全竭力劝阻，又对当局敷衍，说当日是钱江
大潮，学生观潮去了。此后，又有几起迫害学生的事件，竺可桢无不多方努
力营救被捕学生。与此同时，竺可桢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黑暗、独裁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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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痛恨，对蒋介石失去了原有的幻想。
1949年4月中旬，竺可桢获悉自己被列入了“和平分子”的黑名单。由
此可见竺可桢已被国民党列为不可靠的人。竺可桢面对危难，反而更加平静。
4月23日南京解放。
4月29日，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奔赴上
海。次日，他访晤教育部长杭立武。正是杭电召竺可桢来沪“有要事相商”，
所谓“要事”就是奉命劝竺可桢去台湾或广州，竺可桢婉然拒绝了。
5月6日，蒋经国奉父命劝说竺可桢去台湾。一见竺可桢，蒋经国首先
转达蒋介石的问候，然后说明来意，劝竺可桢去台湾。竺可桢说：“多谢令
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蒋经国追问原因，竺可桢坦然道出：“历
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竺可桢还指出了国民党早已腐化。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去。
竺可桢执意留在上海，竺待着黎明的曙光照亮古老的中国。
八、新的征程
“雄鸡一唱天下白”，全国的解放将竺可桢推上新的征程。他还有些迷
惘，但掩不住心中的希望和欢欣。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崭新的征途。
竺可桢伫立在新上海的街头，见到气象更新，人民欢歌乐舞，欢迎解放
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的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形成
鲜明对比。在日记上，竺可桢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
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
党能重视之。”
6月9日，中央研究院集会纪念建院21周年，陈毅市长特意赶来参加并
讲了话。竺可桢从中领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党对知识分子和
科学事业寄予的厚望。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
议筹备会。与会者济济一堂，都是全国科技界的精英。会议的目的是加强科
学界的团结，总结以往科学工作的经验，以改进今后的工作进程，更好地为
新中国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同时为成立统一的全国科学组织准备
条件。竺可桢为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的精神深深打动。
会后，竺可桢参加了赴东北参观团，一路上的见闻，尤使他信心倍增，从而
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9月，竺可桢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与会期间，他建议在《共同纲领》中关于发展自然科学问题专列一条以示注
重，得到众人的赞同。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规定：“努力发
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
普及科学知识。”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庄严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
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竺可桢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中国共产党了解到竺可桢为人坦荡、作风严谨、主持正义，在教育界、
科学界堪称德高望重。因此，推荐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共和国的
需要，党的信任，把竺可桢推到当时被认为全国科学事业最高机关的领导岗
位上。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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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于李四光当时在国外
未能赶回到职，建院初期中国科学院领导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际责任便主要落
在竺可桢肩上。竺可桢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指示提出了科学事业方面三原
则：第一，必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科学能真正为工农大众服务；第二，
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
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人才。
竺可桢对科学院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与许多科学家促膝长谈，坦诚相待，
互通心声，同时又坚持按原则办事，这种工作作风曾感动不少人。经过竺可
桢的奋斗，科学院精英荟萃，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当时人民政府关于中国科学院应该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
精神，中国科学院十分注意地方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新学科研究机构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