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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中国科学院十分注意地方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新学科研究机构的设立，
为了促进这两方面工作，竺可桢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先后组织和领导了东
北分院、西北分院、华南分院、中南分院、华东分院和新疆分院。真可谓劳
苦功高。
建国初期，新中国遭受西方各国的敌视，为了寻求经济技术援助和发展
科学的经验，向苏联学习，加强与苏联的科技交流便成为必由之路。竺可桢
十分重视向苏联学习。为了通晓俄文，竺可桢专门聘请一位俄籍教师习俄文。
他还多次访问苏联。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竺可桢是严谨的，他不一味照搬
苏联，而是取长补短，吸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他从不随波逐流，总是勇
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竺可桢在工作中总是高瞻远瞩，放眼世界，他十分关注国外的科技动态，
并极力倡导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也注意挖掘我国历史上的科学遗产。
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竺可桢利用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
考察国外的教育、科技发展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对古代科学充分
研究的基础上，竺可桢于1951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
献》和《中国过去气象学的成就》，又于1956年以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成就
的基本事实为根据，进一步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我国而不是当时公认的印
度。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科研成果，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
中国科学院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全院上下齐心协力
地奋斗，1956年初，研究机构由建院初期的16个增到44个，科技人员从219
人增到2496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与竺可桢的辛勤劳动
是分不开的。面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前景，竺可桢兴奋不已，同时又感到自
己肩上的担子份量不轻。他精神抖擞，走向灿烂的未来。
九、万水千山走遍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以极大的热情亲自到野外
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以供科学研究所需。
黄河是我国北部的血脉，她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然而旧中国对
黄河缺乏治理，黄河两岸，特别是中下游一带经常遭受由黄河泛滥造成的洪
水灾害。为了寻找治黄的根本，竺可桢不远千里，率众沿河而上。站在黄土
高原上，竺可桢遥想5000年历史的兴衰，黄河的变迁。他不辞劳苦，起早贪
黑地忙于考察。虚心向当地群众请教一年四季的风向、雨水的多少、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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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状况。由于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竺可桢终于病倒了，但他仍坚持考察
访问直到最后。
竺可桢还组织和领导了对晋西北的水土保持工作，并进行视察。在吕梁
山，竺可桢访问了两名有经验的老农，认真听取他们的经验，同时向他们建
议对土地综合利用，不应只注重栽植果树而忽视农作物，应该农林牧水综合
规划，全面发展。两位老农听罢，非常高兴，感到大有奔头。竺可桢认为“黄
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沟的改造利用问题”。
1957年竺可桢开始着手热带考察工作。考察路线由广东阳江、电白、信
宜南去，经茂名、化县、湛江、海康达徐闻，渡海考察海南岛。一路上，竺
可桢不停地观察，不停地记录。同时，他不忘自己有责任为沿途人民服务，
随时随地对生产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面对当地人民伐木烧炭、放火狩
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的举措，竺可桢十分痛心。他耐心地用科学道理教育农民
不要只顾眼前的小利，而应在靠山吃山的同时还要养山。
不久，竺可桢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奔赴黑龙江考察。黑龙江综合考察
是以水能、水利地质、矿产、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经济
状况为目标。到了哈尔滨，竺可桢乘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东行千里，经佳
木斯到广阔无垠的三江平原。到同江，入黑龙江，转向西行，逆流而上，至
萝北县折向西北而行，在爱辉稍停，渡江到苏联的海兰泡。在苏联，竺可桢
一行受到热烈欢迎，他穿梭在林海、草原、江河、沼泽间，晓行夜宿，生活
非常艰苦，他却毫不介意，感到其乐无究。他测温度、记天气，观察地理、
地质、土壤，拍照，整理资料，终日忙碌奔波，乐此不疲。
经过几年的考察，竺可桢积累了大量的可靠资料，据此，他明确提出中
国的亚热带的北界应定在淮河、秦岭一线，南界在岭南，从台湾中部到雷州
半岛。他以气温指标和考察得来的植物群落资料，纠正了苏联学者把辽、吉
全境和黑龙江、内蒙古一部分都划作亚热带的说法。
1958年8月底，竺可桢飞往新疆考察。他不停歇地跑遍北疆，收获颇丰，
在精河的艾比湖和柴窝堡盐池留下了他的脚印。在大戈壁中，他们挖掘到了
盐和石膏，还有可作化工原料的盐碱土。他们在克拉玛依考察了玛纳斯河流
域。在南疆，竺可桢参观了维吾尔族的果园，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心里十分
快慰。竺可桢赞叹：“莫道春风不远渡，新疆是个好地方。”
1958年底，竺可桢将目光转向沙漠和海洋。次年，他在中科院海洋工作
会议上讲《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大家向海洋进军，开
发海洋资源。之后，他在治沙队计划会议上致《吹起号角来向沙漠进军》的
开幕词，分析了世界沙漠化概况，回顾了各国人民与沙漠斗争的经验教训。
年近古稀的竺可桢曾三次跑到各沙漠，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荒凉的腾格里
沙漠和河套沙漠都留下他考察的身影。
我国水利资源分布南多北少，南水北调，早在1958年就提出来了，竺可
桢对这一计划持赞同态度，他主动要求把中科院的考察工作与南水北调结合
起来。1960年秋，年愈古稀的竺可桢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过考察，
竺可桢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了西路南水北调的方案：从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
喀拉山口注入黄河。这一方案需建引水工程200公里，使黄河上游增水180
亿立方米。
1962年6月4日，是竺可桢终身难忘的日子，在日记中他写道：“终于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正在这天他被支部大会通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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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挥毫赠诗：
雪里送来炭火，炭火浑似熔钢。
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
四海东风骀岩，红旗三面辉煌。
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发奋图强？
1963年3月，竺可桢与地理学家黄秉维赴云南，考察热带生物群落和植
物引种工作。他参观了小勐伦、小勐养自然保护区。他还深入农家，了解刀
耕火种的情况，宣传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请竺可桢面谈。竺可桢赶到中南海，毛主席正
在看书，卧室里到处放着书，毛主席诙谐地对竺可桢说：“书堆太乱，不是
个好学生，莫要见笑。”不多时，李四光、钱学森也应邀赶来。寒暄之后，
毛主席对竺可桢说：“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管地不管天。你
的文章倒是管天。”又说，“你的文章我赞成，我看，农业八字宪法可以加
上光和气两个字。”竺可桢为主席的平易近人和刻苦认真的态度所打动。
竺可桢最后一次考察是在河西走廊。考察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治沙情
况和开发问题，二是为中国航天事业选基地。在大黑河，竺可桢看到当地人
伐柳作柴烧，极为心痛。他说：“戈壁沙漠就是这样造成的。这里干旱的土
地一旦失去绿荫，漫天的风沙就会肆虐起来。”一到酒泉，他就向甘肃省委
建议严禁砍伐红柳。
竺可桢的足迹印满了大半个中国。他不辞劳苦、万里躬行和精益求精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十、动乱年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科学技术受到摧残，
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对象，竺可桢也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说竺可桢“保护牛鬼蛇神”，影射他于1957年把
崔克信调到地质所任研究员。一时帽子满天飞，罪名莫须有，冲突的双方都
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攻讦。竺可桢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不是“好得很”了。
造反派不断地闯入竺家，要他出证。这些人总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自认为
有用的东西，用以攻击别人。但竺可桢总使他们失望而归。竺可桢总是说：
“我只能证明我亲眼看到的事情。”造反派就威胁说他顽固不化，站在走资
派一边。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一批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使竺可桢免遭许多攻击。
但还是有人暗示他：不要以为受到保护就万事大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在造反派手里，时候一到就会给你扣上去。竺可桢没有被这些威逼利
诱所动摇，他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968年2月，中科院召开两条路线
斗争座谈会，有人发言说自建国以来一直有一条黑线统治着中国科学院，许
多人迫于压力随场附和。竺可桢不计个人利害，勇于坚持真理，他说：“我
认为科学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以红线为主。科学技术进步之快前所未
有。”对于那些遭受迫害下放劳动的科技工作者，他很是惦念。他致函周总
理，呼吁重视科技。但因当时造反派当道，知识分子受迫害，已经没有多少
人从事科研工作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学校的红卫兵闯入他的办公室，勒令他必须放弃“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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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办公方式”，办公室的卫生由他自己负责清扫。竺可桢自此每次到办公
室总是先花半小时扫地、擦桌子。他辞去保姆，退掉公务员，上街尽量乘坐
公共汽车。冬季的北方气温低，而竺家靠蜂窝煤炉和煤油炉取暖，寒冷的天
气加重了他的肺病，1969年2月，竺可桢因患肺炎住进医院。自此，他的健
康状况每况愈下。
在艰苦的环境中，竺可桢以惊人的毅力奋斗在科学领域。这一时期，他
潜心研究气候变迁和物候学，并撰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
究》和《物候学》。《物候学》虽然是一本科普读物，竺可桢却倾注了大量
心血，是他几十年来对物候观测的科学总结。当该书出版时，竺可桢就如同
母亲见到孩子一样激动不已。
在动乱年代，人心涣散，许多科学家对国家的命运担扰，对国家的前途
失去了信心。竺可桢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心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祖国的
科学事业。他在给旧友辛树帜教授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以达观为怀，有
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
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晚年，竺可桢没有机会去
野外考察，于是他就守着寓所周围的小天地，细心观察动植物的变化。他甚
至利用打扫院子的机会，精心地实测尘埃的单位面积重量，得出了由于生态
环境变化，北京近几年来微尘大幅度增加的实测记录。竺可桢不顾自己年迈
体弱，坚持科研的精神实在可贵！
1970年以后，竺可桢的体质大为衰弱，他逐渐深居简出，去三里河中国
科学院机关办公，爬到二层的办公室，他中途要休息两三分钟。而在这样艰
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仍然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坚持接待外宾，不断地
联系着国内外科学家。
“疾风知劲草”，在动乱中，竺可桢坚持求是精神，仗义执言，主持正
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风范。
十一、鞠躬尽瘁
1973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了美国科学代表团后，便留下来
跟参加接见的竺可桢讨论气候变迁问题。
当时，世界气候异常现象增多，引起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国际上流行着
“世界将进入小冰河期”、“人类将面临一个缺粮的时代”。而竺可桢根据
有说服力的资料证明，世界气候趋于变暖而不是变冷。
周恩来总理勉励竺可桢说：“祝贺你取得的成果。这篇学术论文，在国
际上受到了广泛欢迎，为中国科技界争了光。”
竺可桢说：“自然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善于与
自然斗争。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80多岁了，
感到力不从心了。”
周总理说：“现在到21世纪还有1/4个世纪的时间。郭老再过19年才
100岁，你再过17年才100岁。章士钊写书，写到92岁。你还可以写出不
少书来。”
竺可桢答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能做到。”
竺可桢说到做到。1970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体育锻炼也由早操、
太极拳改为屋内散步和深呼吸。每天只能坚持阅读一个半小时，但他仍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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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稍有松懈。这一时期他着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在病中，他仍想着
著书。当手稿送往出版社时，竺可桢感到自己就像一位产妇，眼见自己刚生
下的孩子由护士抱走，自己满心幸福却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物候学》是竺
可桢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评
价说：“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
的纪元。”
竺可桢随身有三样法宝：温度计、笔和笔记本，以便随时随地进行观测
和记录。他总是在笔记本上记上他认为该记的一切。1973年春节刚过，竺可
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着天气的变化，并且记录自己的
病态发展。4月23日的日记上他写道：“今晨一早起，适见一燕子在窗口孤
飞，好像老朋友一年不见又来探访似的。查去年日记，也是4月23日有以下
记录： ‘上午见燕子在高飞，今年初见。’何以如此之巧。七八年来记录燕
子初见，在北京统是4月21—23日，只是1968年特别早，在4月18日。”
1974年2月6日，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气温最高零下1°C，最
低零下7°C，东风l—2级，晴转多云。”这是他从广播中听到的天气预报。
所以在日记上，他又注明“局报”，一丝不苟地为他多年来的科学记录打上
了完满的句号。
在病危之际，竺可桢一再叮嘱夫人陈汲将他自1966年8月以来，每月将
三分之一工资交存银行的款项共计11000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用，而当
时他家的经济状况已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国里之时，竺可
桢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溘然离世。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竺可桢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
后一份光亮，然后他安祥地睡去了。走完了艰辛而又忙碌的一生，竺可桢永
远地安息了。
中国科学界的一颗璀璨明星悄然陨落。
十二、硕果累累
竺可桢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科学而献身的一生，他用毕生的精力
开拓和发展了我国气象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史，他在这些科学园地里辛
勤地耕耘，成为一代宗师。
竺可桢对于科学事业的贡献是杰出的，他在台风、季风、物候、气候变
迁、农业气候与自然区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我国东临太平洋，每年夏秋季节，从广东到辽宁的东部沿海都受台风影
响。眼见台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竺可桢早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科学时就开
始了对台风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回国后也坚
持不懈地研究台风问题，他先后发表有关台风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