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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早已熬制的糨糊，移开了火焰。象征喜庆的红色对联已经写好。地基在一次次的夯击声中完成，房屋立架的时候来临。鞭炮点燃了，一阵劈里啪啦的激情震动，一片火花四溅的灵感进射，人们在还没有散尽的烟雾中呐喊，拉动了套在木屋架上的绳索。房屋的轮廓缓缓升起，它带着人们的种种期望，立起了人工缩制的天地四维。人们设想的天圆地方的宇宙，不就是为了房屋而做的准备吗？宇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房屋的范本，并将最亮的那盏灯放置在穹顶的中央，太阳把万物照彻，又使万物更生。木匠们从直尺和墨线里找到了仿制的捷径，又从锯齿和斧刃上看出了自己的形象。
让我们回到一棵大树下吧。可能最早的房屋的灵感就出现在这里。也许在无数个世纪之前，人们在大树下躲避暴雨，他们发现头顶上的树叶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居所，也许那时候就开始酝酿从山洞里走出来，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到更为广阔的地方定居，以寻找更优越的生活。开始，人们可能只是简单地模仿自然的一些构造，模仿鸟巢和兽穴的建造方法，在他者的阴影里移动。
为了适应大自然的苛刻条件，不得不想出自己的办法和策略。人的智力在大脑的沟回里彷徨、犹豫，在现实中寻找自己想象的对应物。最终，一个出人意料的对称出现了，一个图景在另一个图景的影子里产生，人的面庞在静止的水面上析出了结晶。人们将飞鸟的巢穴移到了平地，用各种规格的木头和树枝搭制了最初的建筑。考古学家们在掩埋了的物质里找到了一些证据，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房屋浮了出来。在六七千年前的半坡遗址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清晰的房屋轮廓：那是鸟巢和兽穴的完美组合。
这里找到了几十间原始时代的房屋，圆形的和方形的。其房屋的细部各有特点，却具有相同的特征。每座房子的门道里有一个用隔墙围成的方形门槛，正对门槛的房屋中心地带设置灶塘，几根柱子将一个屋顶支撑起来，墙壁以草泥涂抹成。其面积从十几平方米到一百多平方米，大小不等。一些细心的人们对这样历史悠久的房屋作了复原模拟，利用树干做骨架，植物茎叶或覆以泥土作面层，以四柱顶叉作为中心支点，逐步形成攒尖顶房屋。这种半穴居的土木合构，正是中国古典建筑的始祖。可以说，在那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木杆件架设空间技术，房屋的启蒙时代已经开始。
渐渐地，房屋从地穴升向地面。在著名的大地湾时期，聪明的先祖已经创造了大屋顶和回廊，已经能够建造宏伟的宫殿，而且还使用了许多高超的技术和发明了人造轻骨料、相当于100号水泥的原始水泥。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建造房屋的情景和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工匠们的精心打造，劳动者的分工合作，屋顶在一阵呐喊中升到了半空。
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屋，拥有了自己的时空。上帝创世时的想法一一兑现。在乡村里，木匠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中午时分，农家庭院里摆开了酒席，他们坐在木凳上，一边从酒壶里倒酒，一边眯着眼睛欣赏自己的杰作，一个人字形的宽大屋顶的雏形和它下面的一根根支柱，被映入了小小酒盅。剩下的都是一些粗笨的活儿了，奥秘的关键部分，已经囊括于看似简单的骨架里。立柱上的红对联承载着一个稳定、结实的空阔结构，一些人敏捷地爬到了上面，将一根根木椽等距离地固定在一个斜面上。接着一些细碎的木片和枯干的树枝密密排满，屋顶被包裹起来。
一天，我来到塞外一个村庄的废墟上。一次可怕的大地震刚刚将这个村庄夷为平地。旁边的一顶顶帐篷，不断地有人小心翼翼地进出，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神里偶尔透出几丝剩余的恐惧，炊烟在旷野上升起。山崖下的一孔孔窑洞倒塌了，一些现代水泥建筑倒塌了，一堆堆丑陋的废弃物扔在一旁，另一些传统的乡间房屋却仍然顽强地立在原来的地方。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一时刻，它们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它们已经在强烈的地震中倾斜了，外墙坍塌的地方露出了曾被包裹的立柱，它们以自已的发自灵魂的力，支撑着沉重的屋顶。我愆
加相信，这些房屋是有着灵魂的。它从几千年前开始，就被一代代灵巧的木匠赋予了灵魂。不然，鲁班制作的那一木鸢怎么能够在天上飞翔？
我想到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好像天气刚刚转暖，据说就要有地震来临。村庄里的人心惶惶，开始在庭院里搭建窝棚。我家的窝棚预计在后场搭制，孩子们兴奋地找寻着能够搭建窝棚的材料，我们不停地把一捆捆秸秆抱到了后场上，在一棵大榆树下开始了建房的工作。我们和大人们一起，将一些木头和带杈的树枝立了起来，并以天然形成的树杈作为屋顶的支点。没有用了多少时间，也许是半天，也许是一天，我们就建起了自己的新房。
在这样的房子里居住，不会害怕塌陷，轻质的材料自然会保障人们的安全，人们会睡得极其安稳，它即使掉下来，也没什么紧要，我们从睡梦中站起来，抖去身上的灰尘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建造房屋，也是唯一的一次。房子里面是粗糙的，屋顶也没有那么高，以至于大人们出入时必须弯下身子才行。我想，这可能是对原始人类居住的房屋的最真实的模拟，它是这样简明扼要，我们很易于领会一座房屋的本意。那时，孩子们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对自已杀手参与建造的房屋极其满意，其内心的快乐溢于言表。
我们不断地进入房间，又不断地跑了出来。家里的炕席已经铺好，下面是软绵绵的金黄麦秸。我们从一个窝棚跑到邻居家的另一个窝棚，这些房屋比林间草地上的那些小矮人的房屋还要有趣，它用简朴的物质为我们讲述童话，它曲每一个情节都让哦们入迷。到了夜晚，我们就掀开掩在窝棚入口处的布帘，高高的榆树上不断飘下树叶，飞到头顶，好像有人从天上来送信，仰头看到被屋门的粗糙毛边切割下来的一片洁净星光。那些扑朔迷离的灯，离我们很近、很近，好像它们是专门为我们安装的，并且有着精美的图案、精巧的手工。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房子皇被放大了，它使我们感到，世界并没有和我们失去联系，而是一直守候在我们身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些快乐的日子。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地震迟迟不来，一个悬念不断被推后，直到被无限期的时间磨光了棱角。人们开始搬回到原来的住房。一段美好的日子就像幻觉，消失得太快了。窝棚一个个被拆掉，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似乎已经逾越了几十个世纪。就像一个胎儿在母体中发育，越过了几百万年甚至更久的进化历程。我坐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在一座钢骨水泥建筑里凭窗远眺，看到马路上移动着匆匆脚步的行人，在楼群中间不断张望，仿佛心神不安地寻找着什么。汽车发出一阵阵呼呼呼的噪音，含有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尾气，从隐藏在车轮后面排气筒里喷吐出来，蒸汽一样的白雾很快消散。远处的高高耸立的吊车正在转动吊臂，仿佛要将地上的一切拿到高空，然后在暖风中销毁。
很多事情是经不起眺望的。眼前的一切不过是烦躁不安的表象。现在算起来，短短的十几年间，我已经历过十几次搬迁，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大，雪白的墙壁、光滑明亮的地板和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它们给我带来的舒适感不言而喻。可是，我仍然不能抵御来自记忆的诱惑。远处的一个个屋顶消失了，一个个窝棚消失了，一个个童话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忧伤：一切看似卑微的事物中，有我们的血肉。
我经常看着窗前的一棵树发呆。在这棵树的树杈上，永远放着一个被遗弃了的鸟巢。我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建造，又在什么一时候被遗弃的。我从没有看见鸟儿们在这里居住过，有时会有一两只麻雀落在附近，唧唧喳喳地叫一阵，就飞走了。好像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乱叫几声，以发泄内心的苦闷。这一鸟巢里的真正主人，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到另一个地方谋生。它们辛勤捡拾的树枝，用心血搭建的房屋，已经被蒙上了厚厚的工业灰尘，看上去就像一些生锈的铁丝和车床上清扫的废渣。在一片片摇动的树叶之间，它们已经沦为一堆垃圾，很少能够让人想起它们从前的用处。
我知道鸟儿们为什么对生活如此厌倦。它们应该到另一个地方，它们有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能力。它们是自由的，它们可以放弃可以向往，它们有翅膀，它们会飞。可我只能坐在窗前，从一页页书中窥视自己的影子，我惊愕地发现，我的快乐和幸福已越来越少。这一点，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竟然如此相似，差不多是不谋而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
■ 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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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一位天才的“病人”诞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的家属宿舍，他就是著名的“文学羊癫风”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恩妥耶夫斯基的肉体羊癫风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作家的女儿和弗洛伊德都认为是受到父亲之死（他父亲被农庄的农奴打死）的刺激而引起的，有人认为是在绞刑架前吓出来的（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执行死刑时，有一位当场疯癫，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突然变黑，但没有关于陀氏昏厥的记载），还有人说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引发的。史料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第一次发作，是在工程兵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出席一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家庭舞会，有人将他引见给一位贵族少妇，彼得堡著名的大美人谢尼亚维娜，他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当场昏厥。（见马·斯洛宁《癫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页，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说是《穷人》发表之后的事情，存疑）。当时他才19岁。这样的年龄，在异性面前羞涩、紧张、脸红、不知所措，都是常见的。但用昏厥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美丽的异性的反应，是很罕见的。“爱”，以这样一种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不懂羊癫风的病理学机制，但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对美的形式极其敏感而强烈的感受力，另一方面是社会机制的压抑。这造成了他神经中枢的紊乱，并出现了高度“意念障碍”。
当涅克拉索夫读到《穷人》之后欣喜若狂，凌晨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作家出租屋的门，热情地拥抱他，还到处叫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从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给予《穷人》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将爱心给了底层受苦的人。彼得堡文学界一阵狂喜，那种震惊效果，只能用羊癫风发作来形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理睬这些，他与彼得堡文学界的人格格不入（屠格涅夫称他为“文学界的新粉刺”）。忧郁症发作刺激了戈略德金形象的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双重人格》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故事，遭到了批评。别林斯基认为他过于迷恋文学形式，而轻视了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杜波罗留博夫多年之后才分析了《双重人格》的社会意义，认为戈略德金的精神分裂是有其社会根源的，陀氏直到晚年还依然肯定这部小说的意义。
看来个人意义上的肉体羊癫风，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羊颠风之间，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必须要有清晰的形式（比如抒情和控诉，这是引起进一步癫狂的“前戏”），才能触动社会和文学的神经。直接用癫狂的叙事形式是无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坚持通过文学结构来舒缓个人的精神结构。《白痴》、《地下室手记》等小说，都带有羊颠风式的结构。《地下室手记》在结构上完全不均衡，断裂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就是发疯，就是昏厥，就是梦呓，是一种跟理性社会格格不入的病态的抽搐。下半部《潮湿的雪》才回到一种与早期小说风格接近的情境之中，出现了恐惧、悲伤、忏悔、赎罪的基调。这完全就是现实生活中羊癫风发作体现出来的结构方式。《白痴》的前半部分的叙事时间几乎是中止的，这是典型的羊癫风初期出现的记忆障碍，直到娜斯塔谢出走，叙事才开始流动起来。这种结构曾经让苏联的电影导演束手无策。电影《白痴》拍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中止了。但这种不均衡、非常态的叙事结构，的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必须让精神分析学中压抑机制或者释梦理论介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圈里是压抑的，他在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面前感到压抑，于是疏远了他们。但在纯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小组里，他的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这是沙皇一个错误的判断。他的热情是建立在一种对“黄金时代”的幻想基础上的，他后来的信仰同样是这种幻想的结果。这种梦幻的形式以一种叙事结构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他热情洋溢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就像他日后在宫廷贵族文学沙龙上的朗诵、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演讲、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一样，迷倒了千万贵妇和青年。他那种歇斯底里的言词和激情，仿佛天启，实际上是一种肉体能量的超常宣泄。因为他不信仰革命，只信仰末日审判。他害怕死亡。他曾经在预感到羊癫风即将发作的时候，在桌上留言：“请在发病后5天埋葬我。”他担心他倒地假死的时候被人活埋了。这与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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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小说，都是在他没有恋爱的时候写下的爱的梦呓（小说《白夜》就是代表）。那种极其纯情的，像“白夜”一样苍白的情感，就像对爱的能量的一种缓慢释放，肉体的激情转化为一股精神的溪流，在幻想的爱的花园里流淌。但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方式，却有着羊癫风发作时的结构——压抑、疯狂、昏厥、哭泣、忏悔、悲伤。他一生有过三次狂热的恋爱和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爱上了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外交家”巴塔耶夫的妻子巴塔耶娃，当时他25岁，还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他把这种单相思变成了他早期小说叙事中一种情绪稳定的爱情故事。这次爱情结束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二次恋爱发生在流放期间。当时他离开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到南部一个边防部队当兵，在那里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疯狂地爱上了她。玛利亚随夫搬到离陀斯妥耶夫斯基营地几百公里的地方去了，但不久就成了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疯狂地追求玛利亚，玛利亚一直不表态，陀氏每3个月就发一次羊癫风。玛利亚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帕沙，不愿接受陀氏的爱情，后来她又爱上了当地一位小学教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两地来回穿梭，羊癫风经常发作。经过3年的疯癫，终于在1857年与玛利亚结婚。婚后羊癫风发作次数减少，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冷却。1859年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861年回彼得堡，期间出现了结束流放后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写了《死屋手记》、《舅舅的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篇。这时与玛利亚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认识了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姑娘，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的苏斯洛娃。
与苏斯洛娃恋爱（第三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一些写作笔记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大作品。他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对苏斯洛娃的狂热追求中。两人在欧洲旅行期间，经常发生争执。苏斯洛娃在旅行中，一边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在巴黎文学界过着混乱的生活。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及时跟玛利亚离婚而娶她，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位任性的女人不断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奇怪的是，他的羊癫风并没有经常发作。史料记载，他在欧洲开始了疯狂的赌博，玛利亚重病濒死的消息将他召回了俄国。苏斯洛娃由于厌恶欧洲的资产阶级生活，厌恶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生活，不久也回到了俄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著名作家罗扎诺夫。
玛利亚死后，他的大哥也逝世了。家里债务累累，他还要养活玛利亚带来的儿子帕沙，大嫂和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