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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两浙、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广东盐主果提举司所属盐物，四川茶盐转运司及所属盐场，广海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等分隶各行省。
诸路设税务，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主管本路赋税；诸府、州、县则由正官主管赋税，各级均设征收赋税的官吏，称钱谷官。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元代的会计之制，始于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当时杨 为制国用司员外郎，他立册籍，计算收支之数，月终呈上察阅，因此倍受世祖赏识，自此，各地均设置计吏，凡额定之数，由计吏每年到省会计。诸王的会计制度与各地同。诸王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年终进行会计。
赋税的监察，由御吏台和廉访司负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制定宪台条例，其中对赋税的监察包括：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官府和买诸物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诸官办到课额正额外若有增余，不尽实到官者。元朝御史台，在初期，对察举贪官污吏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由后元朝政治日益腐败，御史台官亦“上下贿赂，公行为市”，肃政廉访问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御吏台等于虚设。
元代的审计制度叫作理算，在宪宗时就曾受西域影响实行过理算制度，世祖时建立审计制度。这种审计，以会计为基础。由御史台和廉访司负责；审计的内容包括会计是否属实，征收是否符合规定，考核庶官的领廉等等。中书省的赋税由御史台官考阅，诸王傅文券由监察御史考阅，诸王位下及行省赋税由廉访司官考阅，宣徽院所属两浙财赋府的赋税于次年二月由廉访司稽核。
元代审计制度对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吏治均起一定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弊病。审计是针对贪官污吏的，但往往成为追征捕欠的手段，结果祸及贫民。而且审计又常常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工具。阿合马、桑哥执政时，都曾以审计为由，排斥异已，以致纲纪大坏，人心慌恐。
三、元代的税课法与包税制
税课法是以征收赋税的多少考核官吏优劣的一种方法。始行于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正月，其制：以大德十一年之数为准，折至元钞作基数，以十分为率，增及三分以上者为下酬，五分以上者为中酬，七分以上者为上酬，增及九分者为最，不及三分者为殿。自此官吏以掊刻百姓为能事，百姓倍受其扰。
包税，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所谓包税制，即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
太宗十年刘忽笃马等曾原出银扑买全国的差发、盐课等税，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而作罢。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奥都刺合蛮买扑中原银课，原为二万二千锭，扑买时以四万四锭为额，税额增加一倍。此后，包税制便盛行起来。如延 三年（公元1317年），李 等包霍立县豹子崖银洞，除纳包税外，另将所得之矿以十分之三输官。此外，湖广的朱砂、水银等皆包给商人。
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了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了负担，所以这种税制，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
四、违章处理
元代没有关于赋税的正式法律条文，只是将历代的案例汇集成编，照执行。有关赋役方面的刑罚，举要如下：
关于税粮，规定三限征纳，违者，初苔四十，再犯杖八十。禁止富户势家代纳结揽。
对于盐课，禁私盐，犯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党；禁犯界，犯者减驻盐一等。犯私盐及犯界者，判处徒刑期间，带镣于盐场充盐夫居役。私造盐引者暂。对蒙古人的刑罚轻于其他人等等，凡数十条。
茶课法，基本同于盐课法。
岁课，禁私人炼铜。贩铁有引，私贩者减私盐一等，杖六十。禁私竹、犯界竹。
关于酒课，私酿酒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将没官物的一半付首告人充赏。蒙古人犯者，刑罚轻于他人，禁酒犯界。
对于商税，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分一半付告人充赏，犯者笞五十。
对于市舶，禁金银铜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私贩下海，违者，有关人等各杖一百七下，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一半充赏。凡未经批准下海贩鬻，或未按规定抽税、课税者，叫漏舶，漏舶者杖一百七下，财物没收。
这是对纳税人违章的惩罚条例，对违制征税的官吏也有一系列惩罚条例，至于按哪一条征罚条例，均由御史台和廉访司掌管。
第七章 明代的赋税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借助红巾军的力量，在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于公元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汉族地主政权，改国号为明。自朱元璋称帝建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占明朝都城北京，凡传十六世，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第一节 概论
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萌芽。但是，这时的国家政治却日趋黑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特点，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赋税的特点。
一、明代的经济与政治概况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初的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借以巩固明政权。
明初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第一，鼓励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第二，大兴屯田，减轻人民负担。明朝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系军队就地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边疆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之军，定额授田，并给耕牛、农具，屯田所获，按定额存储，以作军粮，余则作军官俸粮。民屯系指迁移无田之民，其中包括一部分降民、罪囚到指定地点屯种，屯民所种的是官田，他们是官府的佃户。对屯民，官给牛、种者，十税其五，自备牛、种者，十税其三。商屯系指盐商募民在边塞屯种，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官，换取盐引。
屯田制度的袄地，有利于减轻百姓纳税负担和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而且“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朱元璋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第三，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洪武初年，朱元璋令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麻、棉者，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规定农民开地植棉的免其税收。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为明初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明代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第四，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明初，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千二百七十项，而小型项目不胜枚举。仅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前后的二年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堤、岸五千零四十八种。水利的兴修，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事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五，发展工商业。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商税实行低税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而且免除了元朝开征的农器税、婚丧嫁聚之物和税课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课，裁撤税课司局三百五十四所，改由州府县直接征钱，并为商人建立储货之地，为商品流通提供种种方便。此外，又限制官营矿业，许可百姓开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实际了上述一些主要措施，首先是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垦田数量不断增加，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共达八百五十余万倾，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户口也显著增加，洪武二十六年，有一千六百零五万余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余口。到永乐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超过前代水平。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斤。这时的民营手工业也得到广泛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更加繁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而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城市，永乐二十一年时，也成了商贩所聚的重要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方面，明初、因西、北有蒙古所阻，陆路贸易受到影响，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等沿海国家的联系。广州、泉州、宁波等成了沿海的大都会。
明初，在政权建设上也有新的改变，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央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兵刑大权，地方设十三布政使，直辖中央。在军制上，建立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并建棉衣卫、东厂等保卫皇帝、从事侦缉活动的机构，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安装，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个阶段的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产铁地区达一百余处，冶铁、铸铁的规模也较大，且大部分以煤为燃料。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每炉可熔矿砂两千多斤；景德镇的瓷窖中，官窑五十八座，民窑超过九百座。丝织业、棉纺业更加发展。这个阶段，在一些手工业中，出现了较大的作坊，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已不象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宗法关系，而呈现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上看，还是从生产关系上看，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发展着。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发展。首先是商品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民、手工业者生产的粮、棉、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瓷器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投入市场，很多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其次，商业资本逐渐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商业牙行比元朝大有增加，商业活动也更频繁，有些商业又投资手工业作坊。第三，工商业城镇逐步兴起。当时工商商业发展地都会除南北两京外，东南沿海、运河两岸和江南都有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而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更是工商业荟萃之地。这时期，白银逐渐成为通货。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明朝已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更加腐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政治日趋昏暗，明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急剧集中，皇帝的皇庄迅速增加，王公、勋戚、宦官的庄田远超过前代。官豪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他们阡陌相连，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屯田也多被宦官兼并，从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丧失土地到处流亡。正统时，从山东流亡到南旧的民户不下十万；天顺成化间，流民几达二百万，有此地区，流亡过半，甚至十存其一。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英宗以后，宦官专权，残刻人民。世宗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又出现了阁臣之争，官僚之间联结朋党，互相倾轧，朝廷一片混乱。
在边境关系上，自英宗以后，北有蒙古瓦刺、鞑靼部的侵扰，南部沿海一带有倭寇骚扰，兴起在东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权的严重威胁。
万历初（公元1567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此，首辅张成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驰、民穷财竭的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的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政治危机一度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措施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经济、政治上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革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明王朝积弱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
明朝末年，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开始了总爆发。这个阶段，土地集中已经空前严重，王公、勋戚和地主几乎侵占了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的全部肥田沃土，广大农民逐渐失掉自己的土地，被迫为人佃种，或成为流民、饥民。而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反而日益加重，有田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赋役，无田或少田者，却要负担绝大部分赋役，而且统治者日僧侈靡，所费不赀；北边边防日益紧张，军费日增，这些负担又纷纷加在百姓身上。除了国家的剥夺之外，地主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百姓一年所收半入地主之仓，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其它盘剥，人民终岁辛勤，仍不免冻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激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明中叶已经渐趋明朗，但到明末，封建国家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掠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巧立税目，横征暴敛，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手工业工人、工商业主参加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互作用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亡。
二、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