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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时期的田赋和徭役制度
（一）隋代的租调制度
隋朝的赋税制度是沿袭北周而来的，也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推行的。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 。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按照这个规定，隋代农民交纳租调的计算单位是“床”，一夫一妻为一床。按床缴纳粟、绢
或布。单丁或奴婢交纳丁床租调的一半。未受地者不课，有品爵的免课租调。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王朝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把每年服役日数改为二十天，调绢由原来的四丈减为二丈。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五十岁以上，一律免役收庸，就是用布帛代替力役。成丁年龄提高后，原先十八岁授田的规定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授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纳庸代役的规定和租调徭役的减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唐代的租庸调制
1租庸调制的内容
唐初的租庸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也是从北朝和隋代的户调制演变而来的。根据记载，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上户纳米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调，随乡土所出，每丁每年纳绢（或绫、 ）二丈，绵二两；不产绢绵的地方，交纳布二丈五尺和麻二斤。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作了新的规定：布帛要求一尺八雨宽，四丈长才算一匹；布五丈才算一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绚，麻三斤为
。如一户所纳之物，不成匹、端、屯、 的，都要折凑成整数。此外，每丁每年需要为官府无偿地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不服劳役的人，要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合绢三尺，谓之庸。庸，是应服役者而不去服役的一种折纳，不是一般的赋税，而是以交纳实物来代替劳役，故具有免役金的性质。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唐代除正役之外还有杂役。唐代基本的徭役负担，每年一丁相当于三十天至五十天。对于遭受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又有减免租庸调的规定。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灾情在六分以上，免租调；灾情在七分以上，课役全免调的规定。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灾情在六分以上，免租调；灾情在七分以上，课役全免
唐代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身，而其基础则是丁。这正如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以，这种赋税制度，叫做租庸调制。
2实行租庸调制的意义
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施行，都是以人丁为本，使得一部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保证有一部分自耕农民的存在，从而也就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来源。
唐代租庸调制，自高祖李渊时制定，后经太宗整顿，直到玄宗开元初，一直承袭未变。在这一百二十余年间，经济逐步上升，户口也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有了节余，国库也日益丰实。这说明财政税收制度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所以出现了唐初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3户税和地税
唐代在租唐调税制以外，还征收户税和地税。
（1）户税
唐武德六年，下令将全国民户按其资产的多寡划分为三等；九年，又改为九等，人民按户等交户税，户等高的多交，户等低的少交。
户税不同于租庸调。首先，性质不同：户税属于资产税性质。《文献通考·田赋考》说它以钱币交纳。“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其次，课征的对象不同；租庸调的梨征对象是丁，主要是均田农民，那些王公贵族、豪强地主多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不交纳租庸调。户税的课征对象则是对全国所有的民户，自王公以下所有的民户都要交纳户税。但此时的户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田亩变易，民户逃亡，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发挥作用，这时，户税和地税在财政中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根据《通典》记载：天宝中全国户数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当时第八等户课征户税四百五十二钱，第九等户课征二百二十二钱，通以每户交户税二百五十钱来计算，全国户税收入为二百多万贯。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全年绢布收入的三分之一。大历四年，规定：上上户交四千丈；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上下户一千丈；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王公百官也要交纳户税，并按官品列入不同户级。由于户税税率的提高，户税收入所占比重也就加大了。
唐代前期，户税一般供充各级官吏的俸料钱。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年正月，遂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万户税钱充，每月准旧分利数给”。后来，户税钱又被用作公廨费以及驿站所需的经费。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此外，户税收入还曾用作常平仓本钱。
（2）地税
地税的征收，开始于唐初，来源于隋代的社仓税。专供凶年救急之用。太宗贞观时，地税按田亩征收，“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地土，贮之州县，以备凶年。”高宗永徽二年九月，地税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玄宗天宝时，全国赋税总收入中，仅地税一项，岁入粟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约为全国粟米收入的二分之一，与租庸调中的租粟收入相差不多。
唐代征收地税，本义是为设置义仓，储存粟米，以备凶年之用。唐中期后，国家财政困迫，遂一改常法，把义仓储存的粟米运往亦师，用于国家财政的支出，还强令农民负担运费，本以利民为目的的地税，不但没使农民得到实惠，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三）唐代中后期的两税法
1实行两税法的原因
进入唐代中期后，由于土地兼并，户口流亡，均田制遭到破坏等原因，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基础，遂改行两税法。废租庸调行两税法的原因是：
（1）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遭到破坏。
唐代中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均田制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均田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作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的。它的出现，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同均田制本身是相互矛盾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将导致均田制的破坏。据《通典》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土地兼并的加剧，促使地主庄罗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地主霸占官田，兼并民产，广占土地，不输租庸调，致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脱籍流亡，有的成为大地主庄园中的佃户，国家负税户减少。
（2）赋役制度破坏，农民负担过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构日益扩大，官吏逐渐增多，官俸开支随之增加。而玄宗后期，边境形势又呈紧张，军费开支增大。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都加在课户身上。但这时的课户，只占全国总户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租庸调的收入，是以课口为基础的。人口减少，势必影响国家收入。乾元三年租庸调的收入，已不到天宝末年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到乾元三年户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人口为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在人口大量流散，丁口转死，田亩转换，贫富升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唐王朝既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土地，又失去了交纳赋税的人丁，这样，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以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来代替。
（3）户籍紊乱，户口失实。
唐朝初期，初行租庸调法之时，有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办法。规定三年一造户籍，为了编造户籍，建立了团貌制度。国家每年征收的赋税数字，都要在县衙门口和村坊正式公布，使众所周知，征税的官吏不得随意加派勒索。唐开元以后，法令弛坏，土地变动很大，户籍久不清理，农民逃亡，户口失实，官吏趁机做弊，侵渔百姓，租庸调收入大减，均田、户籍、租庸调是一条锁链上的三个环节，在均田、户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租庸调法也就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
（4）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存在着弊病。
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也存在着不少流弊。例如对土地的买卖限制越来越宽，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造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又如对官吏普遍授田，这些官吏广占土地，这也助长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且唐初的贵族、宗室和官僚大地主按规定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负担赋役，沉重的赋役负担却落在自耕农民身上，所以均田制实际上不均；租庸调法对农民并未带来多少好处。
（5）户税和地税的发展。
唐中期以后，政府的赋税收入急剧下降，史载：“王赋所入无几”。为了维持唐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加强对户税和地税的征收。从地税来看：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京兆麦大稔，每十亩官税一亩。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因国用不足，征收青苗钱，一亩税钱十五。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京兆秋税，分作两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亩税六升，荒地亩税二升。从户税来看：大历以后，规定上上户课税四千丈，下下户课税五百文，同天宝时相比，下下户增加了二百八十文。其它各等亦有增加。同时，还规定对王公百官与民户同样课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其它品次类推。如果一户在几个地方任官，在每处都要依品纳税。由于户税和地税收入不断增加，地位日渐重要，为向两税法过渡创造了条件。2两税法的内容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对着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田亩转移，人口流散，吏治败坏，藩镇截留税收，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上书请作“两税法”。
两税法的内容，根据史籍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财政原则，唐代以前的历代财政，一般是以实行“量入为出”为原则。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最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额。再把总税额，分配给各地，向当地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2）课税的主体：“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不分主户和客户，都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行商是流动的，不常居一地，规定要在所在州县纳三十分之一的税。这样，行商的税负大致和定居人相差不多。
（3）课税标准：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贫富，也就是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土地和财产多的多征，土地和财产少的则少征。这说明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已考虑到人民的负担能力，把由按劳动力的多寡、强弱为课征标准，改变为按财富的多少为课征标准。这是一大进步，对后世的赋税制度影响很大。（4）纳税期限：分夏税和秋税两期交纳，夏税完纳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5）纳税物品：两税法规定是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田亩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即是“定税之初，皆计缗线，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说明到唐朝中期，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实物纳税逐渐进入到以货币纳税，这是财政史上一大发展变化。德宗时，政府每年征得钱三千多万缗，米二千多万斛。
3对两税法的评价
两税法的制定及其颁布施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土地关系的转变，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简化了税制。两税法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到一起，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对纳税时间和纳税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即便利于农民掌握和交纳，又便利于政府的征收和管理。
（2）扩大了纳税面。唐初在实行租庸调法的时候，纳税的只限于课户，那些皇亲国戚，有品级的官僚大地主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还庇荫着大批的客户，均不交纳赋税。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管主户、客户，都要按规定纳税。那些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不课户，连同他们庇荫的客户，以及不定居的商人，都一律要负担税收。纳税户随之大量增加，因此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经朝廷派官吏到各地检查核实户口，共清查出主户三百八十万户，客户三十万户，一律编入当地户籍。
（3）均平了纳税负担。两税法的课征，不再以丁床打算，而是以资产、田亩计算，就是“以贫富为差”。资产和田亩多的则多征，资产和田亩少的则少征。商人和农民一样征税。这从法令，从规定上来看，是比较合理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变了以往赋税负担只集中在一般自耕农民身上的状况，起到了均衡负担的作用。
（4）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了财政制度，消除了以前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经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实行两税法后，由于停止了其它一切两税之外的征科名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剥削，也缓和了当时已经尖锐了的阶级矛盾。由于纳税户的增加和赋税承担面的扩大，一般自耕农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增加了。两部法施行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贯，比实行两税法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
两税法也存在不少缺点乃至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配赋不均。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因为战乱，各州、道田亩数额变化很大；情况变化了，再按旧额数摊派赋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