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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 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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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①
人的要求。 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③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 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 期 （1954 年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 《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 和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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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②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 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 期 （1959 年）第113—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 期（1952 年7 月）
第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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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
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
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
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
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
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
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
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 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 期 （1957
年）第1—25 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 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
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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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
②
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
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
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
生 （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
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
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
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
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
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
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
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
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
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
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
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
①
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
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
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 《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
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
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
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 页。
① 钱存训： 《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 第3 期 （1954 年5 月）第318—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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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
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
①
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 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
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 页）。作者认为1905 年是留学
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
期 （1965 年）第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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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
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
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
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
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
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
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
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
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
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
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
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
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
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
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
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