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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
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
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
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
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
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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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
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
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
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
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
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
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
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
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
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
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
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
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
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
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
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
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
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 1886
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
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
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
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①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年）为代表的
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
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
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 （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
领导了在 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
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它创办于1898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
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 《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
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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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
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
1898年1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
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
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
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
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
②
危险。就象近卫的活动与1898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1901
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
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
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
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
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
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
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象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
大井宪太郎在1885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
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
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
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
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
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
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
样，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
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1889年颁布明治
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
派，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
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
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
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
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
② 在 《中国》第21 期 （1965 年8 月）第7—22 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
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 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
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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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 ①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
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
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
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
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
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
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
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
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
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
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
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
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
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
1899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
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近卫亲自来中
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
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
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
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
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
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
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
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
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
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
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
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
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 《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
年10 月16 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 年11 月12 日与他会面，1899 年3 月14 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
年10 月到香港，1899 年11 月4 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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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
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
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
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
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
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
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
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
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
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
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
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
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
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
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
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
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
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
裂。①
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
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
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
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
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
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
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
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
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9 第3 期 （1960 年5 月）第307—318 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
国论文集》，第15 期 （1961 年）第91—114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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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①
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
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
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
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
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
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
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
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
②
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在此期间，原在1903年因抗俄组成的学
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
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
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
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年爆发的起
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
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
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
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