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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
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
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
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
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
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
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
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
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
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
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
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
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
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
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
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
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 册第
372—376、381—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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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
1902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
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
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
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
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
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
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年，它
廉价购进六台崭新的英国造钢质研磨机。这是一种新型号，因而英国出口商
急于要在中国试验其性能。它们证明是一大成功，因为1905年因产品改进，
产量增加，茂新面粉厂在那一年的盈利达到六万六千两。这笔利润再加上钱
庄赚的钱一起，又被投入了面粉厂。1905年1月11日当茂新面粉厂作为一
个私营有限公司成了向中央政府注册的第四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宣布它企
图把资本增至六万两。①
荣氏兄弟于是想法扩充业务，到另一近代企业领域中去发展事业。在
1906和1907年，他们约集一些亲友在他们的家乡无锡开办一个棉织厂。他
们把面粉厂这几年得到的利润投作资本。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棉花市场
萎缩不振。面对不稳定的前途，他们迅速把款子抽回面粉厂。于是他们一直
等到1915年才进行经营棉纺业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却获得了成功。与此
同时，他们的面粉工厂继续蒸蒸日上。1908年，他们在无锡建立了第二家面
粉厂。它在1910年，接着在1914年，都一再扩大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时面粉停止进口，荣家的面粉厂和设在上海和汉口的分厂都飞跃发展，直
到1914年，每天平均生产面粉八千袋。到1929年，荣氏兄弟控制着大约十
二个面粉厂，一天生产十万袋面粉，为中国机器工厂所生产的面粉总产量的
六分之一。
荣氏弟兄是第一批转营近代工业获得成功的传统商人，他们几乎没有官
方照顾和官方财政支持。他们没有买办的经验，他们的工厂是用他们钱庄中
积累的资金，以及用他们面粉厂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开办起来的。
然而它们也不是毫无官僚资源的帮助。首先，朱仲甫的资金在荣氏兄弟
经济非常拮据的创办时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仲甫的参加很
可能使这个新企业的威信和保证得到了必要的提高，这才能够使荣氏弟兄劝
说亲友出面投资。
其次，他们在建厂时碰到了官僚的反对。受到官员支持的地方绅士抱怨
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根据风水，它会给当地带来灾祸。虽然现存的材料没
① 农工商部统计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5 册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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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明这位非高官显宦的朱仲甫在后来的商谈中起过什么作用，但是可以保
险地说，他在商定最后的解决办法时一定出了很大的力，从而得以在很少的
限制下建立这个面粉厂。第三，荣氏本族略有官僚背景。荣家父亲和弟弟曾
一度当过低级官差。他们从什宦中得到的钱大概就是他们先在钱庄、以后在
面粉厂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开办资本。我们把这些“官僚影
响”加以考虑之后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茂新面粉厂的成功代表中国
传统商人的新发展。但是，茂新的资本很少，仅几万两银子，与拥资二、三
百万两的官督或官办的大纺织厂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
看，要吸引大量投资或经办一个大型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密切的官方合作是
不可能的。
唯一真正的例外是这个时期由广东华侨商人在香港建立起来的为数不
多的近代大企业。有三个重要的近代企业：先施公司，于1900年由马应彪
创办，资本二万五千元；永安公司，于1907年由郭乐、郭泉兄弟创办，资
本十五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06年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
资本十万元。先施和永安两公司都是百货公司，它们是仿照马应彪和郭氏兄
弟在澳大利亚的两爿百货公司开设的，他们最初就靠那些公司赚了钱。简氏
家族同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有商业联系。因此，
他们办企业的精神和方法都得益于传统社会之外的力量。直到1912年，先
施公司在广州开设了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又在上海开了第二个分公司。永
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起而效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三家公司都
变成了重要的私人企业。不过，它们在清朝末年创业的成就是在中国政治力
量的范围之外取得的。①
新的行政章程和法规
私营企业应该在国家工业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这个思想引导人们去努
力争取政府对私人企业活动的保护。政府在京师新设的各局制定了关于确定
商人的身分、组成私营公司、确立专利权利和破产程序等等方面的行政章程
和法律。1904年1月21日首先颁布的综合章程有《商人通例》九条和《公
司商律》一百三十一条。以后又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5年）、破产法（1906
②
年）和专利权法 （1906年）。其中以公司商律最为重要，因为它承认了五
大类商、工企业： （1）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无限合伙企业；（2）两人或两人
以上的有限合伙企业；（3）七名或七名以上股东的无限公司；（4）七名或
七名以上股东的有限公司；（5）独自经营和具有无限责任的商号。1904年
① 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录》。中
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② 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现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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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专门登记这些公司。
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在1904—1908年期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
家，它们的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
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
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
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 （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
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它们事实上的
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③
清政府也开始制订官方奖励的详尽制度。第一部章程强调工程和技艺。
它被采纳作为1898年“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内容，可能从未被实行过。1903
年颁布的第二部规章是针对投资者和创办人的。但是这些也证明效果不大，
因为允许获得个人投资或创办企业奖励的最低数目是五十万元。对这样一笔
大数目，很少人出得起。同时，任何拥有社会威望而首先能够筹集这样一笔
数目的人，只能获得“第五等议员”的身分，这显然是降低身分的事。不过
在1906和1907年之间，全面的奖励制度终于建立了起来。它把奖励分为三
类：第一，奖给高超技艺的手艺人和有所发明的技工；第二，奖给工业提倡
者，而要求他们筹集资本的数目却大大降低了；第三，奖给投资者，包括对
真正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授予终身贵族的地位。
受到奖励的实际人数一直是很小的。正如《东方杂志》所指出的，中国
①
的企业家们并不需要荣爵虚衔，而需要政府真正和有效的保护措施。 由于
爵衔两者仍然能捐买到手，事实上许多商人也都捐到了手，所以这些奖励不
能使人产生敬仰之感。比这更坏的是，所需的数目仍然太高。一个人要成为
三等男爵，必须投资一千万元。所以没有人被授予终身贵族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虽说这整个奖励制度未著成效，但仍然表明中央政府对新工业的态度
是积极的，表明政府愿意采用洋办法，即给予官方承认来鼓励商人。
③ 根据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五册和《第二次》第五册的材料算出。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 年第1 期 （1905 年）第2 —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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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奖励和法规一样，都是由北京颁发和公布的。颁发奖励属于中央政府的
职责范围。它们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导国家
经济政策。有鉴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订出新制度措施领导工业发
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计想用建立新制度和开展新项目来抵消各省的优
势。
地方对工业发展的指导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进行的。第一，各省官
员通常要轮换。工业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继任人所否定。第二，虽然中央政
府没有用财政的力量帮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业，它仍然保留着核准各省分配
财政收入的权力。不过一经中央政府核准，实际支出和由于这些支出而需要
的一切赞助都是在省级领导人权力之下安排的。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
间的权力，从而不可能按照国家的轻重缓急使工业能够井然有序地发展。但
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员司的品质愈来愈坏，所以北京各部的工
作不见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师新设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业法规，是中央官僚机构进行基本改革
的产物。改革首先是精简传统的六部，增设了一些新的部（见第七章）。其
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务，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领域和树立中央政府的权
威。因此，在工商业方面北京组织了一个新的部，各省下设分署，并且鼓励
商人组织商会。
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郑
观应等播诸文章，但大约到1902年盛宣怀对它发生兴趣时才予以认真考虑。
盛宣怀对此事的关心反映出，他不仅理解现代的经济需要国家的指导，而且
还因为他和各省工业领导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虽然盛宣怀在担任几个大
公司的官方督办时颇有成就，但他的官阶一向不够高，所以他无论是在各省
或是在北京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他在李鸿章手下开始他的官宦生涯，而
在1895年以后李鸿章失势的时候，张之洞成为他的新的庇护人。但是，张
之洞宁愿躬亲监管他的工业项目，所以他的庇护往往不足恃。1902年，盛宣
怀任宗人府丞和会办商约大臣，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中等官员。他建议设立
一个新的部来指导工业和贸易事务。
盛宣怀的建议恰好和两个满族亲王的类似意见相吻合。醇亲王二世（清
帝的异母兄弟）和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两人刚刚分别从海外旅游归国，显然因
受到华侨商人的热烈招待而深受感动。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带头提出过一些反
对意见，但是当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时候反对意见便渐趋消失。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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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 ①
新成立的商部在开始时工作热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传统的六
部，仅次于外务部。它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并且受权接管所有已由传统各部
和机构建立起来的重大工商业计划。它还计划在各省建立直接对它负责的商
务局。商部尚书是载振。他的父亲庆亲王为新成立的财政处起草一个全面改
革国家财政的方案。甚至传说庆亲王意欲将这个有权力的财政处置于新的商
部之下。报纸报道，北京书肆内关于工业和国际商业的书一售而空；官僚把
这些书全部买去，准备自己参加新商部录用人员的考试。
但是商部的存在没有能满足这些期望。矛盾发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
部和机构放弃它们的管辖权限。例如，钦命的商务、商约和铁路等官署都一
②
如既往地进行工作，完全独立于新成立的商部。 同时，商部的财政经费也
少得可怜；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偿付庚子赔款之前的海关存款的利息。由于
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银行的时间长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订
①
新的经费方案上的时间比花在拟订新的工业计划上的时间要多。不过，商
部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载振及其同僚领导无方。载振因放荡腐化而声名狼
藉。1907年5月，他被迫辞职，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员的一个身价很高
②
的歌妓，并为他的父亲庆亲王弄到一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英国训练
出来的一个律师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对商部的组织和章程有所帮助，在 1903
年担任了四个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为人干练正直，后来，陈壁接任了三
年，而陈壁却是个有名的贪官。
在1906年进行大整顿的时候，商部进行了大改组。它对铁路、船舶、
邮电的管辖权都转给新设的邮传部。由于这些交通通讯工业占用了当时用于
开发的大部分资金（特别是外债），所以改组后并另外改名的农工商部就无
职守可言了。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轮船招商局的权利。但是，邮传
部则声称船政理应属于它的权限。农工商部争辩说，轮船招商局是商办，因
此得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最后它们同意让邮传部监管招商局的运输政策（如
经营的航运路线），而让农工商部监管它的业务经营。③
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