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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
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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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
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
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
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
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
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
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
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
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
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
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
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
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
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
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
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
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
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
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
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
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
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
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
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
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
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
①
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得补充一点，
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
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
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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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②
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
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
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 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
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
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
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
护宪制政体 〔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
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
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
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
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
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
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
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
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
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
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
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
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
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
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
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
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
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
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
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
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
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
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
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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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
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
江西就不明显了。①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
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
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
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
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
—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 （只有几个除
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
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
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
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
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
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
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
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
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
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
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
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
①
民主政制”。 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
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
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
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
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
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
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
① 塞缪尔·库珀： 《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第95—96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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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
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
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
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
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
持战斗。如在 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
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
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
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
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
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
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
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
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
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至1908年之间，至少有
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
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
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
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
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
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
社当作桥梁。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
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
同盟会之与秘密会社合作，主要是为了接近对当局不满的、有叛逆精神
的和最具有潜在革命力量的农民。在此方针下，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出现的农
民起义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更有所发展。大部分起义开始时只是地方问题占
主要地位的小运动，但缺粮、通货膨胀和高税额（常常是为兴办新学堂等改
革而支付）成了许许多多地方上的问题，因而也几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因
此，地方性的叛乱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运动。只有拥有地方组织和有一定
数量农民参加的秘密会社才得天独厚地处于直接指导这类运动的地位。寻求
①
秘密会社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寻找接近地方势力的捷径”。他们没有
想出获取民众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会社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
毫无希望的手段。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发展到农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现
①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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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日益加强的内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们是中国境内最活跃和最强
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义在华中和华南全面爆发。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
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起义，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须从四个省份派军
队去进行镇压。矿工和其他工人也参加了方圆约八百平方英里的萍浏醴地区
（即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和醴陵）的农民队伍，起义者的目标是各种各
样的。在江西，有几个革命学生在不知道东京有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下，企图
网罗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于一个组织，来发动一次群众运动。在两省交
界的湖南一侧，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较轻。经济要求是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在
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样一致了。在江西，满洲人被攻击，因为他们向洋人献
媚。在湖南，有一些象“灭清护洋”和“铲富济贫”的老口号。有一个自称
“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集团有着明显的传统，另一个集团却号
①
称“中华共和国政府”，它许诺给予自由和平均地权。各地起义仍由地方
领导，主要由地方问题引起；学生仍不能与秘密会社建立持久的关系。
同盟会约用了两年时间致力于加强它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并通过它们去
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但是迄无成效。爆发了无数次起义，只有少数是由
同盟会指导的，较多的起义由秘密会社领导，但绝大多数起义则没有明确的
上级组织。江西的经验是典型的。虽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经济苦难的
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们的运动
与农民联系起来。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在浙江，农民
起义“几乎总是完全脱离革命运动的”。②
学生激进分子所以不能与秘密会社结成同盟，并通过它们与群众结成同
盟，原因并不简单地在于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证实，不论是学生中
的激进分子或是秘密会社，都不代表某个单独的阶级或某种单一的观点。③
有些秘密会社并不是一贯反满的，也不是一贯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绅
士、商人、地主或官员领导。的确，在解释秘密会社与知识分子不能在一起
有效地活动时，学术界的意见着重指出，秘密会社的虚弱与知识分子的清高
态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①
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 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 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
第78—93 页。
②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