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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93 页。
②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 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70—171、180 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71—177、182—184 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
4 期 （1976 年8 月）第807—822 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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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分歧，也有着共同利
益。问题是它 （他）们都不代表群众。
这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拥有特殊身分，因为他们受过国外的教育。
他们赞成由“有大决断的人”对老百姓进行“训导”，这本身就是他们有此
要求的明证；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众。大部分人留在国外大城市，当他们在
中国时，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不象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
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
群众。例如，绅士经常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这说明传统的社会精英与平民
建立关系时困难要比近代社会精英少，因为后者发现自己与城市商人、华侨
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农民或游民的共同点。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
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
这种情况可从广州地区得到证明，对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
浙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州三角洲，革命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涌
现在农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发的和传统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大城镇的秘密
会社。例如，三合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围，并不扩大到农村
的农民那里。“民军”首先在农村地区、村落和小城镇组成。它们最初的形
式是民团、氏族武装和村社自卫团。它们逐渐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并与官
军交战。当它们超越农村和集镇而向较大的城市中心发展时（因此容易被动
员起来搞超过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会社提供了进行组织、联络和协调的
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军”终于与同盟会接触，并且在广州（也许还在
其他重要城市）与它合作。但到那个时候，许多农村青年已经回转家乡了。
①
总之，在广东省，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是农村的严重动乱，而革命派与这
种动乱只能建立暂时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来说是最低限度的联系。在
有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区发展新组织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
市参加现有组织的农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会社提供的联系则要多得多。同
盟会提不出能吸引农民的坚定的土地政策。的确，它赞成的是农民不愿意资
助的那种现代化纲领。它还缺乏组织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识
形态吸引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从来未能充分利用秘密会社已经
创造的接近群众的机会，也从来未能找到一个比秘密会社更好的中间人。它
更不能直接与群众联系。
当革命派真与一个秘密会社联系上了时，他们又往往不能与普通会员接
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66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45—164 页）；
以及《1911 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
国城市》，第119—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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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在运动初期，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并积极参与最初几次暴动的秘密会社
会员与其说是一般会员，不如说是会党领袖，这些人“受过教育，相当富裕”。
②在浙江，与革命派紧密地在一起活动的两个秘密会社都由小绅士领导，其
中一个会社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兰金的说法相当恰切：在诸如此类事例中
可以看出，革命派对待群众，“与其说象对待信徒，不如说象对待军队”。
③
象绅士阶层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那样，绅士和革命派这时都设法为
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会社。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07年（约在4月）
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其目的是要团结长江中游一大片地区的秘密会社。它
代表了同盟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抗议派，一方面反对孙中山把力量集中在
华南，一方面也反对共进会领袖们认为的那种过分关心理论和知识分子影响
太大的现象。该会最初的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同盟会会员，其内部组织则仿
效同盟会。创办人是强烈反满的，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其他部分则不很热心，
特别是对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热心。共进会会章采用了同盟会的前三点，但把
第四点“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这个明显例子说明同盟会的思想
意识为什么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众所接受。该会的领袖们声称，“地权”之
所以被改为“人权”，是因为“人权”对秘密会社成员更有吸引力。但农民
则发现“人权”二字神秘莫测。一个参加者的回忆说：“共进会放弃了‘平
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①
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许多共进会领袖
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
不舒服。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
义不同。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
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②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
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
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
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
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1908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约在一年中，它
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或参加了起义——根据不同的说法，总共至少五次，也许
多达八次；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成就。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不很费劲。没有
② 鲍罗克： 《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 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 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
方研究杂志》，卷11 第2 期（1973 年）第193—206 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
617—656 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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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希望触发革命派梦寐以求的连锁反应。随着失败的升级，同盟会会员
内部发生了争吵。曾经在1905年被掩盖的分歧这时把团结的门面搞得粉碎。
在敌视孙中山的新编辑的主持下，《民报》发表了批评共和主义的文章，论
调也很悲观。同时，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经夺走的主
动权，逐步增加对外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它们取缔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
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庇护所的活动。在国内，它镇压持
不同政见的人。革命活动仍在继续，但协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学生、秘
密会社、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满的绅士在以后的两年中各行其是，直到
1910年才开始组成新的队伍。同时，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
被逐出河内的孙中山在新加坡避难。从那里，他又恢复旅行，去访问全世界
的华侨界，这时他仍在继续实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经制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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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
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
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
镇压了下去。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
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
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
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1908至1911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
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
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
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1898年维
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1901年以后的
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
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
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1911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
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
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
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
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
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
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
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
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
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1910—1911年他们坚
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
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年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
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
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
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
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
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
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
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
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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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
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
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
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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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合的出现
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
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
生影响 （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
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
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
①
多。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
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
“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
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
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②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 （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
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
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
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
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
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
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
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
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
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 页，540—646 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
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 第1 期 （1975 年）第103—123 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
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 期（1960 年）第127—149 页；以及《辛亥
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 期 （1962 年）第183—191 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
载 《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 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 页；周锡瑞的
《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 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
31 期 （1974—1975 年）第151—171 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
页和377—378 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 页；C。H。赫德特克的 《四川与清朝的覆亡》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 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 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 年滇
军的兴衰》 （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 册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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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
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
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
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
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
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
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
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
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