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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成成分也在变化。与此同时，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 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 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和周天
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 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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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传统统治阶级的这种膨胀乃是一种主要现象。实
际上，科第名额的长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达到其累积效果的最高峰。在十
九世纪最后几年，暂时性的增长则无变化。1901年取消武试，1905年又取
消文试，这种扩大统治阶级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寿终正寝了。虽然卖官鬻爵的
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学堂中通过考试谋得职
衔，那种买卖便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参见第七章）。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
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
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
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
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
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
级内部形成。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
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
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
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到1874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
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新型军官。他们组织民团，同太平军、捻军
①
和回民打仗。早期的军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 湘军的情况尤
②
其说明了这种文人阶层的普遍军人化。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
象李鸿章这样的年青领导人物开始注重个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
③
正统性，平民就在新军的指挥人员中占了优势。这些人仅凭战功就在当地、
甚至有些人还在全国获得名望，而不论他们原来是否有功名。例如刘于浔最
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监生，后来他统率亲自组织的省军，控制南昌及其相邻地
区达十五年之久。刘铭传也是如此。他以贩私盐起家，后来变成一支淮军的
首领，最终当上了台湾的巡抚 （见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
① 1856 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
第55—64 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 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
三分之一，见王尔敏： 《淮军志》，第184—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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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朝廷授予
有军功者以文职，委以低级文职以制约过于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但仍未能
减少这种机会主义。勇营诸军同清朝两支经制军——即旗军和绿营军——相
反，没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们的军官也没有官阶，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某些将领如刘于浔等便辞官还乡，宁愿接受地方当局给予他们及其家族的好
处。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势力的将领及其大多数下属都谋求并接受了各级文
职；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督抚。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
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
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
打开了道路。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
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
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刘长佑、沈
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业。1861年曾国藩兴办的
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建立的军火工业，可能都是在实际推行经世派的理想，
即利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帮助维护国家的秩序和权威。经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
主张保护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证国家资源不为私人谋利，但是，随着
开矿、通讯和交通工具以及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显然已经被抛到九
霄云外。因此，在从能够带兵的多才多艺的传统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
得政治势力的技术专家这方面转变的过程中，那些镇压民众运动的老手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
创建新军和使传统的军队现代化，也促成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军人集团的
兴起。1853年曾国藩就对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军的军官进行加强毅力和纪
律的专门训练。后来淮军也仿效这种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宁波开始对军官
团进行西式技术训练，其中几个管带及其士兵还在英国和法国军事顾问的指
导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战术的训练 （见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谕
规定高级将领应受同样的训练，以保证中国人对军队的控制。但是进展很
慢。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海军；除了设立各种技术学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
政局还附设了士官学校。有些士官生曾经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
别留学英国和法国以求深造。南京、威海卫和旅顺也开办了几所水师学堂。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一所水师学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军
官前往德国深造。直隶、江苏和广东还雇用了一些外国顾问训练少量军队，
其军官后来还能在其他省份进行指导。1885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
所武备学堂。张之洞1887年也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一所水陆师学堂。
中日甲午开战之前，在这些学堂学习的军官不过几百人。可是随着号召广泛
使用西式武器的技术革命的来临，军人的地位也开始提高，他们变成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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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代表。 ①
只是在1895年以后，这种新式军官才开始大批增加。他们逐渐取代了
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旧式军官，领导着充分规代化的军队。重点又从建立现
代海防转向改造陆军，这便带来了深远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中日战争之前，那些经过“西式训练”的少量军队只是简单地采用西
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两支仿效德国军事组织、
训练和战术的部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许多自强
军的新兵都经过仔细挑选和专门训练，能读会写，这在中国军队中是史无前
例的；由于教育带来的声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前所
未有的尊重。袁世凯的部下就出过五位民国总统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脑、一位
总理和许多在1916年以后割据华北的军阀，象出身低贱的曹锟和冯国璋就
是在军队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远是个例外，他始终是个文盲。新军将领
的特点是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这是旧式军队的军官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
又掌握着西方的防御和战略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也是上一代组织民团的文人
和文职显要们所不具备的。
在1901年以后，新军将领随着军事改革的实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义
和团起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绿营军则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预备队支持
的西式新军：它们使用西式装备，按照西法进行训练和指挥，是现代陆军的
基础。1901年9月12日所颁上谕的实质内容便是这样。袁世凯便利用了这
道上谕来加强新建陆军，它在1901年之后被称为北洋陆军，成了中国最强
大的军事力量，1911年时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01到1904
年，在湖北、江苏、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纷纷组织
了所谓新军或常备军。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废除传统的武举制，缓和了争取新式军官
的竞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并制定全国的军
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几乎各省都有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办了六
所武备学堂，从参谋军官到新兵都在此经受各种技术训练。他的天津武备学
堂的毕业生被派往其他许多武备学堂，同德国的和越来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
担任教职。1904年1月3日批准的总章程要求学生接受军事操练和穿制服；
①高级课程还包括军事史、兵法和后勤学。同年9月12日，各武备学堂还接
到练兵处仿效日本体制制定的二十条特别章程。它要求紧密仿效日本教育体
制，对参谋军官进行从高小到大学的教育。这些章程并未被严格执行。北京
拟办两所高等军官学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有到国外或者在袁世凯扶植下
① 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 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二十多万支、击发枪数十万支、机枪约
五十挺、各种口径的大炮一千二百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上海》12，第211—215
页。1885 年8 月26 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①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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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定武备学堂才能受到高级军事教育。各武备学堂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
齐。可是，维新运动毕竟成功地使各省创办了武备学堂，增加了派赴国外深
造的军官。1906年有武备学堂三十五所，学员共6，307人，威海卫、南京、
福州和黄埔四所水师学堂还有学员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军官派往
①
日本受训，约有15名派往欧洲受训。 到1911年，军事教育机构便有近七
十所。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以外，还学习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门外
语和基础科学知识。军事教育迅速得到社会欢迎。张之洞在1902年带头要
求部下送其子弟进武昌武备学堂，他自己就送了三个孙子到日本学军事。
1906年北京开办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不仅来自皇室，而且还有象刘铭传等
著名将领的儿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抚和文人学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
武备学堂的学员来自各省上流社会，甚至一些旧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当
②
兵。这一发展又得力于新建的军阶体制，它使军人得到了同文职官僚一样
③
的官衔和薪俸。镇压太平军的最后两位杰出统帅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
1901和1902年去世，为各省新一代统治者开辟了道路，这些人的权威几乎
完全凭借军事力量。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张之洞也在晚
年致力于组织新军。无论是清帝还是各省胸怀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须利用武
装来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权威。这种提高军队地位
的普遍趋势，促使受过教育的军人队伍——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发挥着政
治影响——的扩大。
1911年中国军队号称一百万，但大概实际只有六十万战斗人员，其中十
七万五千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另外十七万五千人是半现代化的巡防队。后
者是由各省资助建立的地方部队，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原绿营军、勇
营军和其他杂牌军。尚未遣散的五万绿营兵与八旗兵一起组成的军队中，只
①
有七万五千人受过西式技术训练。 军官总数近七万人，百分之十是高级将
领，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学习。这批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
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
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1695年以后，受过现代化训练的高级军官更
可能留在军队，而不去谋求高级文职。军事改革有助于保证他们前程似锦。
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
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
① 鲍威尔：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 页。
② 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
68 页。
③ 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 第14 页所载1904 年12 月20 日的上谕。其详细说明
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 第20—24 页，1909 年11 月11 日的上谕。
①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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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
颇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说，军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的集团，是与中日甲
午战争以后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有关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战败以后，大
家舍得花钱使军队现代化。不过，在日本和德国的榜样及其依据的学说的鼓
舞下，人们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够用来保卫国家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曾国
藩在世时就认为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作国民的表率，这正是 1904
和1906年练兵处发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却把国家的政治和
精神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文人，因为根据“用儒生领农”的信条，文人应该按
照儒家价值标准负责建立非常文明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中日战争以后，军队
②
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为了顺应舆情， 1906年4月
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
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项建议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学校推行组织严密而恰
①
当的国民军事教育。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
年，整个社会还没有大规模推行军事教育，只有极少数学校真正组织了学生
军。尽管如此，公众认为军队能够成为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这种普遍的思
潮使军人的权威和声望得以巩固起来。
即便军队是民族复兴的象征，能不能认为新式军官团就是民族团结的代
表呢？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团结。来源不同，训练各异，使军队分裂的力量不
可胜数。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张勋和曹锟，或如刘伯承。1917年企图
恢复帝制的张勋，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起义时期从行伍中上升
起来的。1923年至1924年担任总统的曹锟，则是袁世凯栽培的、天津武备
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刘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备学堂学习，后来变成了共产党
军队的元帅。还有一些人则是富户大族出身。许崇智的祖父做过闽浙总督；
他本人毕业于日本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