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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元帅。还有一些人则是富户大族出身。许崇智的祖父做过闽浙总督；
他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年在福州担任第二十旅旅长，是福建省革
命军的领袖，1925年曾任孙中山的陆军部长。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产地主和
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员甚至举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废止科举以后只
好投军。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军
队中是这样。这里有后来的红军组织者朱德，他是1909年进入云南武备学
堂的。应举未中的蔡锷后来是梁启超的弟子，曾毕业于日本最好的军校；他
在1911年担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长，曾领导云南的国民革命，1915到1916
年又组织过讨袁之役。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则是保定军校的学
生，并在日本深造过。
②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
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① 《教育杂志》，卷3 第6，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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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用小恩小惠扶植党羽，使他得以维持对北洋军的控制；南方的将
领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各省拥兵自立，而且经常易人。张之洞创办的军队在
技术教育方面远比袁世凯的军队为好；军官都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士兵多
半有文化。他们在南方各武备学堂受过内容广泛的教育，还通过留学建立了
多方面的联系，而且出身书香门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军官比北
①
方军官思想更开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1908年以后的大多数兵变，包
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变，都是发生在南方的军队中。他们也是革命者宣传
鼓动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对象。北洋军的军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这种
情况不如在南方广泛；北洋军中也有许多政治研究小组，后来成了军阀的冯
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经常参加其中的一个小组。②
在带领中国不同军队的各派军官之间，是绝无团结可言的。只有北洋
军、八旗兵和巡防队的一些旧军官还继续保持对清朝的忠诚。反满的情绪虽
然普遍存在，但并没有使军队形成团结的局面。清廷统一军队和集中领导权
③
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巡防队的军官嫉妒正规军的物质享受；各派系互
相对立，有时是出于对个人效忠（袁世凯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时是出
①
于乡土观念，有时又是出于同窗之谊。在新式军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
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开：这个信念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日益动荡之际所接
受的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此一特点肯定使新式军官迥然不同于旧式绅士阶
层。
接触西方后的结果
为了适应同外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权阶级内部还形
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团。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洋务，这不仅包括直接办外
交，而且包括同西方进行的一切交往。尽管组织新军的部分原因出于办洋
务，但是办洋务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产生。
首先是参加官方谈判的专家。最早办洋务的职业人员是译员。不过这些
人既无功名又无官衔，只担任很低的职务，例如聘用的几个基督教徒译员就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 辑第211—213、281—301 页；第4 辑第247—255 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
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47—165 页。
② 谢里登：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 页。
③ 1907 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
威尔：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 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 册第2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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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但是随着1858至1860年的战争，出现了一批办外交的年青专家，
例如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个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过徐家汇耶稣
会士的教育，约在1875年成为李鸿章的入幕之宾。其中大多数人最初都是
由于懂得外语而被招募的，但是因为他们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国官场，所
以被视为有用的谈判者。
在重要的条约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权威都极力网罗一批专
家。最大的一批隶属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曾于1870至1895年担任此职。
另外一批则是以总理衙门为中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在广州延揽一批
专家；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他们随之也转到武昌。兼任驻节南京的总
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专家。某些专家有时也转移阵地，例如
陈钦就曾在1870年脱离总理衙门改投李鸿章幕下。容闳是从美国大学毕业
的第一个中国人，为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效过力。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
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年他担任
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
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
第一个中国人；188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他已经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师
了。罗丰禄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
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业
后，先后在驻美国、日本和秘鲁的外交使团任职。还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
已实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学堂就读，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国留学不可。象李鸿章
的经济会办沈葆清、盛宣怀和郑观应，就是因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做买卖
而获得专长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
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
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
①
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
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为例，李鸿
章1870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年他
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
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年创办水
师学堂，1888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
在武昌，1892年建立织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厂，1894年建立缫丝局，1895
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①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 《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 第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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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
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
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
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
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
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
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
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
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
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
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
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
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
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
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
②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
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
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
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
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
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
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
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
①
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二
②
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则增至二万人。从1842年到
③
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 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
④
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但是，考虑到分
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
②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 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 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 到1900 年的数字
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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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钱就相当可观了。 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
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
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
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
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
①
分之三十。 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
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
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
②
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 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
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
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
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
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
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
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
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
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
③
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
④
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顾馨一出身于
①
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 钱庄在上海也
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
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 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
②
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
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 页。
①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 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 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
行号，这些人在1878 至1910 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 辑第104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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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 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
④
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在1895年前，跻身
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
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
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
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
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
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
⑤
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