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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外展开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 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胡耀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两神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一致赞成胡耀邦阐述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0日下午2时半， 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这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82年1月，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围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当代许多事例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的复苏和起飞，都大量吸引了外国投资，引进了外国技术。历来有大量资本输出的美国，同时也有大量资本输人。
1982年美国在国外的资产为834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6660亿美元。据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国与新闻世界报道》 的预测，到1985年底，美国在国外的资产将达到95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将达到9700亿美元。美国作了很大的努力，从别区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苏联从六十年代以来借用外资累计达280亿美元， 用来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各国之间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和必然趋势。
党中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
发挥地理优势，建立经济特区。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赵紫阳说：跳出现行体制之外。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周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多，中央和国务院在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效果明显的重要措施。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兴办经济特区， 是邓小平倡导、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办特区的问题。1979年7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叫“出口特区”。lop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
“经济特区”。1980年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建立特区。这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在1981年和1982年又发出三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
经济特区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谷牧在一次讲话中将其要点归纳为四条：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供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二、特区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指导为主。三、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等方面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这也是与内地不同的。四、经济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用赵紫阳总理的话说，叫做“跳出现行体制之外”。
对于经济特区的兴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试办特区以来，邓小平多次给予肯定的评价。1982年，陈云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先后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过实地考察，进行现场指导，使特区的建设健康发展，也极大地鼓舞了特区的建设者。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在深圳考察时非常高兴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1月24日至2月间日，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说他要亲自看一看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谢意。他在这三个特区都高兴地题了词。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 于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六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提出来，准备当作进一步开放的城市。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开始筹备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进行具体的设计、安排。
“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
胡耀邦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反复强调了被历史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
胡耀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奉行的政策顺乎民心，这就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任何时候都不可背离民心民意，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准则。
胡耀邦说：“我们党今年六十一岁。我们党和国家所以能改变中国面貌，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归根结底是我们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了人民意志。今天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有点本事，本事从哪里来？主要是代表人心，也就是我们的政策顺乎民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有了这一条，就充满信心。离开了这一条，即使是天下的奇才，也要犯错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违背民心，谁就会失败。”
胡耀邦说：“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很关心，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我看，只能走团结之路，富强之路，统一之路，稳定之路。经济上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富强起来；政治上要安定；全国要统一，我们不要外国一寸土地，但中国的领土必须统一。安定、富强、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目前奉行的政策符合民心，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胡耀邦说：“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历尽了艰险，吃足了苦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吃的最后一次苦头，十年内乱把中国搞得更穷了。现在还要往穷上走，人民不会答应。
这一教训很深刻。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穷了。”
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人心思定、思富强、思统一，我们就是要适应这一潮流，顺乎这一民心。”
胡耀邦又说：“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国的政局一定会稳定。中国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统一祖国的大业必定要完成。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国会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局必稳，四化必胜，统一必成。
胡耀邦强调：“我们党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不要违背人心。只要我们顺乎民心，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美国圣他·卡勒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学系教授陈树柏及其夫人、儿子。胡耀邦对陈树柏教授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外面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言堂，其实这个情况已改变了。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
“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教授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说，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筹办期间，一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难就泄气，不要性急，即使办得不成功，国家一样感谢你。’”
中央领导人能如此支持和体谅，陈教授怎能不感动？事实上，提出筹办实验大学的设想后，支持者固然有，但泼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