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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光与红红都扭过头来看她，父女俩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你来了？”她平静地问，放下给女儿买的生日礼物，同时也看到了何之光放在床上的东西。
“……我刚来。”何之光局促地说，脸涨得通红。
“坐吧。”李文静说。
“我准备……噢，好。”何之光慢慢坐下。
“红红，这就是你父亲。”李文静做着已经没有必要的介绍，声音有些疲倦。
红红看了看母亲和父亲。何之光脸更红了，额头沁出细汗。
“喝水吗？”李文静看着他问。
“不……”
“抽烟吗？”
“我不抽……你知道的。”
“过去不抽不等于现在不抽。”
何之光用手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红红看了看放在桌上的自己的那块小毛巾。
“你爱人好吗？”李文静问。
“还好。”
“孩子多大了？”
“七岁。”
“你爱人知道你来看红红吗？”
“不知道。”何之光额头上的汗更多了。
红红走到桌边，把小毛巾递到他手里，同时看了母亲一眼，又回到床边坐下。
“你还在搞美学？”李文静接着问。
何之光点点头。
“《美之起源》第二卷写完了吗？”
“快完了。”何之光心中有些感动，李文静还关心着他。
“第一卷我看了，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吧？”
“他们约的稿，那本书又涉及比较多的考古成果。”
“里边有一条注释排错了，第114页。”
“噢，那是我的疏忽，不是出版社的责任。”何之光始终紧张不安地涨红着脸。
李文静看着他，他还是那样文弱拘谨。“红红，去冰箱里倒杯冰水。”她说。
红红到客厅里端来一杯冰水，放到何之光旁边的桌上。她又看了看何之光。父亲是谁，什么样，这在她心中曾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黑色世界。现在却如此简单平和。不知为什么，她此时并不恨他。
“谢谢你的关心。”何之光对李文静说。
“谈不上，职业习惯而已。”
何之光慢慢喝了几口水，稍稍镇静了一些，问道：“你还在出版社编书？”
“是。”
“除了编书呢？”
“也在写点东西。”
“写什么？”
“想写一本《编辑手记》，还不知有没有地方出版。”
“总能出版吧。”何之光关心地说，总算有了一个能摆脱窘困的话题。
“不一定。”李文静淡淡地说，“我在编辑手记中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涉及很多内幕，真发表出来，大概有不少犯忌的地方。”
“噢……”没什么可说的了，尴尬的沉默。
“你没什么变化。”李文静打量着对方，又转过头看看女儿，“他离开你时，和现在样子差不多。”
女儿看了看父亲。
何之光脸涨得更红了：“你也没什么变化。”
“我老了，有自知之明。”李文静说。
何之光的话被堵住了。李文静比他想像中更显憔悴，这让他同情，内疚。同时，他却又想到自己年轻的妻子。他简直很难想像，如果他不离婚，现在能否和李文静在一起生活。她宽大而瘦削的身材硬板板的，头发干燥，脸皮松弛。他绝不能想像和她挽着手一起散步，更不能想像亲吻她。为什么他会离开女儿，此刻似乎是很明白的。
人其实是很自私的。
“以后，你……”李文静停了一下，看了看何之光。
“以后，我不会来打扰你们的。”何之光说。
“以后你如果愿意来看红红，可以来，只要你能承受住自己的处境，只要红红愿意。”李文静看了看女儿。
红红一直坐在位于他们等距离中间的床上。这时她站起来，默默走到母亲身后，紧挨着她坐下。母亲的衰老憔悴使她一下看清了十年来生活的苦难。她用一种复杂而陌生的目光看着对面的父亲。
李文静感到了女儿的亲近。她涌上一阵感动，鼻子也有些发酸。在她粗糙的、未老先衰的身体旁，有着女儿鲜活娇嫩的身体。她们溶为一体。
何之光顿时感到了冷落。他感到了此时他和女儿间的距离。他感到了自己受到的审判。他看见了床上自己给女儿买的那堆礼物——比李文静买的多得多，也肯定贵重得多，然而，他只感到惭愧：这是一份轻薄得拿不出来的礼物。
“是谁来了？”李文敏一步跨进来，客厅里传来李海山的咳嗽声，她刚才陪父亲出门去了。“是你？”看见过去的姐夫，李文敏脸上的笑容消退了。
“文敏，我……来看看红红。”何之光站起来不安地解释道。
“噢，你该来，早该来；你又根本不该来。”李文敏说，她对何之光没有太偏激的成见，“你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我打算找你聊聊家庭社会学，还想让你填张调查表。”
何之光紧张地看着门口，陷入一种更大的窘促中。
李海山神情阴冷立在那儿，脸显得长了几倍：“你来干什么？”
“看看红红。”
“这儿不需要你来，你出去。”李海山指着院门，眼里闪着怒火。他对这个毁了女儿一生的人（他是这样认为的）充满了仇恨。
“爸爸……”李文静想劝止父亲。
何之光狼狈不堪地低下头往外走，李文静也跟着站起来。她想送到院门口。
“让他自己出去。”李海山厉声吼道。这同样是做父亲的感情。哪个父亲容得毁害女儿的人？他老了，女儿也到了中年，然而做父亲的这种感情依然深刻有力。
何之光还没走到院门口，门铃又响了，不知又是谁来了。红红察看了一下姥爷的脸色，跑过去开门，她想在院门口再对父亲有个什么表示。但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父亲，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低头走了。李文敏也随后过来了。
刚才摁响门铃的来客已经侧转身为何之光闪开路，这时回过身来。站在李文敏面前的是个漂亮姑娘。
“李文静同志是住在这儿吗？”
来人是顾小莉。
第九章
李向南和景立贞对视了一下。
这肯定是小莉的母亲了，长得就像，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些厉害的干练女人。她的脸上露着主妇的亲切，目光却含着锐利，她的线条分明的脸，勾勒有力的眼睛、鼻子、嘴角，包括额头上那男性化的细硬皱纹，削瘦挺直的身子，都不使人感到长者的慈和，也不给人以女性的温善。她周身散发着一股子使你不得不小心处之的辛辣劲儿。
这就是李向南了。早晨在单元门口迎面相遇过的就是他。黑黑瘦瘦的，看样子就不是个简单的年轻人。在古陵县能把小莉的叔叔那样一个老县长整得死去活来，又能把小莉这样一个眼界高、心计多的女孩子搞得神魂颠倒，此刻迈进省委书记家的门口了，又能做出这样一副稳重礼貌的样子，会来事儿呢，今天我倒要掂掂你。
“您是小莉的母亲吧？”李向南尊敬地问。
“你是谁呀？”景立贞亲切地笑了。
“我叫李向南，古陵县来的。”
“噢，”景立贞略有些夸张地笑道，“听说过你。来，到客厅里坐，进来吧。”
李向南踏进了客厅，看了看一大屋子人，踟蹰地站住了，“顾书记还没回来？”
“快了吧，你坐着等一会儿，这里好几个人也是等他的。”
景立贞招呼着李向南落了座，便不再理睬他，又说说笑笑地主持起家中的沙龙来。她掌握着话题，活跃着气氛，笑着和每个人搭话，惟独不理李向南，连目光也绝不往他那儿看。哼，论年龄，论辈分，论资历，论关系，你都该在人群后面的角落里老老实实坐着。她现在就要冷落冷落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大分量。
对这位省委书记夫人的心理，李向南当然无从知道。他坐下以后，双肘撑膝前倾着身子，低头慢慢点着烟。待客厅里的人们对每个新来者照例有的片刻注意过去之后（其实人们几乎就没有注意他），他便隔着弥漫的青烟，观察起省委书记家中的客厅来。二十来个人，有男也有女，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干部，有知识分子，也有几位仪态不同的夫人，四周相围地坐满了客厅，沙发，藤椅，折叠椅，凳子，小板凳。人们屁股下座位的级别自然反映着人们地位的高低和到来的先后。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地位，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先后，这就是个复杂的函数了，很难做简单的估计。他现在坐的自然是硬板凳，而且是在角落里。这倒有利于他冷静观察。
他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来客的级别、地位大概都是低于顾恒、低于景立贞的，这从他们听着景立贞说话时的神情、坐姿都能看出来。有的人始终含笑注视着主人，其全部努力就是不断寻找机会表现对景立贞的迎合。
有一个人例外。那是腆着腹坐在景立贞旁边沙发上的一个仪表很堂皇的老干部。他眯着眼微笑地看着前面某个地方，表示很有兴致地听着众人聊天。这位胖老头的级别大概也在顾恒之下，要不，景立贞绝不会让他与众人一起在客厅等待，但可能在景立贞之上，因为景立贞对他比较客气，他对景立贞也不做任何迎合。不过，因为夫人在家中常常同时“享有”着丈夫的地位，这位胖胖的老干部对景立贞总的还是表现出敬上的态度。
来客们相互之间呢，看来有的熟识，说笑呼应，有的并不认识，相互之间客气而拘谨。但由于此刻都坐在这里，也便似乎成了一个暂时的统一体，都有维持沙龙运转的义务。看得出有人来这儿是有具体目的的，他们以敷衍的兴趣参与着客厅里的说笑闲谈，尽着每位座中客都有的活跃气氛的责任，但他们的神情并不集中，兴致也不高，他们在等待着和主人个别谈话，或耐心，或焦躁。
有一位引起了李向南的注意。三十七八岁，头发已经半白了，像个工人，一直皱着眉抽闷烟，毫不应酬客厅里的说笑。他偶尔瞥视景立贞的目光中，显然压抑着不满。他几次在烟灰缸中慢慢旋转着用力摁灰烟头，让人感到他就要站起来一样。他终究也就站起来了。“我走了。”他说。
“好容易又来一趟，怎么这就走了？”景立贞连忙亲热地说。
“顾书记不回来，您又没时间。”他冷冷地说道。
景立贞目光闪动了一下，爽声笑着站了起来：“这个赵宽定，还是这么急性子？好，老顾不回来，你有事先和我说吧。”
赵宽定目光阴沉地垂着眼没说话。
“走吧，别影响大家。咱们到隔壁房间里谈吧。”景立贞说道，声音含着特别的亲热。
“你这次来，什么事啊？”景立贞问道。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她知道这个举动的安抚意义。
赵宽定垂着眼往外摸烟，脸色阴沉地没有说话。
景立贞拿起火柴盒，准备亲自给他划火。赵宽定看了看景立贞手中的火柴，伸过手来，要自己拿去划。“还是我给你划吧，这是应该的，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客人嘛。”景立贞说道。
赵宽定俯身低头，吐出了烟。
“这么远来，什么事啊？”景立贞问道。
赵宽定稍稍挪动了一下脚，沉默不语。
这个赵宽定。看着他一头粗糙的花白头发，景立贞不由得在心中慨叹了一声，小伙子原有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文化大革命”中，顾恒在东北S省任省委书记，被揪斗得死去活来，是赵宽定——他原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司机——冒着枪林弹雨，领着一派群众组织把已经瘫痪的顾恒从对立派的黑牢中抢救出来，一路上背着他东躲西藏，一直转移到安全地带，又亲自照料他养伤康复。用顾恒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幸存下来，多亏了宽定。现在，赵宽定因为曾是造反派头头，日子很不好过。他几次写信给顾恒，希望他能写封信给省委领导，帮他说说话，改善一下他的处境，顾恒一直未能使他如愿。这次，听说顾恒从省里回北京，他赶忙从东北跑来，一定是有让顾恒难为的要求。还是她来替顾恒挡驾吧。她什么难题都不怵。
“怎么，处境还不太好？”她关心地问道。
景立贞含笑的目光，连同旁边茶几上这杯冒气的热茶，都让赵宽定感到一种暖烘烘的感化力。但他仍低着头，他的脖颈、他脸都还没放松，还凝结着刚才的情绪。那是受到冷遇而产生的愤恨。忘恩负义。替他们卖命都白卖了。你顾恒换个地方还当省委书记，我赵宽定就该有过不完的关，受不完的审查，又是撤职，又是开除党籍，又是……他一想到这两年的日子，愤愤的情绪就一劲儿往上涌。刚才他在客厅里简直想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再当众指着景立贞好好数落她发泄一顿。
“我的处境能好到哪儿去。”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景立贞一直含笑的目光保持和延续自己刚才的那句问话，她相信自己的亲热是足够的了，需要的是等待。果然，赵宽定开口了，她也便神采活动起来：“比前一段好点吧？”
“党籍开除了，职也撤了。”
“又让你开车去了？……开车也不错嘛。”
“车也不让开了。”
“那让你干什么？”
“烧锅炉。”
一秒多钟的沉默。“多学一样技术也是好事。一个人总要起落起落，磨炼磨炼。”
“磨炼？哼，”赵宽定用力绷着嘴，过了一会儿，“这一阵又传说要逮捕我。”
“为什么？”
“说炸省委东楼是我主谋策划的。”
“1968年的‘七·二五事件’？”景立贞对S省“文革”历史很知道一些。
“是。”
景立贞蹙起眉想了想，很锐利地打量了一下低着头抽烟的赵宽定。这种事情有点严重性，务必保持适当距离。“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她问。
“确实不是我，这我敢保证。”
“那还怕什么？”景立贞松了口气，劝慰道：“让他们调查嘛。调查清了不就完了。你怕什么？是好事嘛。喝点水吧。”她把茶杯往赵宽定这边推了推。
赵宽定狠狠地绷住嘴唇，阴沉地盯着地面：“可我当时也没反对、制止。”
景立贞略怔了怔，随即又笑了：“只要不是你主谋策划的就不要紧。”
“可好多事情现在说不清，我当时是头头。现在，有几个人乱咬我，都往我身上推。”
景立贞和赵宽定去隔壁了，李向南继续观察着客厅。这也是一种社会调查吧。
主人不在了，客厅明显失去了中心，呈现出这儿三五人一摊，那儿五六人一团的多中心状态。时而有人大声说起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人们的注意力便都聚过来。过了一会儿，又涣散开来，成为轰轰嗡嗡的一片。
这一摊，几位妇女在唏唏啧啧地讲二六六号民航客机在广西恭城崩山遇难。海拔一千五百米，满山森林浓雾，二十米远就不见景物，出动了解放军还是连尸体都找不见。讲的人有声有色，听的人哎呀呀地表现着震惊慨叹。
那一摊，两三个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在讨论北京市人口、用地、供水的三大规划。话题中止时出现了几秒钟嘴巴无话可说、眼睛也无处可看的难堪和沉默。一会儿，又有人提起新的话题，谈开了现在基本战线太长，要好好压缩。
还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斯里兰卡的眼库向全世界贡献了九千多只眼球；某位电影明星因大量走私被捕；上海人结婚请客摆酒席吓死人，各大饭店都排满到明年了……有一摊人的谈话声音逐步高起来，说的是南方一个刊物登了一篇小说，专门写年轻女人怎么勾引高级干部。
这时，那个仪表堂堂的老干部伸了一下手，好像在示意会场安静一样，对满客厅人们气愤地说道：“现在的文化界也真不像话。这种书有人写，也有人出。前两天我看到一本书，叫什么《爱娃和希特勒》，写希特勒的风流事。真是太不成体统了。”
景立贞定住目光看着赵宽定：“你要相信公安局和法院嘛。”
“我不相信他们。公检法的几个头儿都是他们那派保过的，恨不能把我杀剐了。就是没罪，也能给我捏出罪来。”赵宽定一摁烟头，猛地抬起头来。
景立贞不怕这个，她和蔼地笑了：“无中生有搞捏造，制造冤假错案，那他们就犯法了。”
“哪有他们犯法的时候。整错你了，关你十年、二十年，顶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