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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①
张润冬的《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支持李敖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主人公江雁容的悲剧一切都来源于传统，“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而作者吴建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蒋芸提出忠告，赞扬李敖凭着对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社会和国家前途的狂热的关切，凭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凭着像鲁迅一样“粗俗、尖刻”的文字，向社会发出呐喊，震撼了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这一切都并非出自仇恨，而是出自他的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但尽管如此，却依然有人向他攻击、向他扣“帽子”、教他吃上官司，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①
尽管有不少作者支持李敖，但就总的形势而言，李敖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不仅琼瑶认为李敖别有居心，官方杂志亦在利用作者对李敖文章的性质层层升级。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台湾日报》刊登读者投书，认为李敖文章“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琼瑶的男友平鑫涛执掌的《皇冠》杂志亦发表读者来信说：李敖“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拥琼派的作者，都在努力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给李敖扣帽子，使问题升级，最终使官方动手。
李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面对危机四伏，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他又以《窗外》为例写下了《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和《论头不可乱摔》两文，对文坛上流行的“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另外，在批评琼瑶《窗外》的同时，李敖对台湾文坛武侠小说成风的现象亦给以激烈的抨击。他在《“武侠小说”，着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新剑侠派”的危害。他认为，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而“新剑侠派”为害更劣，它那“投机取巧霍然成侠”的路数，那“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①在当时，李敖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武侠小说，可谓空谷足音，它的独到与深刻直到几十年后依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论战胡秋原（1）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
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
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最后，李敖给胡秋原送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
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李敖也揭了任卓宣、郑学稼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
胡秋原在指斥李敖是“西化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他揭出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过“马匪”，父亲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当过官，因而给李敖扣上了“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
他还说，李敖和《文星》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个奇异同盟。”“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有中年，有老年，有比我更老的前辈。”他还一口咬定，有许多机关和人士在利用李敖。其中，那个“教逻辑的”，自然指的是殷海光。
在用文字反击李敖的同时，胡秋原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
对此，李敖毫不畏惧。他没钱请律师，便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开始备战。谁知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对此，李敖感到十分不快。萧孟能的亲朋也纷纷找到李敖，力劝他和解，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但李敖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于是李敖断然拒绝议和，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４日，胡秋原正式上法院以“诽谤”为名对李敖提出控告。
１１月２２日，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刚到庭，旁听者已济济一堂。有人好奇地问：“哪个是李敖？”前往旁听的徐复观在人堆里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李敖的支持者。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还向李敖丢来一张条子：
李敖：
别出言太意气，留心构成侮辱法庭罪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ｔ
台大法律学会
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
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休庭后，李敖马上被一群人包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他笑着说：“我的律师被胡秋原先生请去了！”
同学马宏祥的父亲是位“国大代表”，他问李敖有何感想，李敖说：“你们‘国大代表’制订的‘宪法’第１１条我太相信了，我以为它会给我保障！”李敖指的是“言论自由”。
晚上，李敖应朋友之邀去看电影、吃饭、喝啤酒。在马路上还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李敖，是祸首！”
李敖的不屈不挠使胡秋原陷入被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的名声不利，颇欲和解。他同法官说：“我并不想打官司，像居浩然那样，只要‘稍稍给我过得去一点’，我就可以撤回。”但由于李敖的坚持，萧孟能也寸步不让。
回到台大研究所，台静农教授笑着对李敖说：“这个官司真奇怪，被告反倒不肯和。胡秋原这下子可完了！”
就这样，官司打到１９６３年的秋天，法官做出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法官张顺吉说，因为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方法院判决后，双方不服，都上诉到高院。
１９６５年５月，李敖反诉胡秋原。
同时，李敖又在台中地方法院状告中央书局（为徐复观印刷诽谤李敖的文字）诽谤罪。中央书局请了两名律师来打官司，李敖没有律师，单枪匹马，最终于１９６６年３月胜诉。中央书局被罚款新台币１５００元，这也是李敖有生以来打赢的第一个官司。但他与胡秋原的讼案却从此拖了下来，１９６３年起，一拖１１年。
也许正是胡秋原与李敖在论战文字中的互相攻击，当时在美国读博士的自由主义文人林毓生对这场笔战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最近小妹寄来五本《文星》，是关于文化论战和胡（适）先生的，读了令人非常气愤！文化海港上居然能听到征战的号角，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两方面都是不学无术一派胡言，这仍然是从前绍兴师爷耍笔杆、舞文弄墨的作风，真是如何得了啊！”①
１９６６年９月４日，台湾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李敖相见，有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其中讲到：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这段话显然是为李敖而发，因为胡秋原曾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
胡秋原与李敖、萧孟能案拖到１９７４年时，李敖已因叛乱罪被捕，高院趁此机会把胡秋原的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下了李敖和萧孟能。李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场官司时曾经说：
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３０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３５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了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３０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①
其实这还不是尾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中国大陆《新民晚报》、《法制文萃》又爆出新闻：“台湾一桩１０年（实为３０年）文字官司最新判定：胡秋原赔偿李敖百万”，真可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这是后话。
且说这场官司李敖虽然在当时以失败告终，但面对黑暗法律，他却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他常常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陶渊明的那首《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诗中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李敖认为，陶渊明的诗真正道出了他此时的心境，本来自己的努力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中又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里，“夕露沾衣”指的是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李敖想到，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