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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１９３８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Ｆｅｌｌｏｗ），１９４８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主任。
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中，李敖首先介绍了李济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爱国思想以及对科学思想的宣扬，同时也谈到了他悲剧的一面，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
就在李敖指出李济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１９６４年７月，《清华通讯》第９期发表了一篇《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对李济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为了给这种“结合”找出证据和反证，李敖按捺不下，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挥笔写下了《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一文，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文从九个方面对李济的“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正如《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的结尾所说：“李济的悲剧象征着教育学术悲剧的拟人化”。李敖把矛头指向学界“大老虎”李济，实为一不作二不休之举。要彻底廓清学术界的腐败与黑暗，就不能只论制度不论人，“有治人无治法”的现象和“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皆不可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对“李济型”的人，只有“擒贼先擒王”，才可能招致学界大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搅起千尺死水，形成思想的大波。
李敖在后来出版的《〈教育与脸谱〉序幕》中说，该书“收集我１２篇的文字，其中有１／３是没发表过的。”无论是批评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还是批评史语所所长李济，无论是评价“入世”而“用世”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还是赞美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充满了智慧和人情味的美国总统胡佛，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所用的方法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贬痼弊常取类型”。他在致台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的信中说：“我批评的对象是‘众人’，是ｆａｃｕｌｔｙ。我偶尔提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众人’，代表ｆａｃｕｌｔｙ，值得借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泰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众人是不好的。对‘个人’，我何成见之有？”
此类文字一发表，真正捅破了学术界的马蜂窝，马上引起四面八方对他的不满与反击。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台湾，既未“全盘西化”，当然无法容忍他的“目无尊长”、“尖酸刻薄”，甚至更有老先生告他“人身攻击”，闹到法庭去“对簿公堂”一番。因李敖曾师从台大台静农、吴相湘和史研所姚从吾先生，故文章发表后，胡秋原撰文说李敖斗胆写此文是受到“一个教育机关”（台大）和“一个学术机关”（中研院）的支持。实际并非事实。对于李敖凌厉的笔锋，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著名作家於梨华在对李敖的信中有劝说之词：
……你批评台大的几个人，尤其是沈的事。我先说明，并不是因他替我写了序，我要袒护他，你说的许多话如：他的懒、他看武侠小说等等我完全与你同意，可是你说得太粗糙、太表面化，像两人打仗，你身上毫无遮蔽的上战场，不是先弄得遍体伤痕吗？１７世纪末英国的大文人Ｓｗｉｆｔ、Ｐｏｐｅ，都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也指明的骂Ｄｏｎｎｅ他们的前辈，而且说得十分刻薄，可是他们用的技巧十分ｓｕｂｄｕｅ（按：委婉），所以对方无法攻他。尤其是Ｓｗｉｆｔ，他的笔犹如蛇舌，教人生恨，可是别人一点也捉不到它。你的才华如此强烈，记忆力又特别超人，做一个ｓａｔｉｒ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按：讽刺作家）已有了最好的条件，所需要的就是一点①技巧，②锋芒绝不能太露，年轻人像你这样特别易受伤，就是你锋芒太露咄咄逼人，③字句用法千万不能流气俗气。①
李敖并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他依然在我行我素。
显而易见，在“众神默默”之下，李敖以一夫之勇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所支持的学术集团，其力量之悬殊，不可比拟。但历史的责任感已使他对一切利害得失在所不惜，他清楚地知道：“说这些话的后果也许是鹦鹉救火、也许是飞蛾扑火，或是另一个方式的不得善终。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坐等别人来‘发难’，对政治，我们已经不说话了；难道对教育学术、对社会问题，我们还装孙子吗？”难怪他要说“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但他依然自信，坚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代表着历史和正义。他说：“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序幕》）“我是酱缸里的一条虫，不过是一条野生的、想飞的。我飞的方向是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能达到或不屑达到的，但是我却直朝前面飞去。‘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经’，这是我的新境界了！”李敖的勇气来自于他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境界在众人之上，正因为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有如此义无反顾的思想和行动。
为文学开窗
１９６５年６月５日，李敖在论战的硝烟中，突然游兴大发，乘车南下，来到了台湾著名的风景区——高雄大贝湖。离开了喧嚣的闹市，望长天一色，湖光猗旎，李敖完全陶醉在大贝湖的湖光山色之中了。游玩途中，街头小摊上出售的一本书引起他的注意，这便是当时正走俏一时的琼瑶的长篇小说《窗外》。
向往战斗的李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的台湾文坛，正是“战斗文艺”猖獗的年代。国民党当局为了“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在文化界对新闻出版业进行全面的严厉控制，出台了一套箝制言论的法规，取缔具有革命倾向的，特别是“五四”以来大陆的大部分新文学作品，通过建立文艺团体（如“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等）、出版“反共”文艺刊物（如《文艺创作》、《幼狮文艺》等）、颁发文艺奖金、制定文艺政策、开展“国军”文艺运动等手段，推行所谓的“战斗文艺”，在文艺作品中提倡所谓“反共救国”的“战斗精神”，“反共”文学泛滥一时。在“反共”文学的主潮中，一些作家逐渐看穿了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焦灼和重返大陆家园之梦的破灭，使他们普遍患上了“怀乡病”。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应运而生。他们写乡野传闻，忆故人旧事，状漂泊沦落之景，抒寻根归源之情，这种民族情、祖国情、乡土情亦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这种中性文学对当时的政治触犯较少，遂有了一块生存之地。琼瑶正是在这种中性文学中成长壮大的一位作家。
琼瑶，原名陈，笔名琼瑶、心如、凤凰等。湖南衡阳人。生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９４９年随家迁往台湾。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９岁时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文章《可怜的小青》。１６岁在台湾《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读高中时已发表作品二百余篇。１９６３年，她的第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窗外》出版，一举成名。随之又有《六个梦》、《烟雨》、《幸运草》、《菟丝花》、《几度夕阳红》等长篇问世，在港台地区引起轰动。６０年代中期，是一个“琼瑶热”的时代。
琼瑶是一位比较成功的言情小说家，美化人生的爱情理想是她作品的主旋律。她小说中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的基本倾向是追求真情流泻的爱、忠贞不渝的爱、有文化有教养有道德的爱。她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以及家庭的民主和睦。这种温情软调的文学正好适应６０年代台湾社会新兴中产阶层的需要。面对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对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们寻求着心理上的逃避和平衡，尤其是那些正值青春初萌而又面临升学或就业压力的少男少女，更是企盼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他们憧憬中的爱情王国。此时，多情善感的琼瑶为读者编织了一件件梦的衣裳，在烟雨和爱的浮云中进行爱的旅行。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她生活天地的狭窄，作品取材缺乏广度，思考领域缺乏深度，对读者很难产生永久的历史震撼力。
面对文坛的种种现状，在文化思想的第一线搏杀的李敖十分不满。他认为目前的台湾文坛就像一间没有窗的暗室，“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他将台湾文坛的作家划为十派：即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表妹派、新剑侠派、新活见鬼派、广播剧派、古装派、新闺秀派。他认为此类文学“缺乏营养、缺乏气魄、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也缺乏一盏真正的‘智慧的灯’”。①因此，他除了在暗室中要“自造光芒”，号召人们“向积极、向上、面对现实的西方振作精神学习”②之外，还要反击，对这种文坛怪象和粗制滥造的文学进行猛烈抨击。在文学乱象之中，他要找一个切入点，找一个靶子，但这个目标一直未确定下来。
此时，由于王尚勤的离去，李敖“李代桃僵”，又结识了美国海军情报中心的秘书吴海蒂，海蒂被电影《窗外》的导演看中，饰演剧中的女主角江雁容。在她的多次推荐下，李敖有了读一读《窗外》的念头。大贝湖游览期间，他在旅馆里挑灯夜读，通宵达旦。看着被自己批注得乱七八糟的《窗外》，他认为自己的切入点找到了，靶子确定了，他决定以此书为个案，对台湾文坛的陈腐风气开刀。于是，一篇文章的雏形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李敖与琼瑶并不认识，就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期间，两人才有了第一次交往。那是１９６４年的６月中旬，他应聂华苓、潘琦君、徐钟佩、张明、张兰熙、华严等女作家邀请，在华严家中吃饭，在这里，他认识了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琼瑶。琼瑶亲切和善的面孔，成熟优雅的举止，沉稳智慧的谈吐，给李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对她的作品，李敖依然不敢恭维。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写下了长达两万余字的长文《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１日出版的《文星》杂志第９３期。在该期的“编辑室报告”里作者写道：
琼瑶女士，以她的软弱的心灵，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尽大牙了的观念，借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哭哭啼啼地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入一个可怕的噩梦。《窗外》这本书，就是一个显例，可是这本书却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还要拍成电影，继续扩大它对青年们的麻醉。
我们认为，“暴得大名”的琼瑶女士是应该醒醒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这种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时此地，拿笔杆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向愚蠢、软弱和盲目挑战，绝不能再躲在烟雨濛濛的象牙塔里去做他的六个梦。①
《窗外》写的是一个１８岁的高中女生江雁容与她４４岁的老师康南恋爱的故事。李敖认为这部小说所宣扬的观念对社会青少年是一种误导。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传统观念的奴隶，他们并没有认清什么是爱情的本质，真正的爱情是自由的，是“妈妈管不着”的。“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今日的青年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暗室中被熏陶、被围困，他们凭借作家们为他们营造的所谓“窗”，望到的无非是这种乌烟瘴气的迷雾。“‘如果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止是代言人，她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文网，使他们更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吗？”李敖认为，琼瑶是在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与作家的身份不相称的。真正的作家应该能敲打出一种声音，使“人同此论”，而不是随波逐流，降格取媚。群众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而不是软弱的眼泪与苦恼的痕迹。他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在官方媒体上，《中华日报》副刊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２６日发表王集丛的文章《“反派”小生》和《先天性的毛病》，指出李敖是专门和人抬杠、唱反调的“反派”，这同样是一种“媚世”的作派。并对李敖的爱情观展开批评。１９６５年８月，《中华日报》又登出凤兮的文章《作家走出小世界》，认为李敖之文是在“钻牛角尖”，李敖劝告琼瑶应写的雏妓之类，在台湾只是“癣疥之疾”、“秋毫之末”，真正重大的课题应该是“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１１月１日，《幼狮文艺》又发表隐地的文章《狂妄与偏激》，认为李敖“目空一切”、“狂妄偏激”、令人“生厌”。
在私方，苏雪林在８月３０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寄琼瑶女士》一文，附诗云：“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而琼瑶本人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狱的死囚。”琼瑶认为，李敖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
在《文星》杂志上，首先是散文作家蒋芸撰文《象牙塔外是什么》，对李敖发难。她认为李敖文章充满了嘲谑和自我炫耀，批评琼瑶根本不够资格。该文发表后，先后有刘金田、张润冬、吴健等在《文星》发表文章，对蒋芸进行反击。刘金田在《闺秀派呐喊了》一文中，批评蒋芸的文章软弱无力，“连人道主义的齿轮都扣不上”，同时，他把笔锋指向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
更令我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批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作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①
张润冬的《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支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