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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三峡地下文物保护一瞥
从1997年起，由国家文物局协调，在湖北省、重庆市移民、文物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全国数十家考古科研机构进驻库区开展地下文物的勘探、发掘等工作。截至2006年底共计有80个单位、千余名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总计承担地下文物保护项目676项，完成勘探面积11，411，708平方米，发掘面积1，738，677平方米。
十年，弹指一挥间。
伴随着一系列的新发现，冲击和更新了学术界的认识，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
据我所知，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三峡地区的最薄弱环节。尽管曾有过“巫山人”的惊世发现，但有关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却难以得到确认。近年的大规模发掘为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构建提供了可能。通过高家镇、烟墩包、横路以及冉家路口等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三峡地区已基本确立起自距今15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年代框架，为当地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演化发展，以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比较详实的物证。特别是沿江旷野型遗址和以砾石石器为基本特征的峡江旧石器所反映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内涵和认识。
新石器时代考古在三峡库区，以往的发现多限于瞿塘峡以东地区，人们所了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考古学文化的边缘。通过规划阶段发现的老关庙、魏家梁子等表现峡江地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野。1997年以来的大规模发掘，在把研究者的认识继续深化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年代上，瞿塘峡以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已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已知类似丰都玉溪遗址下层那样的遗存在库区并非孤例，而其所表现的与江汉平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确定了库区新石器时代基本贯彻始终发展趋势。此后的大溪、屈家岭等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延续着这一态势，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万州苏和坪等遗址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奉节老关庙、忠县中坝、哨棚嘴等一系列遗址所展示的面貌反映出库区新石器时代较强的地方特点，文化联系的走向一改注重东部江汉平原的趋势，而更趋向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库区的考古学发现也证明，这一时期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万州中坝子、涪陵蔺市、镇安等遗址都反映了当地考古学文化和东西两端的江汉平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的特点，而许多可能具有“礼器”性质遗物的存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的性质发生着变化，同时也表明库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具的位置。就考古学文化因素的表现分析，库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性，但两者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经历了夏商时期的发展，大约到了西周阶段，库区的考古学文化已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征，由巫山双堰塘、忠县中坝等遗址的表现来看，早期巴文化已非其莫属。进入东周阶段可以说是库区考古学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巴文化不断展现着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巴东团包等一系列巴人墓葬将巴民族尚武崇勇的习俗表现的淋漓尽致。稍晚一些，楚人开始不断向库区扩张，楚文化的西界也不断在三峡库区考古工作中得到刷新，在干流地区，明确的楚人墓葬已达忠县、丰都一带，考古学展示的库区战国晚期的巴、楚、秦文化的格局与变化，无疑是文献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秦汉时期，三峡库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基本已融入全国的大局，和全国的发现一样，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也是最普遍、最丰富的一个历史阶段，无数汉墓以及丰盛随葬品的存在，标志着三峡地区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经历了短暂的秦统一后，巴文化在保持着些许特点的同时很快被汉文化所同化，当然同化的过程也包括着汉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或重组，所以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在展现了全国大一统态势的同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当地的特点和风格。属于这一阶段考古代重要收获，值得一提到还有云阳旧县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通过发掘出土的汉碑以及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明确这里就是汉代的朐忍县治所在。
三国鼎立，三峡地区大部分处在蜀国辖境，就目前发现来看，已知明确的蜀汉遗存大部分都发现在三峡库区，其中忠县涂井崖墓的发现，已成为蜀汉考古断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尺。而像忠县花灯坟等墓地那样自东汉晚期延续的世家大族的家族墓地也是库区考古的重要收获。蜀汉之后峡江地区进入相对平静的阶段，六朝考古所反映的内涵虽然基本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无论从墓葬的规模，还是随葬品数量和奢华程度，都比两汉阶段有所折扣，折射了时代动荡的印痕。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青瓷器，峡江地区六朝墓葬随葬的青瓷表现了与南京（建康）地区相当一致的特点。
隋唐以后三峡库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唐宋时期的许多诗人在三峡留下的众多名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这一区域当时的状况。以往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多集中在重要墓葬的发掘，云阳明月坝唐代普通集镇的发掘，填补了我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一项空白。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发掘基本完整地揭露出宋代巴东县治，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经大面积考古发掘的宋代县城遗址。宋末元初，三峡库区一时又成为历史的焦点。奉节白帝城作为当时抗击蒙古的一个重要城池，充分表现了战争时期山城的格局和特点，比较完备的城防设施和指挥系统是白帝城遗址的价值所在。
明清时期的地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丰都沿江的一系列冶锌遗迹的发现和确认，这些在我国第一次发现代古代冶锌遗存，不仅填补了我国冶金史的空白，而且在世界冶锌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其他考古工作主要是清理了一批普通居民的埋葬，为了解文献记载相对贫乏的社会基层的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诸如巫山大昌古城、秭归东门头明城等历史城镇的大面积发掘，也为复原和研究当时峡江地区城镇的建制、布局以及主要功能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白鹤梁：无可奈何的选择
似乎命中注定，我与世界级瑰宝——长江历史水文石刻无缘谋面。
往返重庆很多回了，甚至还专程去过涪陵，想亲眼看看“白鹤粱”上的诗文，亲手抚摸石刻的鱼眼……但时机不对，非偏枯水年份，“白鹤粱”不肯露出其“庐山真面目”。
2003年春节前，我就打听“白鹤梁”是否出水？朋友说：只露出很小一部分。待到元宵节一过，好消息来了：“白鹤梁”似乎懂得人类情感，竟毫无保留地将其身姿容颜裸露在世人面前，要与我们诀别。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按现行保护方案，它将永沉江底了。
世间事物，往往是失却才倍感珍贵。
过去，我总以为多的是机会见识“白鹤粱”的，不想这一拖再拖，终成遗憾。今年汛期来临前，尚不知有无机会赶去涪陵与“白鹤梁”见上最后一面？
好在，几位朋友送来了“白鹤梁”的珍贵历史照片。我便在《中国三峡建设》杂志今年第三期，以“山水有情石记事，绝唱千古白鹤梁”为题编发了一组图片，并在封面以折页形式选发了一张白鹤梁露出水面且题刻清晰可辨的摄影佳作，本人还配了一首诗。
位于涪陵城北长江南岸大江之中的“白鹤梁”石鱼题刻，总长约1600米，自西向东伸延与江流平行。
梁北侧水流湍急，为川江主弘；梁南侧水流较平缓，冬春两季波平镜，称为鉴湖。
1972年有关单位调查时水位137。58米（海拔），梁被水流所分，呈上、中、下三段露出江面。
石鱼水标及题刻文字，现存题刻文字163段，其中宋代约100，余为元、明、清代；据专家从史书和现存石鱼考证，白鹤梁有石鱼水标应始于唐广德二年或更早，至于出自何人之手，尚待进一步考证。
石鱼图案在白鹤梁现存14条，大小与水位高程不等，蔚为壮观，亦为水标辨识之重要课题。
专家解读石鱼说：唐代所见鱼腹高，大体相当于现涪陵水文站历年枯水位平均值；清代康熙重刻鱼的眼高，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运部门当地之水位零点。由此可见，石鱼水标镌刻，是古代人民长期对川江枯水现象的认知结果。
一块难露水面却最好保存的石粱，竟镌刻着自唐至清光绪乙亥冬季的长江水文史呵！专家观摩石鱼，研读题刻，列出了厚重的千年历史水文年表——这白鹤粱被尊为世界最古老的水文博物馆，当之无愧！
1988年，白鹤梁即被列为国家级一级文物。
长期以来，专家们围绕三峡水库蓄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其保护，伤透了脑筋。
分割搬迁？离开了江，失去意义；
拓片复制，作资料当然是好事，但实物呢，就让江水永远埋掉？用罩子罩住？想法当然好，但哪里去找能长期抵抗江水重压力而不遭破坏的材料作罩子呢？
现行的保护方案是：罩子还是做，但罩内非但不抽真空，而且注水，使罩内外水压平衡。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罩内所有题刻可保留原貌，且不受江水冲刷和确保无泥沙淤积。但，这样的保护方案对白鹤粱而言，保是保了，护也护了，却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在三峡蓄水后，再难一睹她的芳容。
专家对此方案的咨询表现得很无奈：眼下的保护方案己是费尽心机，只能如此啦。等将来，科技更发达了，由我们的子孙来更好地保护她吧！
方案既定且巳付诸实施，福耶祸耶，谁也不知道。只有等蓄水后的岁月来作见证！
既然不知后果，那就面对白鹤粱，听我唱支歌吧——
别了，白鹤梁
枳城脚下，江底
隐藏着千百年的秘密
一个关于千百年
长江洪灾的秘密
干百年来，文人墨客
仿佛心中有结
题诗作画，唱和吟咏
都绕不开这片水域
于是，白鹤梁的石头
变成了博物馆
历朝历代的题刻
缀成了历史的记忆
别了，白鹤梁
你的秘密已被炎黄子孙
从江底打捞
三峡涨潮时
就让捞不起来的“川江号子”
陪你，永远永远地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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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常跑三峡库区的，在狭长水库600里坡岸上的一座座城镇里，曾到过诸多小型企业考察，既了解厂长经理们的忧虑，也理解和体谅工人们的怨尤和苦衷。在这些企业里，厂长经理经常挨骂受气，因为他们奋斗着努力着依旧不能确保按时给工人们发放工资；工人们以血肉之躯天天顶着干活，却不能逐月甚至按季领回自己的应得劳动报酬，谁能过上安稳日子睡上安稳觉呢？
唇亡齿寒：怎一个愁字了得？
在秭归，我曾慕名去过橙汁厂和酒厂。
橙汁厂在80年代风光过好几年，员工人数多时达到过千人，一度被认定为排名第一的利税大户，秭归乃脐橙之乡，搞果品深加工应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没想到竟垮了；
酒厂冠以屈原名号，其实也是徒有其表，始终未能上规模，更没弄出一瓶好酒。
巴东县呢，过去象样点的企业只有水泥厂。可办着办着便资不抵债，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无奈情况下被迫拍卖；近几年刮旅游风，巴东捣腾出一种打“三峡”牌的酒，酒厂在著名的“野三关”，厂长挂上县委常委的头衍，酒呢，似也曾风光一时，可现如今，连近在咫尺的宜昌人也很少喝它了。
巫山县，过去搞移民试点时，其烟厂曾作为工矿企业移民安置试点单位，为安置移民作过“贡献”。曾几何时，该厂厂长也曾荣耀地宣称一年生产多少多少万箱，如何走南闯北，烟“香”得供不应求。可后来呢？后来虽没人瞎吹了，但这个厂确实安置了100多移民，仅此一举也够县领导在北京来这儿考察视察的首长们面前表功了。好在首长们听汇报惯了，安置了多少移民是要受表扬的，而安置的结果及被安置者后来的命运谁个关心？
奉节县乃三峡门户，是旅游较“热”的地方。近年我跑那里，关注的并非旅游，而是企业搬迁和移民。有好几次，我都撞上数百名企业员工在县政府“讨饭”，搅得县政府无法正常办公，县长出不了办公室、吃不上饭、睡不成觉。
万州市仅街市就要淹没掉三分之一，小型企业多，情况更复杂。撇开城市居民搬迁这个沉重话题，单单理出小型企业状况调查报告就颇费周折。
据调查，按照三峡工程库175米正常蓄水位标准，库区受淹工矿企业总共有1599家（含商贸运输企业215家）。除6家为大型企业、26家为中型企业外，其余1567家均系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按移民补偿静态资金计算：200万元以下企业为1156家，占72％；100万元以下企业为784家，占48。3％。
库区小型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所有制结构单一，产品结构雷同，如小水泥、小化肥、小砖厂、小酒厂、小机械加工厂等；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落后、设备陈旧且污染环境，产品无竞争力，长期亏损，平均资产负债率达113％。
现实是严酷的，库区受淹企业将如何生存呢？
江水上涨，企业搬迁是必然。
可往哪里搬呢？搬到新地方后又怎么办呢？这里的破烂机械一拆一搬，折腾后还能用吗？即使能派上用场，可依旧重复生产那些卖不出去的产品吗？
——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官员们在思考，厂长经理们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着、憧憬着……
“关停并转”，千家企业走向末路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已是第9个年头了。
伴随着工程施工，库区受淹企业也在谋划着未来，探索着如何搬迁和发展之路。1999年前的数年间，库区各级政府本着中央给予的“技改迁建”政策，花气力选择合适的企业“试点”，实施个案调查和全过程跟踪服务，取得了一些成效，应该说功不可没。但问题是：“个案”毕竟只是个别例案，它往往是基础条件相对较好，产品相对较有销路且资可抵债、入能敷出的当地最优企业。换句话说，这样的“成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不能推广。众多小型企业设备陈旧老化，实施技术改造投入大量资金后，依旧只能生产原先那些产品，产生新的积压，形成新的浪费。钱花了，厂子状况依旧，效益从何而来？员工利益国家利益从何谈起？
鉴于此，1999年5月，国务院调整了三峡库区移民安置政策和受淹工矿企业迁建改策，即我们通常说的“两个调整”。
库区受淹工矿企业厂迁建政策由“技改迁建”变为“结构调整”，其含义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企业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上，不搞原样搬迁、重复建设；对污染严重、产品无市场和资不抵债的国有或集体搬迁企业，坚决实施破产或关闭；对产品有市场、资产质量好且领导班子强的搬迁企业，则通过与全国各名优对口支援企业合作或合资，进行组合搬迁。
为鼓励和调动库区搬迁工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国家专门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客观地说，每一项优惠政策均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将非常有利于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把工矿企业结构调整的“试验田”选在了奉节。
奉节搬迁工矿企业共有114家，原规划组合搬迁为72家。重新修订规划后，准备破产、关闭67家，而相对较好的57家，打算合并为20家与对口支援名优企业“联姻”。国务院有关领导得知该县情况后，认为调整力度还不够。为此，湖北省、重庆市再次修订规划，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