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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种文体破坏，我请师生们暂时谅解。
马桥词典之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坛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大，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怕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息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荫，吸吮过它们的蝉呜，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以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法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是日军人侵前，买通汉好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人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有经验他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怕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
——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上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
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1972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荫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兔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瘴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
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打蘸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蘸，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日中念念有辞。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
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绝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薄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经常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作“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秘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叫作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蘸，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打。
他说打酿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从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各路杆了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均表示立了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也就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亡木笼子里示众三天，穿铁丝的肉洞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炼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
血从刀眼里喷出来，翻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它杆子另眼相着。
从那以后，马痞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它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源，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作“仁义源”。碰到了其它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
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从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作“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作“紫药水”，把蓄电池叫作“电药”，把安培表叫作“火表”，把搪瓷杯叫作“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作“拉喂子”，把口哨叫作“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又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巴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发歌
如果看见马桥的男人三两相聚，蹲在地头墙角，或者坐在火塘边，习惯性地一手托腮或者掩嘴，就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唱歌。他们唱歌有一种密谋的模样，不仅声音小，而且大多避开外人的耳目，在僻静的地方进行。对于他们来说，唱歌与其说是一种当众表演，不如说更像小圈子里的博奕。我原来以为这是害怕来自政府的禁止和政治批判，后来才知道，他们即使在“文革”以前很多年，就有了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不知是什么原因。
马桥人唱歌，也叫盘歌，也叫发歌，与开会的“发言”、牌桌上的“发牌”，大概有类似的性质。汉代的枚乘作过很有名的《七发》，发是指诗赋的一种，多为问答体。马桥发歌也多是一问一答的对抗，是否就是汉代的“发”，不得而知。
年轻后生喜欢听发歌，对每一句歌词给予及时的评点或喝彩。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较为大方，可能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