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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停战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发电报给魏刚，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重申其立场。当波尔多政府召见诺盖时，他避而不去。在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在北非继续存在的军事行动手段问题时，诺盖起草了一份具有基本的历史意义文告，因为它在阐述关于不签停战协议和继续抗战的理由方面，是一篇最全面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文告。
“北非拥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诺盖写道，“目前具有极关键意义的、对空军的加强，以及舰队的支持，因而它能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来自西班牙方面的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危险——应该通过预防性行动来加以消除，应当在意大利军队或德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时发起这种预防性行动。我可以用我掌握的军队，在突尼斯——我在那里将暂时保持防御状态——抽调某些部队，来着手开始此次行动，它将以一次对本地土著人群众开展的政治和宗教行动为主要王牌。”接着，诺盖还列举了他最需要的增援，预见到不管怎样，对的黎波里泰纳省采取的行动规模将受到盛夏的限制，但他考虑在9月同英军联合行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阵地展开深入的进攻。（58）
6月23日，当诺盖获悉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时，他并没有改弦易张。在致波尔多的电报中，诺盖还最后一次反对法兰西及其帝国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投降。然而，他决定听任这种投降。为了解释这种改变——诺盖写道，他对这种改变感到“可耻”——他追述了达尔朗的选择。诺盖解释道，没有舰队的支援，北非的防御就会变得胜负未卜。这种论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诚然，没有法国舰队的支援，法兰西帝国就会变得更加软弱。但是，如果诺盖决定继续抗战，亲自带领全体总代表和总督，那他就能争取到那些海军上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大多数反对停战——而英国舰队也会有助于马格里布的防卫，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挫败意大利舰队，就象它马上做到的那样。
事实上，达尔朗的选择具有堪与诺盖的选择相比的重大意义，即使他没有完全进行解释也罢。但这种选择也不是事先作出的。（59）5月28日，当魏刚已经开始其停战宣传运动时，达尔朗就在一项对其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下达的指示中，考虑到不服从于一种会要求法国投降的停战行动；假如意大利参战，那他就发动“一次对意大利舰队或港口的殊死行动”；如果政府下令停战，那他就派战舰到英国港口，甚至到哈利法克斯和加拿大。达尔朗在6月16日之前就已摇摆不定，但是，当达尔朗担任海军部长和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德国不希望扣押法国舰队时，他在16日这天改变了立场。然而，6月22日，达尔朗在一份致那些统帅海军军区和舰队的海军上将的电报中询问他们的“感受”，并收到了他们基本上一致支持继续抗战的复电。在这个日子，没有一位海军上将是屈从于投降的，无论是驻中东地区国家的海军师师长、海军上将德卡尔邦迪埃，还是驻印度支那的海军上将德库（他写道，“同陆海空三军在一起继续斗争（……）同英国紧密联合和促进美国加强援助，这是与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相容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驻突尼斯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同意大利战斗的意愿激发了他的热情）。这种海军上将拥护抗战的一致反应，是同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反应相一致的。它表明，同法国舰队和法兰西帝国一道继续抗战，远未象维希政府在停战后所说的那样，只是某几个孤立无援的、殊死进行抗战的狂人的想法而已。
然而，魏刚和贝当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人，达尔朗在亲自率领法国舰队的同时，一举将法国舰队引到了屈从停战的地步。尽管诺盖感到“可耻”，但他转而赞同了停战，也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海外领地。这样，诺盖选择了投降。是否军事上的理由证明这种投降是正确的呢？（60）投降派历来认为投降是正确的。戴高乐却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担任驻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的诺盖在6月23日还肯定说，北非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6月底，驻守马格里布的兵力有41万人——其中有36000人是补充部队——再加上6月底从法国本土调来的几千名新兵。7月初，两名将军、280名军官、5132名士官和士兵从英国来到北非。以摩洛哥为基地的海军部队在两周内从3000人增至24600人，并且有5000架波兰飞机在原地待命。中东地区国家的陆军兵力计有2500名军官、81000名士官和士兵。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波兰旅，①个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分队，4个拥有老式飞机波泰式25型飞机的空军大队，以及①个配备美国柯蒂斯式飞机的现代战斗机大队。在别地，在法兰西帝国，法军只限于确保国内安全，但可以构成一支兵力更加多得多的军队核心。1940年6月24日，殖民军总巡视员比雷将军制定了这支军队组成的图表：西非有122320人，赤道非洲有15500人，马达加斯加有34000人，印度支那有88900人，吉布提有7900人，安的列斯群岛有4080人，在中国的法租界有1469人，太平洋地区有1265人——补充部队不包括在内。事实上，已有146000名黑非洲籍的士兵离开原籍国，驻扎在别地，其中许多人驻守在法国本土。此外还有72000人正在待命，要立即在非洲港口登陆。海外的师和部队的素质，无论在合编成师的团的数量上，还是在现役军官的比例上，都达到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海外部队自然从本土撤离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加强，达尔朗在停战前估计其兵力为1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比人们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中假设的数字要低得多。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几天内有35万法英军队上了船。其实，军队就数量、士气和干部而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装备而言，黑非洲的法军，特别是北非的法军，都普遍等同于驻利比亚或埃塞厄比亚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师。
事实上，法兰西帝国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军队，特别是它没有真正的军火工业。不过，眼下，法国军队在等待美国军事物资的到来——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当然要加速这些美国军火的到来——之时，在北非拥有300辆现代坦克，约200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在叙利亚大约拥有100辆坦克。这些法国现代坦克的数量远远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大地超过驻埃及的英军少量坦克——几个月以后，这些驻埃及英军几乎截获了所有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坦克。1940年6月底，空军拥有被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誉为“现代飞机”的2468架飞机，其中1817架飞机立即待命。空军参谋部指示将16个轰炸机大队和18个战斗机大队转移到北非，此外还加上所谓“过渡”的和可用于教练的780架飞机，刚刚抵达达喀尔、与其会合的26架柯蒂斯式战斗机和26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以及摩洛哥的海军航空兵及其78架飞机，其中有42架格伦－马丁式飞机。至于海军，它在1940年的继续抗战中，在运输那些从（法国）本土撤离的部队、禁止其他军队登陆试图和控制地中海地区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尽管在敦刻尔克失去了几艘鱼雷艇和轻型巡航舰，但它拥有245艘几乎全部现代的舰艇，其中11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9艘巡洋舰、36艘反鱼雷艇、64艘鱼雷艇和101艘潜水艇，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因此，不能对法英两国舰队在1940年6月对意大利海军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任何怀疑。当时，地中海的出口都由盟军把守，德国舰队无法进入。
人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出发，来估量法国决定同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一道继续进行抗战所导致的战略假设。盟军的海军优势，排除了任何敌军从法国和意大利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无疑，意大利舰队的劣势甚至会导致它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遭到毁灭，至少是遭到部分的毁灭。英法两国的海军可以通过马耳他和比塞大，禁止意大利将大量增援部队派往利比亚，它们从埃及和突尼斯发动的联合进攻多半能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征服意大利殖民地。实际上，风险来自别的地方。德军的大量投入是必须惧怕的。盟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月18日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
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
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治和战略理由，没有任何无理由或者随意的地方。在致法国人的号召书中，戴高乐不仅仅用那种必定是综合的语言，来表达其基本思想。他还更加明确和更加准确地向许多交谈者阐述了这些号召书。英国的抵抗能力、以及日益强大的空军威力和舰队的绝对优势，都不是神话。大英帝国的潜力不是想象。美国工业对英国抵抗斗争所作的大量贡献是公认的，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战争因素，即使美国迟早要直接介入这场战争。对于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著作、或者读过他的《我的奋斗》的人来说，人们不会怀疑，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向东欧国家扩张，以及将来同苏联进行的肉搏战——只是这种肉搏战的日期和时势依然是不可预见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一切都表明，将来有朝一日——即使这一天还很遥远——盟国集中起来的资源将远远超过德国为了取得最初的胜利而拥有的资源。布尔代对戴高乐表现了莫大的尊敬和无限的怀疑，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友谊，不管怎样都关注我对他说的话，然而，他不同意我的话——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没有一点生气。然而，理所当然是，在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友所作的选择中，布尔代为他所谓的“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让路，则是没有错的。
因为戴高乐所作的6月18日选择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正如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凡的举动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将戴高乐的选择局限在他对战争的可能发展所作的、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所作的判断。6月18日选择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首先，这是一个决裂，一切都预示这个决裂是最终的决裂：是同国家的决裂，否则他就会呆在波尔多，然后去维希；是同军队的决裂，而戴高乐曾经把军队当作自己的抱负、职业、生涯和生活范围。戴高乐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从此，他将是一个造反者，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反叛者。不管戴高乐的选择怎样合理，他只能热情地实现这个选择。因此，下述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戴高乐本人追述过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原因——即使人们不能否认这些原因是有力的也罢——之外，后来人们对6月18日选择的深刻根源，对戴高乐实现这种选择的方式都孜孜不疲地提出了疑问。
最经常受到援引的戴高乐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把戴高乐6月18日选择看作是他的人生历程——它充满着那些标记其不可更改的、独特性的行动——中的最后一站。1912年，当戴高乐在作为“主张火力第一、进攻第二的著名理论家”贝当靡下服役时，他在文稿中写道，“唯独运动和进攻能在战争中作出在智力上（。。。。。。。）同（其）统帅完全决裂的决定”。1917年，虽然戴高乐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但他在因戈尔斯塔特要塞的讲演中，批评了“最高统帅部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1924年，戴高乐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毫不犹疑地批评官方的军事理论。1927年，戴高乐重返高等军事学院，对这种使其断然摆脱惯有的对军事学说因循守旧的“性格作了赞扬”。1928年，戴高乐接受贝当的召唤，编写了一本关于这位法国普通一兵的历史著作，但他想要“创作”，也要成为作者，同参谋部的一切习惯用法实行决裂。1934年，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明确地建议对军队使用的组织结构和学说实行彻底的变革，公开反对法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并寻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支持。1938年，戴高乐发表了《法兰西和它的军队》，同当时还自以为法兰西军队之父的贝当实行决裂。1940年1月，戴高乐撰写的关于引导战争问题的备忘录，是对一切指挥员的指控，是对军队最高层提出的挑战。1940年5月24日，戴高乐还是一名上校，但他已经指挥了第四装甲师，他建议进行一次“实现中部军队同北方军队会师”的演习，反对魏刚推迟演习的做法。1940年6月16日，戴高乐业已晋升为将军和出任国防副国务秘书，但他“不向国防部长请示”，命令将从美国购买的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改变航程，驶往英国。。。。。。让·拉库迪尔认为，“人们想象不到（有比戴高乐）更加完美的反叛者生涯，它使人预见到一个更加光芒四射的起义者”。总之，戴高乐6月18日选择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
但是，让。拉库迪尔也引证戴高乐同马尔罗的一次谈话。戴高乐让马尔罗阅读他《战争回忆录》的前几章的手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