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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充说，当时戴高乐握着他的双手，用最深沉的语调说：“可是，马尔罗，这是可怕的……”
毫无疑问，让·拉库迪尔没有理由来强调，由于气质的缘故，戴高乐在其一生中，是一种反对因循守旧的、实行最粗暴的言论自由的、进行那种对其名声和生涯最危险的挑战的楷模。不管怎样，戴高乐过去的举动似乎无法同他1940年6月18日实行的决裂相媲美。或许因此戴高乐向马尔罗承认，在6月18日选择之前举行的国内辩论是“可怕”的，尽管要考虑到文学的形式——马尔罗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始终赋予其同戴高乐的谈话以文学的形式。人们可以认为，基本的问题在别处，叫做厌恶和愤怒。戴高乐厌恶这些军事统帅，他们拥有许多荣誉和职位，但在其失败原因问题上盲目无知，直到最后一天时为止；他们卑鄙无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贫困的人民和被他们指挥的弱小官兵身上；拼命地要争取国家的投降，彷佛投降是他们更加喜欢的人生目的似的；从表面上看，只想到必须维护的“秩序”，只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在灾难中建立和被敌人容忍的制度来加以维持的权力。戴高乐还厌恶这些政治领袖，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使军事统帅——军事统帅的唯一考虑只是要求法国投降，特别是担心由政府来承担投降的责任——接受国家的意志，他们在混乱的讨论和钳制敌人的演习中迷失方向，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强制推行其决定，叫那些懦夫和顺从投降者闭嘴。然而，戴高乐也感到愤怒。他对法兰西的突然堕落感到愤怒，曾几何时，法兰西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列强之一，而今几乎在短短几周内就变成人们嘲笑或可怜的对象。他对军队的崩溃感到愤怒，想当年，在考验的时代和光荣的时代，军队是民族独立和法国人团结的、可敬的象征。他对法兰西冒有不再进行抗战的风险，即在事关世界命运和世纪命运的时刻不复存在的风险感到愤怒。戴高乐预感到，如果政府投降，那法国人就会对它深恶痛绝。
“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写道，“不管战争的出路如何——是肯定遭到失败的国家将来有朝一日，通过外国军队来摆脱入侵者，还是继续受到奴役——国家都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并使别国对自己感到厌恶，这些厌恶情绪会世世代代地毒害国家的灵魂和生活”。
戴高乐对贝当这个“失败主义的化身”感到厌恶和愤怒，对魏刚这个“只想到其董事会”的人感到厌恶和愤怒。他狂怒地看到，当法兰西的生命遭到威胁时，那么多的国家领袖都没有作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唯一的抗战意志的基本反应。他厌恶和愤怒不已。。。。。。
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在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和英国将军斯皮尔斯的陪同下抵达伦敦。除了两个行李箱之外，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临行前雷诺馈赠的10万法郎。戴高乐来到——让。洛朗给他的那件套房——“西摩·格罗夫”。午饭后，斯皮尔斯开车，送戴高乐去唐宁街首相府，丘吉尔正在花园里休息。戴高乐同丘吉尔的谈话不长，但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丘吉尔对于面前的戴高乐不是法国政界和军界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和最著名的人物，肯定会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面集合部队的旗帜。但是，几周来，丘吉尔伤心地看到了法兰西这个盟国的衰落、惊慌和恐慌，法国领导人的密谋活动，以及那些似乎最坚决的人的软弱。他懂得了雷诺的辞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贝当的任命预示着什么。因此，6月17日这天，丘吉尔把戴高乐看成了自己的对话者。丘吉尔认识戴高乐只有一周，而且只见过四次，6月9日在伦敦，11日在布里亚尔，13日在图尔，16日再次在伦敦。然而，据丘吉尔的证词，他预感到这位几乎陌生的法国年轻将领的价值，有一天竟称呼戴高乐为“法兰西统帅”，甚至低声地说戴高乐是“应运而生的人”。①戴高乐在谈话中对丘吉尔只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要用伦敦电台对法国人说话。丘吉尔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②为了谨慎起见，人们将等待贝当（向德国）正式提出停战要求。事实上，在两个小时前，贝当已经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尚未获悉其具体内容。一旦了解情况，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犹疑不决。因为贝当已经决定实行彻头彻尾的投降。“必须停止战斗，”贝当声明说。“今天夜里，我已经向对方说话了……”贝当的这番话是那样明确，以致他的部长竭力将其淡化，叫报纸写上：“必须试图停止战斗”。但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听明白了。那些还在战斗的人不再看到有任何继续抗战的理由，却把贝当的讲话看作是一道放下武器的命令。此外，任何人都不再相信，考虑到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新政府将会拒绝卑躬屈膝和决定继续斗争。即使在伦敦，有人也象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就德国的要求将会激起什么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问心无愧。贝当过分地代表了停战派阵营，以致他现在不能不代表投降的意志。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即使戴高乐象丘吉尔那样认为，最好是等到翌日6月18日去对法国人讲话，他对即将在波尔多和雷东特——过几天，希特勒将在雷东特召见法国代表——发生的事情问题上，也是毫不犹疑的。17日晚，戴高乐在让·莫内家里，在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列文的陪同下共进晚餐，他以冷冰冰的口吻谈到了贝当的“叛国”，③并开始起草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在伦敦电台上宣读的号召书。18日早上，戴高乐忙于起草讲话稿，德库塞尔则请来伊丽莎白·德米丽贝尔——他同德米丽贝尔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德米丽贝尔在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工作——为讲话稿打字。④这时，丘吉尔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的决定，遭到英国战时内阁的置疑。⑤丘吉尔本人不在现场，他正忙于起草一篇当天下午要在英国下议院宣读的讲话稿。丘吉尔的内阁大臣们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即将提出什么停战条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有点不真实）：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显得是完全不可接受，那么波尔多政府就会发生危机。或许现在同法国政府实行决裂为时过早，因此，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上发表讲话，谴责法国政府也为时过早。这就是战时内阁在中午12时30分开会时的想法。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向其同僚指出，他手头有戴高乐即将在电台宣读的号召书的文本，戴高乐在号召书中肯定，法兰西并未最终被击败，并号召法国战士同他进行接触。不过，此时此刻，戴高乐尚未完成起草工作，或者至少还在继续审阅和修改讲话稿。只是到了下午，德米丽贝尔才得到最后文本，她将在打字机上打字，要让一个比她更加训练有素的通讯员也来口授文稿。可是，新闻大臣库珀无疑有了戴高乐号召书的第一稿，或者就戴高乐的指示作了记录。不管怎样，虽然英国战时内阁对戴高乐想要发出的号召书不持任何保留意见，但它认为“只要法国政府有可能以符合盟国利益的方式办事有多久”，就不应当宣传戴高乐的号召书有多久。库珀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定，就同斯皮尔斯一道去找丘吉尔。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讲话后，正在唐宁街睡午觉。⑥他们把丘吉尔叫醒，丘吉尔同意让斯皮尔斯去见战时内阁的每位大臣，要他们改弦易张。据说，斯皮尔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点。而这时，库珀——他在同戴高乐共进午餐时，并未将战时内阁表达的那些保留意见告诉戴高乐——就可以下达那个将要允许戴高乐当晚发表广播讲话的命令。最后，从这个佚事中将会得出一个结果。这就是，可能向戴高乐提出一个建议，在发表号召书面稿时，建议戴高乐将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改得婉转一些——尽管对此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当晚6时，戴高乐从“西摩·格罗文”寓所坐出租车出发，顺便把德米丽贝尔送回家，然后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总部……该公司新闻部主任斯蒂芬。塔伦茨在雷奥纳尔·阿尔和伊丽莎白·巴克的陪同下，在五楼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在乙4号播音室里就座。人们象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他试一下声音。于是，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只是说一声“法兰西”……⑦戴高乐开始讲话，此时此刻，他只是向号召书投去一道简单的目光，因为他已经深入其中，并且逐字逐字地熟悉文本。“戴高乐将目光盯住了麦克风，好象他是人格化的法兰西似的，”巴克讲述道，“好象他想要吸引法兰西似的。他的声音是清楚的、坚定的和有点响亮的，犹如指挥官在发动战役之前向士兵讲话的声音……戴高乐并未显得烦躁，但他极其紧张，彷佛把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上。”
于是，戴高乐通过下述这篇号召书进入了历史。
“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组建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法国军队失败为借口，同敌人进行联系，以便停止战斗。（6月19日的报纸转载的号召书文本如下：法国政府已经问过敌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并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些停战条件违背了荣誉，那应该继续斗争。⑧）诚然，敌人的机械部队、陆军和空军已经使我们、并且正在使我们陷入灭顶之灾。
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在迫使我们后退，其威力远远地超过其兵力数量。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对我们的领导人进行了突然袭击，以致将他们带到了今天所在的地步。
然而，胜局是否已定呢？希望是否要消失呢？失败是否变成了终局？不是！
请相信我，我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同你们说话，并向你们说，对法兰西来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有朝一日，那些业已击败我们的同样的（军事）手段，也能使我们获胜。
因为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在法兰西身后有着一个辽阔的帝国。法兰西能够同控制大海和继续斗争的大英帝国打成一片。法兰西可以象英国一样，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
这场战争不仅仅限于法兰西的不幸国土。这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法兰西战役决定的。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痛苦都阻挡不了这个世界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敌人的一切手段。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邀请现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官兵携带武器，或赤手空拳地到我这里来会合。我邀请我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军火工业的专业工程师和工人，到我这里来会合，同我进行联系。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斗争的火焰不应当熄灭，而且将不会熄灭。
明天就象今天一样，我将在伦敦电台上同你们说话。”
虽然戴高乐的这份号召书有意写得很短，但它明显地想要写得“合理”。戴高乐暗示说，法兰西同法兰西帝国在一起，仍然是一支重大的力量。他肯定说，大英帝国“控制大海”，即将继续斗争，并有很大的避免入侵的运气。他预见到，“美国大工业”届时将使盟军阵营的实力时远远地超过敌人阵营。戴高乐是完全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将来要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突然到来时，它将赋予盟国胜利。他在肯定“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宣布“世界都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的敌人的一切手段”时，提到其他的强国将参加角逐，未来的联盟有朝一日奋起反对德国。归根结底，这份号召书是把那些决定其选择的战略理由进行了严肃而简短的综合。
与此同时，这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号召书。在6月18日这个日子，即使人们相信贝当为了争取停战而接受一切，敌人的条件也尚未公布，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的公共权力将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每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军队统帅将如何行事。因此，戴高乐将其号召书确定在斗争方面。他更加明确地向军队的战士和军火工业的专家们讲话。他本人只想显得是一个战斗——要继续斗争，并且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动员者而已。换言之，没有任何看来是确定分界线，开始意识形态或政治分裂的东西。对于人们到达这个地步来说，6月18日还为时太早。至多，号召书的第一段确定了日期：“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指定和揭露这些领导人今天要对法国失败负责，明天要对法国投降负责……
然而，在这份号召书里，唯独一个词照亮了整个未来的前景，这就是“抵抗”一词。它确定了戴高乐刚刚所作的选择。与这份号召书前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它没有任何战略或军事的内涵，更没有任何政治的内涵。这里肯定的是一个道德的姿态。这份号召书的论理学全都包含在“抵抗”一词里。在今后的四年中，是论理学将启示戴高乐和所有即将在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斗争中跟随戴高乐的人。这样，不仅是这四年斗争的历史事前获得了意义，而且“抵抗”一词在1940年6月18日这一天进入了法兰西历史，而且远远地超出法兰西历史，进入了20世纪历史。
于是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在后来的日子里接踵而来的事件将会显得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它们只是反映了那些在伦敦占上风的犹疑、疑问和不安情绪，直到签订停战协议结束这种情况时为止。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只要法国还不是最终的投降，英国战时内阁就不愿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举动。它首先想到达尔朗统率的法国海军的命运，它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担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法国海军落入敌人的魔掌。因此，战时内阁决定，由以精力充沛和同情法兰西著称的、英国殖民地大臣劳埃德到波尔多去同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会合，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⑨战时内阁赋予这两位大臣的使命是将其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保护法国舰队的安全上，并且优先注意法德停战协议中有关法国舰队的条款。无疑，这项使命与让·莫内、法国使馆财政参赞埃马纽埃尔·莫尼克及其各自的助手勒内·普列文和罗贝尔·马若兰即将在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波尔多完成的使命并非无关。⑩莫内他们的使命是要在实地找到一些尽量有名和有影响的人士，来挫败那种不可接受其条件的停战——但是，现在无疑是为时太晚了——或者是把他们带回伦敦。这里，人选问题是不大走运的。莫内早就表态，绝对不赞成在英国领土上建立法国政权，他也不可能把许多精力放到法国政权的活动上。与此同时，普列文对政界一无所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芒代尔。芒代尔在一种绝望的幽默时刻里声称，他的行李肯定太重，以致人们无法把他带走，这里是影射他的妻子、喜剧女演员贝阿特里斯·布雷蒂……
不过，6月19日，戴高乐象他在昨晚预告的那样，又回到了英国BBC广播电台的麦克风面前。戴高乐基本上迫使BBC广播公司接受了他。广播公司经理们首先是感到意外，然后对他进行了非常可爱的接待。但这天晚上，他们不得不承认，昨晚的广播节目并未录音，这使戴高乐感到非常不悦。不管怎样，19日这天广播，他的讲话口吻变得特别强硬。
“在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法国人都已明白，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了。面对法国人的混乱，面对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的垮台，面对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我，戴高乐将军、法兰西的士兵和统帅，我意识到要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正式声明如下：一切还有武器的法国人都绝对有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义务。放下武器，撤离阵地，同意拱手将任何一寸法国领土交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现在，我首先为法属的北非，为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意大利的停战只是一个明显的陷阱。在克洛泽尔、比若、利奥泰、诺盖的非洲，一切有荣誉的人都要严格地履行拒绝敌人（停战）条件的义务。不能容忍波尔多的恐慌越过大海。法兰西的士兵们，在你们的地方，起来！”
这篇讲话稿既是一个提前行动，也是一个打算。在戴高乐发表这篇6月19日讲话时，人们尚未知道德国的停战条件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但是，戴高乐对这些停战条件是毫无犹疑不决的。不管有关的细节如何，这些停战条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