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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8％。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做法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颁布《断发脱刀令》，要求武士剪掉长发，除去佩刀；提倡穿着西式服装；禁止男女共浴；改行阳历等等。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强调“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这是一个集儒家礼仪道德和日本传统神道思想于一体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产物，核心思想就是造就所谓的忠孝良民。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开始就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内治优先，殖产兴业
如果说贯彻“文明开化”的方针主要从精神层面推动了日本的进步，那么“殖产兴业”则更多地是从物质层面使日本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这是岩仓使节团欧美之行的最深感受。他们把欧美国家“内治优先”的发展经验带回了国内。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 “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主要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年~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1/7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1/10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在国家的干预和扶持下，日本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大型企业。它们凭借着同政府建立的亲密关系，逐渐发展成财阀、政阀，成为推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首先实现了轻工业的工业化。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以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面貌在大清王朝的面前亮相。
富国强兵，强兵富国
富国强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梦寐以求的目标，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治国纲领中，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的总目标，其他两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这也更加凸显出其重要地位。日本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建设成为当时日本压倒一切的任务。
早在幕末开国之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内心。在恐惧、愤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下，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陷于矛盾之中：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改变受列强压迫的局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考虑，就如《五条誓文》所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因为这样，“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演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工业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军事和国防安全。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经掌握了独立设计建造军舰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厂实现了火炮生产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国技师的建议下，日本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艘舰船，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本国的富强，这是近代多数西方列强崛起的“成功经验”。以西方为师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明治政府逐渐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周边邻国，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富国之路”。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在获胜无望的情况下，仍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专条》。中国除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轻易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统治。当时旅居中国的一位英国人评价指出：“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争，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清政府的举动不仅降低了大国的威信，动摇了长期维持的东亚封贡体系，也让日本尝到了恃强凌弱的甜头，看透了中华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从此改称为冲绳。
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扣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自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