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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所求，可谓一拍即合。日本借此良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请求，得到了英国的同意。1894年7月，日英双方签订了5年后废止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日英新约》。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列强也陆续进行谈判，相继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成为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国家。但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日本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以牺牲亚洲近邻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在《日英新约》签署的第9天，即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在此后用于陆海军扩的费用约3？1亿日元中，有大约2/3来自赔款。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1894年，日本各种公司总计不到2900家，1898年就猛增至7000多家，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进步显著。1897年，日本创立了第一个大型冶金企业——八幡钢铁厂，其资金部分来自赔款，而原料铁矿石则完全来自中国。八幡钢铁厂投产第一年的钢铁产量占日本国内总产量的53％，钢材产量占82％。源源不断的钢铁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垄断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财阀、政阀不断涌现，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受自身历史和经济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从此，好战的日本军部的新军阀们同热衷于追求利润的垄断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更加疯狂地投入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
四、万世一系的近代天皇制
从古至今，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段，但作为政体表现形式的天皇制却始终保持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实际上，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制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因此，了解近代日本天皇制是分析近代日本发展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9世纪70、80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立宪前的精心准备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由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颇感敬佩和亲切，因此，这一次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的大道理”。他认为：英国宪法中的国王只有王位而无统治权，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普鲁士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动大权”，比较适合日本的情况。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考察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决心以普鲁士为样板，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德国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指导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与此同时，为防止在实行立宪后出现危及天皇政权统治的局面，老谋深算的岩仓具视又向政府提出建议：“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日本政府在充分借鉴普、奥两国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
在经济上，为了保证皇权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避免受到未来国会和政党的牵制，“皇室的财产扩大到了和全体人民的财产相差无几的程度”。有资料显示：1872年，皇室的土地只有1000町步，1885年已迅速增至3？2万町步，1894年更激增至365？3万町步；明治天皇即位时仅继承了约10万日元的财产，到1889年宪法颁布时，他拥有的财产总数已达1000万日元。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从掠得的中国巨额赔款中，一次就拨出2000万日元给天皇。明治天皇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在政治上，模仿德国贵族制度，巩固并扩大了日本的华族制度，封授了一批爵位，为加强统治基础培植了一个忠心维护皇权的权贵阶层。1885年重新改组政府机构，废除太政官制度，按欧洲模式成立了内阁制。此后不久，又设立了枢密院。内阁和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和领导，保证了天皇拥有超然于议会之上的独立地位。在思想上，以大中小学生和军人为主要对象，加强国家主义、天皇主义和神道思想的宣传和灌输，强化他们效忠天皇的意识。前面曾经提到的《幼学纲要》、《军人敕谕》以及后来的《教育敕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颁布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活动，依靠国家强力阻挠民权运动、维护皇权统治。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皇权得以扩大，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的权力得到巩固，宪法出台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日本宪法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读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诏书，并把宪法授予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这一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纪元节，就是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选择这一天颁布宪法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深意。按照宪法的规定，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成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条组成。第一章全是有关天皇的内容，其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等等。总之，天皇几乎将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统帅等一切大权集于一身，与专制君主相差无几。其中还强调：“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并传之子孙”，以此表明天皇的地位和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神的后裔，具有神的权威，并且世代相袭，不可动摇。这对于深受神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宪法第二章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宪法将日本国民称为“臣民”，在赋予他们种种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又明文规定：“本章所载之条规，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表明为了保障天皇的权力，可以借故剥夺宪法赋予臣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宪法第三章是有关议会的内容，规定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天皇任命的特殊议员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对选举和被选举人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且期满一年、超过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具有同样财产资格的30岁以上的男子，拥有被选举权。这实际上剥夺了贫苦百姓参与选举的权利。按照这一规定，1890年举行第一次选举时，获得选举权的仅有45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24％。这显然难以保证选举的公正与权威。
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以上列举的这些条款不难看出，明治宪法其实是一部封建君主思想与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相互混合、相互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要“以皇室为中心”，以“使人心归一”，确保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性和统治力；另一方面，又要赋予人民主要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以缓和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基础，反过来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宪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包含了强烈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封建残余思想。美国的日本学家赖肖尔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的，因为推翻德川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是，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美〕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一语道破了日本宪法的本质，天皇不过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但明治宪法毕竟公开承认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了具有近代立宪国家特征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相互分离的政权体系，“古老的亚洲，从此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等限制君权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明治宪法亦曾为当时亚洲其他封建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憧憬或效法。”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以1889年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明治时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参与编纂《宪法义解》的穗积阵重，对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特征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天皇掌握着大权，但并非是其固有的，而是继承了神祖的权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大家族的最高家长统治国家；天皇遵循以近代立宪主义的原则为根据而制定的宪法行使大权，因此，日本是神政的、家长式的、立宪主义国家。历史证明，这种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日本，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符合了日本维护国内稳定和开展对外扩张的迫切需要，在集中权力、财力和人力建立近代工业、国防和教育，为推行侵略政策服务等方面曾起到残暴的、但“效果明显”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直接领导军部，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事问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天皇很少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光环中，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由于内阁中设有陆海军大臣之职，而两者又都听命于军部，因此军部势力自然地延伸到内阁之中，对国家政治构成干预。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因军部阻挠造成内阁垮台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军大臣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由此可见军部在日本内政中的地位和影响。正是由于宪法赋予军部的特权，导致日后军部势力独大，从而造成军国主义泛滥，最终演变成殃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灾难。所以，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政的延续和发展，其实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政阀、财阀的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和贵族实行的寡头专制。
五、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路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日俄战争：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