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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热打铁，铁路局表了态，分局也是特别重要的环节，市煤运公司的赵经理建议再跑一趟郑州铁路分局。一样的感动，一样的支持，铁路发运计划从铁路局到分局，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郑州一趟，2001年一年长治市增加铁路运输200万吨。按销售收入粗算，就是一笔2。6亿元的进账。
一个面子竟能换回两亿多元地方收入，市委书记能值这么多钱！我以后还要继续跑，继续挖掘潜力，只要能换来长治的长足发展，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一个主意打破僵局
吴家庄水库，这是个让长治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运作，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吴家庄还只是个名字，没能变成水库。
为什么要办水库，原因很简单。按照现在长治市用水量的急剧增加，经测算，到2010
年全市需用水量为7。61亿立方米，如不兴建新的水源工程，长治将从相对富水地区变成严重水荒地区。这个水库建设规划可控制流域内面积9410平方公里，占浊漳河流域面积的84。6％，同时还可有效积蓄漳河上游的漳泽、后湾、官河三大水库的弃水及区间来水，最大限度地防止水资源浪费和流失。
办水就有水资源分配的问题，由于占据水源地的特殊位置，下游的河北、河南两省担心水源被长治控制。因此，报批成了水库项目的障碍。我们蓄水，他们就忧虑少水，阻力由此而生，由此而大。这个项目报送到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已久，然而，一次比一次谈得艰难，批准就更加困难。
经过与下游地区友好协商后，我和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怀文，副市长常反堂又一次到北京汇报项目，请求支持。
2001年7月5日，在国家水利部，规划司、海河委员会和漳河局的负责同志又一次与我们坐到了一起。还是老项目、老问题，部领导不停地摇头，僵局再一次出现。沉寂片刻之后，我发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个解决的积极办法。”“前提是保证水资源分配，水库没有什么再好谈的了。”部领导解释了项目存在的缺陷。我认为有矛就有盾，有锁就有钥匙，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我提出了“用股份制办水。上游、下游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方法。
“这个办法好！”与会者都高兴，就股份制办水展开讨论，项目开始有了好的转机。我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发展趋势看，水变得越来越珍贵，建水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资源流失，我们把有限的水蓄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的投资方式，兼顾上下游各方利益，科学管理，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符合长久利益，还引进了先进机制，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办成、办好。最后，水利部的领导表示将按照这个思路推进项目进度。
股份制办水思路，从长治的小水改制到投资13亿元的大水库建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僵局终于打破了！在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办，还需要用更科学更严谨的态度，才能保证项目落到实处。
七月的北京，烈日当头。然而吴家庄水库走出长期困境的好心情战胜了炎炎酷暑。下午，我们一行，考察了北京高档商业步行街等建设项目，并与崇文区委、区政府领导进行了座谈。
一个产权改革，解决了光棍娶媳妇问题。
一个股份制，使吴家庄水库项目走出困境。我说，当官有多种当法，我们这一届市委只有一个心愿，努力让老百姓不过苦日子！
走上去，不仅需要诚恳、执着，也需要策略、技巧，需要科学的办事态度。
“六难”变“不难”
长治穷，国有企业足见一斑。
离开煤，我们仿佛就没了产品，没了企业。过去，长治有六大支柱企业，算是非煤产业。它们也曾经红过一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算给长治人争过光，为山西人露了脸！但进入
市场经济，它们就渐渐落伍了，掉队了，甚至成了当地发展的“六大包袱”。
长治合成化学厂生产高科技产品，让上海人错当对手，结果挤了一下，就垮了！
长治长丰工业公司生产缝纫机，被一个给它生产配件的民营小老板取代了！
长治自行车工业公司被迫无奈，一分为三，厂领导走了，留下工人闹政府！
长治轴承厂被国内轴承“三大强”的包袱压得翻不了身，工人轮换上岗，你干一周，我干一周，谁也领不上工资！
长治锻压集团曾创出国际领先的精密设备，但没有创出足够的市场效益。
长治防爆电机集团只看上了自己的“大”，却丢失了大市场！
过去的长治这“六大强”，到1999年底，资产总值5。7亿元，负债6。1亿元。1。5万名职工，只能干出1。5亿元产值。
“六强”变成“六难”，工人没事干，天天闹市长。
2000年12月5日，我清晨六点起床，骑着自行车来到防爆电机厂。
这个厂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刚刚进行过民选厂长。我不太放心，早起来到工厂。
冬季的上党，六点还是漆黑一片。进入厂区，看不到几处灯亮。骑车绕厂一圈，发现一座车间有稀稀拉拉的机器声音。只要有工人干活，就说明企业还有希望。
我看见上夜班的工人们干活没精打采，上前问他们：“夜里有没有夜宵吃？”一个满手是油垢的师傅答我的话：“还夜宵呢！工厂连职工食堂都没有了！”
“为什么？”
“干部有家，吃饭老婆做！”
“工人呢？”
“能发工资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奢望吃夜宵？”
我和工人一块干了会儿活，师傅们见我内行，问我：“哪学来的手艺？”
我说：“过去当过锻工，这点活，不学自会！”
在铸造车间，我和工人师傅边干活边聊企业的事儿。
“你们民选的厂长怎样？”
“时间还短，一时看不出来。”
“工资是发了，竞选时讲的话能不能兑现，还得等着瞧！”
告别工人，走出车间，正赶上吃早饭的时间，我按工人们告诉的地方，找到了职工食堂，门紧闭着，推了几下，里面没有人。
食堂不开门，工人们肯定有怨言，我只好到附近的街头小摊吃饭。还算不错，这个地方还有个省建三公司，60年代支援内地，整体从天津迁来。如今下了岗，退了休的“天津卫”，卖小吃有传统，做的精细，我也吃得比较舒服。
七点半钟，吃过早饭后，我又返回防爆厂，见工人没有上班。我就坐在厂门口的石头上，修改我的尚未脱稿的关于群众路线的文章。
过了一阵子，我见厂门口仍没有人来上班，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八点了。差几分钟时有人来了，随后进来不少人。
八点已过，还有人慢慢悠悠地走进来。
八点过五分，我在门前登记，一个、两个、三个，有45个工人迟到。
我让门卫把门关上，将迟到的人集中起来。我对他们说，工厂发不了工资，大家有意见，但你们这种劳动态度，谁能保证让你领到工资。企业要有个章法，不能随随便便来去自由。经济效益是干出来的，不是哪个人本事大，能给大家把钱弄回来的。
企业干部听说我在工厂门前查岗，赶快跑过来。我表扬了他们民选厂长后企业的变化，也指出了管理松懈等问题。前三脚难踢，我理解他们，但吃不到饭的夜班工人仍让我难以忘记。
当天上午，我让办公厅的同志，把我当月的工资1000元送到企业。哪怕给上夜班的师傅买包方便面，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我交待他们这件事不准公开报道。
过了两个多月，2001年2月11日，我再次早起前往防爆厂。这天的遭遇，可以用喜忧参半来表述。
凌晨四点钟，我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西去，见马路上已有了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还不时有蹬着三轮车进城卖菜的郊区农民。
我下车向路上卖菜的农民问早。不想，一位女同志撒腿就跑。
“为啥跑！”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有经验，她告诉我：“她见你个子高，又突然问话，以为遇上了坏人。”
我本来不想介绍自己的身份，但我以后只要早起和群众说话，就必须先说自己是市委书记才能不把人吓跑。
“社会治安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抓！”我自言自语地说。
来到防爆厂，我轻车熟路又进了锻造车间，我问工人师傅，你们现在能不能吃到加班饭。工人们告诉我，你给了钱，工厂就想办法改革夜班职工补助。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同志说，如今厂子真变了，我们上夜班，车间主任送饭，多少年没有见到的干部作风又回来了。
这就好。我满意地点头称赞企业变化，又问大家劳动纪律怎样，另一个年老的师傅说：“你那军训的办法管用，大伙精神气变了！”
我问职工收入，大家的兴趣更浓了：“我们厂月工资最高的能挣1300多元。”
厂领导见到我，急忙解释说“不知道您来”。我说，搞调查就要提倡多种形式。“去看看你们的食堂！”郝书记领我和大家一块吃早饭，我们边吃边聊。老郝向我介绍，“2000年工厂刚民选厂长，企业就有了2500万元产值。2001年，有领导关心，工人卖力，防爆厂产值收入能翻一番，年底能达到5000万元。”
我听他讲产量，讲市场，讲措施办法，然后告诉他，只要你们干到5000万元，市委、市政府就给你们发奖金。
说话间又到了八点钟，我来到厂门口，见大家已经准时上岗，没有一个人迟到。
这一年，防爆厂产值真的翻了一番，奖金自然也兑现了。
三进防爆厂是2002年4月15日，我总结工厂调产经验，概括了几句话：敢和问题碰头，敢追责任破脸，这是改变防爆厂面貌的做法。“干部耍滑头，企业就滑坡”。我要用防爆厂的实践指导长治国企改革。
四进防爆厂是2002年7月4日，其实这中间我不断来，只是有时陪上级领导，有时集体考察。单独来，这算第四次。
防爆厂厂长、书记都在，他们说，上半年完成工业产值4148万元，同比增长107％，企业已甩掉了亏损帽子。
2002年，这个厂又能翻一番，产值销售过亿元。
这次我们讨论企业深层次改制问题，我说，只有改得彻底，企业才能彻底翻身！
张厂长赞成我的说法，给我讲了工人走出去的感受。他说，企业形象变了，职工的精神面貌也变了。长治城市变了，市民也扬眉吐气了。不久前，防爆厂一位职工到省内阳泉市出差，在路边小店吃饭。店老板问他从哪来，他回答说：“长治。”他这么一说，却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
店老板说：“长治人，免费送一个菜！”
这位职工喜出望外，他不是因为沾了人家便宜，而是为长治在外界的形象高兴。这个职工回到工厂逢人便讲，长治人如何的“牛”！
2001年春节，我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市委大楼两侧。上联是：长治市要以一跃奋起之高自立于全国城市的群峰中，有名有望有特色；下联是：长治人要以二次崛起之秀活跃于山西人民的惊讶中，有脸有面有尊严。
这件事虽小，但我为长治人找到的这份尊严自豪，也为国企职工翻身高兴。
长轴也变了，工人们说是讲党课、反腐败带来的变化！
健身器材厂崛起，这个从自行车公司分离出来的子公司兼并了母公司，还把另一个老大难长丰公司也带活了。
合成化学厂将优势产品分离，与上海一家大公司挂靠，结束了10年亏损的难堪局面。
家宴“老外”
2002年7月7日，我邀请德国贝克集团董事长贝克先生和总经理顾吉先生到我家吃饭。享受了这般款待的老外，备感长治人亲切。
像这样的家宴，我已经举办过多次，仅德国朋友这已是第三次光临了。其间，还有印
尼朋友、港澳客人。
“先交朋友，后谈项目。”我把诚意奉献给外国朋友。长治市出台了多条令老外吃惊的政策：凡到长治市投资，前十名外籍企业家，可享受30万元的赠送。
这个办法不是用钱作诱饵，外企投来的要几百、几千倍于这个数字。我们只是表示一种信任坦诚的态度，既然送钱给朋友，就不怕朋友拿钱走。
早在五六年以前，长治就是德国企业家关注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只是来走走，与我们并没有多少交往。但有一件事情却让他们难以忘怀。
德国马荷彩公司是家煤矿电器行业企业，经营者不熟悉制药业。因为来长治多，彼此成了朋友，又碍于市政府领导的情面，就向资金短缺的太行制药厂投了100万元人民币。
按合同规定，药厂产生的利润按比例分成；企业如果没有效益，每年须向德方支付20万元利息，作为回报。
三年过去，太行制药厂经营不好，没有按合同履约。这件事成了德国企业与长治合作的一个阴影，致使很多项目无法进行。
后来，太行制药厂逐步发展，成了长治的盈利大户。市政府领导和继任厂长觉得这件事情应有个了断，才对得起德国朋友。经磋商，1999年底，太行制药厂将100万元股金退还了马荷彩公司。尽管如此，德国朋友还是认为我们不讲信誉，虽没有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总是违约了。2001年9月份，我率团赴德谈项目，德国朋友还不时念起这件事。
自此，我就有了先交朋友，后谈项目的想法。
在德国北威州政府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面对众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我谈了市委、市政府对外商投资的诚意和优惠政策。对外资进入谈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投资量，二是合作的项目不能有污染，三是能多安排当地人就业。凡是符合这三条的，我们都欢迎。
我们给外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证其投资有丰厚的收益。这叫做：你们发财，我们发展。
北威州的官员和企业家见到我们如此真情实意，德方在长治的合作意向迅速多起来。
在德国，我被朋友们推荐，在不少地方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当然离不了长治，离不开中国，因为我们的发展太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更希望有新的市场观念涌入上党老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应该为社会主义效力！
德国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把我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小册子，翻译成英文，在欧洲国家出版发行。
2002年5月9日至26日，我再次率团访德，签订经济合作项目9个，引进资金1。13亿元。德国是欧州经济的“火车头”，北威州又是德国经济的“火车头”，经过我们反复宣传介绍，德国十多位企业家与长治签订协议，到长治投资，有的甚至把高精技术也带来了。
友好往来是对等的。长治在高新技术开发区以零地价划出400亩土地，用于德式工业园区建设。如今，这个园区已破土动工，在长治已建和在建中的德资企业达到11个，总投资2。2亿元，其中德式工业园区已吸引德方六个企业进驻。
一个德国企业群体落户上党，还有不少外资企业蜂拥而来。
长治，一个封闭的地方终于向世界打开一扇门，这扇门期待已久，且格外艰难。但也应了一句老话：“迟饭是好饭。”
民营四强
作者：吕日周
长治有“三长（常）一玉”，挑起民营经济的帅旗。
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算一“长”。
潞宝集团2000年上缴税金1018万元，2001年上缴税金1680万元，2002年前9个月上缴税金1600万元。
说起韩长安。这个年轻人只有30多岁，干民营企业已有十几年历史，他的固定资产已超过两亿元。长安过去在国有企业当老总，他主动放弃“铁饭碗”，从发煤炼焦做起，一年一个新变化，一年一个新台阶。
他赚钱很辛苦，花钱也特别“抠”，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村、乡、市修桥筑路他出钱，修建学校他出钱，拥军优属他送钱，国企脱困他出钱，村里的“五保老人”每年能按时领到他的救济，就连县城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也是由他捐建的。
2001年潞宝集团创税超千万元，潞城市政府奖给他100万元，韩长安只留下一分钱作纪念，将其余的全部捐给了社会福利事业。
2000年，我提出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多次到潞宝集团指导改制，帮助引进项目，解决遇到的困难。韩长安对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