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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以后，面对各地记者的采访。我开始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我不讲，事实可能有出入，观点可能不准确。这也是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在外界逼和内心自逼的双重压力下，我感到自己既没有必要再躲避，也没必要再被动应付，最好还是把话讲清楚、顺其自然好。
我想，夜半盗窃只能偷偷摸摸，雪中送炭应当正大光明。如果坏事怕人揭露，好事又不为人知，又何以进步发展呢？
四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以这样的行动来倡导一种新风：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亲自动手写一些东西，拿起笔为实践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
我认为，领导干部应当是个思想工厂，经常深入调查、勤于思考，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本地区、本单位落实中央精神的思路和办法，也能抽象一些理论思维，开启人们的视野。
当干部不能当成“懒汉”，不读书，不动笔。领导干部就仿佛是一架被人操纵的“机器”，只会用别人写好的稿子，只会念抄书抄报的讲话。一位写材料的干部对我说：他过去和领导讨论稿子时，念完第一部分，领导问：“有没有出处？”他说：“抄某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二部分，领导又问：“有没有出处？”他说：“抄另一位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三部分，领导再问：“有没有出处？”他答：“这是我替你写了一部分。”领导说：“停，回去改，必须有出处。”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寓意却极其深刻。
领导干部不能在俗套中生活，说话做事，不能光看别人的脸色和眼色，工作要有原则和有特色。社会发展如果绕过创新，无异于渔民绕过水面去撒网；抽象理论绕过争论，无异于农民绕过土地去播种；解放思想绕过实践，无异于樵夫绕过山林去伐木。战争年代攻堡垒要不怕枪林弹雨，创新时代攻堡垒要不怕闲言碎语，不怕变成有争议的人，不怕个人利益受损失。人民尊敬那些为群众的利益而自己吃亏的人，讨厌那些不顾群众利益而自己占便宜的人。
五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要用一种方式回报上党这片热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太行山、太岳山的每个山头上都埋葬着一颗烈士的心脏，上党老区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革命先烈流出的热血。当年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此，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吃饭碗里，比别人多了一点点玉米糊糊，他便大怒骂娘：“这是让老子搞特殊犯错误！”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只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吃苦！”现在这里的群众也对我说：你要唤回好风促发展，必须从严治党抓落实，必须咬定目标不松口，追究责任不停步，要追到墙角无躲处。
我要以此书感谢长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各位领导同志对我的帮助：三年间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互理解，取长补短，积极配合，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果，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管任务多重，要求多急，我的同事总能如期完成，我们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领导集体！大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我无私帮助的态度，使我一次次受感动。我作为“一把手”，只能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我的心境！
我在长治的实践，还离不开领导班子中已经荣调到省委、省委党校和晋城、忻州、运城市委担任要职的五位班子里的同志，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也不会忘怀已经退下来的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和市政府退居二线的两位老副市长以及一大批告别了工作岗位的中层干部，希望他们发挥余热，身体健康！
我要以此书感谢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协的各位领导，他们多次派来工作组支持工作。指导“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老领导肖玉英、仲济学，作风扎实，要求严格；考察干部的老领导王明、王全太，公道正派，观点鲜明。他们给我树立了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榜样。
这篇《后记》写完后，是2002年的10月22日清晨5时，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出门一看，太行山区漫天大雪，已经拆去了围墙、完全开放的太行公园里，碧翠的青竹枝头压满雪堆，弯着腰身随风摆动。我情不自禁地念起陈毅将军的诗句：雪压竹枝低，低下欲沾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厅李仁秀等同志为该书核实人名、地名、数据和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有时加班到深夜。申纪兰同志不是个写文章的人，但她应作者邀请作序。花了她很长时间，老英雄反复写、反复改，还念给西沟群众听，请有文化的人一起改，下了大功夫。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在百忙之中也挤出时间为这本书作序。我愧对他们的评价。《南风窗》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同志在编辑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2年10月22日于长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