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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99年36。6％提高到2001年56。7％，2002年可达到10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1999年的68。42％提高到2001年的82％，2002年底可达到100％；城市生活污染处理率，由1999年的25％提高到2001年32％，2002年达到100％。
计生：全市计生工作由1999年的全省第4名，2000年的第2名，2001年跃居第1名。2002年9月，市计生委被国家人事部、国家计生委评为全国计生工作先进集体。
下岗：全市1999年以后下岗职工人数趋减明显。截至2002年底，全市累计低保对象达3。8万人，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应保尽保和全员覆盖。
民族：市委把走访慰问少数民族群众当成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四大班子领导除了重大节日到清真寺对广大信教群众进行慰问外，还不时利用双休日，在回民的主要聚居区西大街进行义务劳动并深入到回族群众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
2002年6月21日，市委当场拍板决定给全市十所大小清真寺及三所清真小学拨款30万元，作为其改造环境、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的专用款。2002年8月，市政府又拨专款30万元，用于解决穆斯林群众记挂在心的公用墓地问题。
两费：2001年6月彻底解决历年欠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补发了老干部工资。2000年上半年实际下发历年所欠老干部“两费”200多万元。
增补：行政事业单位和离退休干部职工2001年每人每月增补100元，2002年每人每月增补200元。
教育：2001年6月至10月，多方筹资1。4亿元，改造学校危房841所，面积37万平方米，比国家要求提前1年零8个月，居山西之首；2002年全市干部与穷孩子结对，使4630名贫困生无一失学、辍学。
精神文明建设：2002年10月被中央授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城市”称号。
三个法宝
在长治工作期间，对于我和长治人来说，最不能忘记的是2001年8月20日，那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江泽民总书记来到长治市所辖的武乡县。
在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的中巴车上，我回答了江总书记的提问，汇报了长治落
实“三个代表”的情况、做法和效果，还介绍了长治的历史。当江总书记听到武乡革命老区的巨大变化时，高兴地点头。
走下汽车，江总书记提出要到群众家看看，纯朴的老区人民站在道路两旁，兴高采烈地鼓掌欢迎。在去农民郝贵仁家的路上，江总书记与我们边走边谈，他教导说：“老八路的传统不能丢，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作风要发扬光大。老区干部要给全国作个榜样。”
泼辣的家庭主妇赵爱红向江总书记介绍家庭成员，总书记问长问短，亲切交谈，与到来的群众拉家常，共同研究致富方法，还看了郝家电视，能否收到七个频道。
在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江总书记一丝不苟地了解革命前辈在太行山上的丰功伟绩，每一个故事都听得那样认真，每一个陈列于此的革命文物都引起他的深情关注。
在当年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农家住宅里，江总书记挥毫写下了二十二个大字，对我们提出要求：
“发扬老八部光荣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不久，我们把江总书记的这句话，刻成石，放在进入长治市区的四周入口处，时时提醒人们要记住江总书记的嘱托。
迄今为止，我已两次亲聆江总书记的教诲。前一次是1990年1月20日，在朔州的平朔露天煤矿，江总书记来此视察工作，我有幸与他合影并交谈。江总书记得知我当过锻工、村支书、县委书记的工作履历后，亲切地评价说：“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好。你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11年里，两次亲聆江总书记语重心长的教诲，都在我的思想深处刻下了深深轨迹，也敦促我不断去领悟长治发展的最大关键，究竟是什么？
2001年以来，我多次在市委学习会上提出一个指导思想，长治发展要依靠三大法宝：“吃苦、改革与创新”。
吃苦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改革是邓小平同志坚持的改革导向；创新是江泽民同志重视的创新实践。贯彻三代领导人的重要指示，这就是长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真正动力之源。
可以说，正是有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了创新精神的不断感召，才有了长治今天的实践。老区发展的每一点变化，都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
上党自古天下脊。我相信，将“三个代表”思想融汇进日常的工作思路，就意味着党员干部要回到人民中去，要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要以人民的满意为所有创新思路的方向。
只要我们做到这一切，长治势必会再次自豪崛起于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
后记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2002年9月至10月，我大约用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完了这本书。因为亲身经历，记忆深刻，资料齐全，所以写作速度较快。它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个人自传，只是我长治工作三年和早年生活的粗略回顾。
这种以自己的故事为脉络的写法，可能会给人以不够谦虚的感觉。我的想法，党员有责任为党争光，尤其是身居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个人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地方党员形象的缩影。同时，我还坚持一个观点：作为一把手，如果我领导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如果取得什么成绩，应归功于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归功于班子集体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
作为曾经是山西省政府组成人员之一和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我还要承担全省某些总体工作落后的责任。1999年，我当时是省体改委主任，在“三讲”的自我剖析材料中我也曾经检讨到：20年时间，山西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中上游下降到中下游，又从中下游下降到最末尾。过去的标兵我们望尘莫及，当时的追兵也变成了我们的标兵。此时此刻，不知同志们是什么心情，不知同志们有何想法。作为省里的一名中层干部，山西今天的落后，我也有一份责任，深感愧对人民愧对党，愧对祖先愧对子孙。
这一感受贯穿了我为人处事的全过程。我讲的故事中的矛盾，都是我一生中要消化和吸收的营养，我将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寻找自己的不足。
从1969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2002年的33年间，我从农村、工厂、人民公社，到县委、地委、市委、省委机关先后工作过10多个单位。我所服务过的省委书记从前几任的王谦、霍士廉、李立功、王茂林、胡富国直到现任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先后共有6位。至于我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就更难以胜数。我总的印象是，大家都想把山西的事情搞好，都想把本职工作做好。但是，怎样才能使愿望成为现实呢？
我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产生出自己的体会：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就等于选择了甘心吃苦；选择了改革和发展，也就等于选择了吃亏和惹人；当好“三个代表”，就会乐在其中。
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用我的实践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党执政之后，如何避免脱离群众并进而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广大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
我认为，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只要做到“三敢”：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达到“三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实现“三带”：带头、带动、带领，就能把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用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去化解最大的危险，从而解决存在于现实中的各种突出问题。
我分析了干部与群众的若干矛盾，将之归纳为十五“不怨”：不怨群众调产没出路，而是干部调产没思路；不怨群众听了不干，而是干部说了不算；不怨群众无聊，而是干部官僚；不怨群众没劲头，而是干部没带头；不怨群众不通情，而是干部没感情；不怨群众不听话，而是干部不像话；不怨群众不明白，而是干部不清白；不怨基层常出事，而是干部多避事；不怨群众上访成群，而是干部不深入人群；不怨群众断马路，而是干部没给下岗职工找出路；不怨群众围堵政府大门，而是干部没走进百姓家门；不怨群众没主意，而是干部搞形式主义；不怨群众不老实，而是干部不落实；不怨群众不深究，而是干部不追究；不怨群众不争先，而是干部不身先！
我又分析了“一把手”与一般干部的责任关系，也分为十五“不怨”：不怨干部不聪明，而是一把手不开明；不怨干部工作没落实，而是一把手追究不扎实；不怨干部作风散，而是一把手骨头软；不怨干部不检查，而是一把手监督差；不怨干部放空炮，而是一把手说到没做到；不怨干部不吃苦，而是一把手没辛苦；不怨干部怕吃亏，而是一把手好挑肥；不怨干部怕惹人，而是一把手老好人；不怨干部没信心，而是一把手没决心；不怨干部常失败，而是一把手搞腐败；不怨干部抓不好卫生，而是一把手缺少文明；不怨干部不开放，而是一把手不放开；不怨干部解决问题当儿戏，而是一把手爱搞下不为例；不怨老区干部思想保守，而是一把手创新不够；不怨老区干部工作倒退，而是一把手革命传统没有发挥！
第二，党执政之后，如何掌握执政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带领干部过好“三关”：寻找和解决问题关，追究责任关，以及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的群众民主测评关。
通过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和追究责任的“五步曲”工作法，使广大干部明白“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的道理。
我认为，扩大“三讲”成果，要倡导在地级市以下单位，在班子成员自觉自愿的原则下，把年度党内民主测评和群众民主测评结合起来，增加群众民主测评的内容。一般讲，谁决定干部命运，干部就会对谁负责。有了两测评的办法，广大干部就会把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更加一致起来，更好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长治实践表明：不用现在的创新办法，难解历史的遗留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怕这，怕那，忧心忡忡，固步自封，怕担风险，怕被误会。说到底，还是怕丢官帽，怕个人利益受损。然而却不怕社会矛盾危机四伏，不怕群众受苦、受穷。过去不是曾经有人怕过“大包干”吗？小岗村农民冒了一个险，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治忠实执行“三个代表”，解决了若干社会危机。一些人担心的政务公开、舆论监督、群众民主测评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认为，只要运用创新办法，便能解决社会危机。
二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旨在让过去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用个人的经历，为社会服务；用个人的曲折经历，换来党的事业的顺利。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敞开心扉讲心里话。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假话。我在书中的想法和做法，哪些对、哪些不对，请大家评判，让历史定论。
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写这样的书。在他们看来领导是一个“模特”，言论和形象都有特定的标准。也有人说，你这种身份要留个大背头，不能站在街上接待上访，不能骑自行车，不能坐公共汽车，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上街买菜，……这些规矩我都破了，这些事情我都做了，我的身份不是依然还在吗，反倒心里更加踏实。
所谓身份，就是套在干部身上的“枷锁”，这种陋习于转变作风无益，于廉政建设无益，于党的事业无益。正如群众所说，什么时候，没有了身份特征的标签，干部就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中国的政务公开从1998年开始：1998年村级公开，2000年乡级公开，2002年县级公开。长治市从2000年开始，实行重大决策公开、花钱公开、用人公开。市委研究工作的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公开了；市委常委生活会记录公开了；市委书记检查性的发言公开了；对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班子成员的群众民主测评票数和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建议都公开了。在这本书中，我再来一个真实思想和经历故事的公开，这是一种感情释放，也可称为一种贡献。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有的缺点，我可能都有。我没有达到申纪兰的那种境界和水平。但我有幸来长治工作，能近距离地向她学习，以她为从政楷模。申纪兰曾经和我现在的级别一样，但她在十几年前，就主动放弃优越待遇，回到平顺县西沟村当农民。申纪兰把自己说成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向她学习，确定自己是群众堆里干的人。所以，我下了决心写这本书。
三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宣传舆论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在长治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十分注重宣传和精神文明工作。在长治的三年间，我和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编书多部。同时，我也汲取在原平县搞“搭台唱戏”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对我大量宣传的教训，坚决贯彻省委指示，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多次在会议上讲，多次作批示，并提出严格要求。但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我所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曾先后9次复函新闻单位，或向市里有关领导表明我的态度。
这是我在2001年1月8日写给一位记者的信：
绝对不能发表这种写我的文章。因为我有过深刻的教训，你这样做会干扰和影响我正常的工作，会使一些官场中人以为我做事的目的不纯。你要实在想写，也得待我走了以后，或等我死了以后。官帽应当是个责任，而不是一个待遇；是个“吃苦、吃亏和惹人”的头衔，不是一个“享福、沾光、为人”的职位。我在长治的做法，有人说“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我妻子说“你这么辛苦图个啥，你这样惹人不会有好结果”。我弟弟说：“你有神经病。10年无权，好不容易重新当了书记，却只会吃苦受累，不懂得享福！”
我深知，干部要享福，人民必吃苦！我要不去吃大苦，干部就不会变作风！人说人不动，只能去带动。只有使之感动才会变成行动！而对于腐败，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只能以党交给的办法，以自己站稳人民立场的毅力，来一点一滴地深入人心，调动民气，使人民信任党，从而战胜恶势力。
所以，你必须明白，写文章说我好，就是等于帮倒忙！过了年，我已56岁，我不图钱，不图官，也不图讨“说法”。我若有所图，就干不成事！我只有保持这种开弓放箭的速度，才能带出这支好队伍。所以，为了能让我默默地为上党人民干点事，请你停下手中的笔。
后来，类似这样的信，我又给作者、宣传部门和领导同志写过8次。我们还采取了一些过硬措施，杜绝宣传个人。正因为这样的控制力度，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基本封锁了正面宣传，放开了舆论监督。
2002年4月，南方一家报社的记者，在长治住了十几天也没有见上我，十分生气地走了。但也有持续恋战者。5月份，我到德国考察，来访的记者见不到我，他们就去采访群众，现场调查，收集资料，最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条条新闻。就这样，我成了2002年中国关注的新闻焦点。不管我如何的不情愿，宣传的负效却必须要承担。有人说我“好宣传”、“图升迁”。也有极个别人想给我戴上“有争议”的帽子。一说有争议，必然有是非，由于没人做结论，于是便成了“莫须有”。个别人政治上的随地吐痰，一口“左”，一口“右”，很厉害。一位省领导安慰我说：“争议你什么？无非是改革和不改革、创新和不创新、干和不干。”我对此深为感激，也感触颇深：如果领导不能在官场见义勇为，下属焉能在市场冲锋陷阵！
更让我欣慰的是，这场宣传风波没有改变山西广大干部对我的看法。一位省领导告诉我，你每次在省、厅以上干部的推荐测评，得票都很高。我被动接受宣传之后，就做好了日后测评丢票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却出我所料，山西各级干部和长治市干部群众继续接受和肯定了我。2002年9月，我被上级列为考察公示对象之一。我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