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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一千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3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
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作“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4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无一例外地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200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
当时我心想200元我能花几天么！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义无反顾地走了，离开我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300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绝对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
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唯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嘛，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嘛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
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要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它音讯。这工程师越想越觉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3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建明先生：你好！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意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鹜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苍旺凌厉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此直至今日方给你提笔。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
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中国教育报》×年×月×日三版和中国青年报》×年×月×日二版。有劳。
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势力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内裤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
我现在唯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乞丐。
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给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
此致×××1998年元月8日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是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流浪如逝》，读后叫人五肠回荡。后来我查阅《中国青年报》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
谁还能记得10来岁时的事？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10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的犁田耕作、一样的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境况下念书似乎已不成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他什么条件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3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3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上大学的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使，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3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同学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这样甘心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3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庆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也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贫困生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这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落。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式的？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非常的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