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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我的衣服给扒光了，我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3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作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
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三人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3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
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干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她说我是唯一知道她“阴暗面”的第一人……
这是又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只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呀呀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作“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晴朗的周末，北京西郊。某实验学校门前，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马路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高级轿车，公共汽车被无奈地挤在了一边，下班的行人只能在一辆接一辆的车海间穿梭。一位老人站在马路牙子边望着黑压压的一片车子，嘴里在“啧啧”不停地称道：到底是贵族学校哟！
这是一所有几位中央领导题过词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俗称“中国第一贵族学校”。
如今已开办数年，校内设学前班、六年制小学和中学部。这里的一位教师告诉我，这是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凡进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先交一笔“赞助费”，小学部以6万元起价，初中最低为4万元。
“什么叫‘起价’和‘最低价’？”我有些不明白上学还要交“赞助费”，而且还有这么多生意经！
“所谓起价和最低价，是指学校规定每位到这里上学的中小学生必须先交的基本赞助费。
由于在报考时，一些学生离录取分数线有一定距离，或者是外地学生想上此校，就得靠‘分不够、钱积攒’办法争取到入学权利。“
“那最多的要一次交上多少钱？”
“5万6万的都有吧！”这位老师说，“好像去年有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成绩不咋样的宝贝儿子交了8万还是10万元哩！”
啧啧。“那还要交多少学费？”我问。
“中学部学费加其他学杂费差不多1万吧。”
“一年？”
“一个学期啊！”老师纠正道。
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位穿着讲究的妇女领着她的娇小姐，我便问她道：“你的小孩上初几？”
“初二。”
“那你们当时入学时交的赞助费是多少？”
“4万吧。”
“这么说你家‘千金’上3年初中总共就得花上近10万元！每月平均3000多元？！”
那学生家长一听这，便张大了眼睛，说：“哪够呀！你说的仅仅是在学校里花的。每周孩子有两整天、1个月就有8天在家过的，如果加上寒暑假，等于全年还有近4个月时间，家里还得另给她花钱。少说还得几千块吧！”那学生家长说完便急急忙忙地将女儿拉进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一溜烟地消失在车水马龙的长街上……
被弥漫尘埃围袭的我，不由深深地长叹一声：同在一个城市，富人家的一个小学生每月的花费高出一个贫困家庭大学生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另一种现象也极为普遍：同是大学生也有贫富差异。在南京的几所高校里就曾经有大学生开着汽车来上学的。至于学生的个人小存单上有几千元的也并非一二人，东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她的班上就有个男生其存折上竟超过4万元。平时就餐“开小灶”，生日、谈恋爱挥洒上千元的不是少数。比穿着，比宿舍里安电脑、买电视，甚至腰挎BP机、手机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我们的过着最低生活保障线低下的贫困大学生，对那些“贵族学校”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并不那么在意，他们对同宿舍的富有者也并不一定那么在意。
令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必须天天面对贫困这两个字。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可天天相处在一起的同学面前，穷又变得像个十分讨厌的恶魔，它使那些精神和心灵脆弱的贫困学生们无法摆脱困扰。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也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块“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
“现在大学生中过生日的风气很流行。几乎每月都有一两桩这样的事。”王小姐说。“我在读大三时，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因为我们学校是市里名牌大学，我又被推举为市学生会主席。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社会活动，平时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着仪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细的同学眼里，我算得上是个比较体面的大学生吧。
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学几年里，我自己没有买过一次化妆品，每次上台主持会议或参加社会活动时，有时脸上也抹一下妆，可用的都是一个要好的同学扔下不用了的东西。不怕你寒碜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团代会上台作报告前，知道电视台要摄像，当时刚洗完澡不久，头发乱蓬蓬的，可口袋里又没钱去美容一下，临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厕所。你问这是为什么？说出来笑掉你牙。因为我的头发上正用水浸着呢。时间一长就会干，一干就不好看了。为了怕影响形象，我只能算好时间，等快要轮到我作报告时就提前两分钟从厕所里出来。因为时间短了不行，可能会误了作报告，而太长了也不行，水一干头发就变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两分钟左右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时间里，头发上有水定着形，等我往话筒前一坐，开始一作报告，那些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们噼哩啪啦一通闪灯，等他们照完，我头上的发形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
“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不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
其实天明白我干什么去了。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
王小姐再也说不下去，而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里有一股苦涩的流体咽进了肚里。
第3章：学生工作部里的“灰色”档案
天很蓝，江很绿。走出大山的于吉磊一下省城的火车站，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觉得有一种透心的舒服：现代的大都市到底比千年不变的山窝窝不知强多少倍！也许正是这一口透心的新鲜气儿，于吉磊更加觉得自己过去的寒窗十年太可贵与重要了。
这是入学通知书。还有钱，6000元钱。于吉磊出火车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是否还在。他知道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正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门，而这两样东西中于吉磊明白相比之下钱更重要，入学通知书嘛即使是丢失了学校也会有存根可查，然而这天文数字一般的6000元钱对于吉磊来说简直重如生命。他太清楚为了筹集到入学通知书附件上所写的让每一个新生准备的这6000元学杂费，父亲几乎跑断了腿，即便是这样，最后还是由一位好心的落榜同学的家长借给了他于吉磊4000多元才算了事。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农家人，哪有人见这么多钱！为了这6000元钱怎么带到几百里外的省城，全家人几乎商量了不下十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母亲的办法：在内裤腰带上缝一个口袋，然而再在小口袋上系三个纽扣，钱就装在那里头。于吉磊摸了摸皮带下面的腰部，满意而又放心地登上了驶向学校的公共汽车……
“你就是于吉磊同学？请先交入学通知书。”负责新生注册的老师机械地在为新报到的学生办入学手续。
于吉磊毕恭毕敬地递上入学通知书。
“再交5830元钱。”
于吉磊迅速地解开裤腰带……
“哎哎，你要干什么？”那个负责注册的年轻女老师突然冲着于吉磊大声嚷嚷起来。
“我、我不干啥呀！”于吉磊不知老师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厉害。
“不干什么，你、你解什么裤腰带？”
于吉磊明白了，他的脸也跟着红到了耳根。“我是取钱……”
“真是的。”女老师顿时没有好气地说：“快点快点，别让后面的同学等着。”
“多少元？”于吉磊战战兢兢地问。
“不是刚才说了5830元嘛！”
于吉磊赶忙从那个小口袋里取出钱来，一五一十地数着。这时他似乎才意识到交完学杂费后自己只剩170元钱了！170元在家里可以过上一年半载的，但现在不行。于吉磊后来又七交八交地花掉了100多元，晚上再一数钱：仅剩几十元啦！这可怎么办？得吃饭呀！大学的第一夜，于吉磊是在为第二天有没有饭吃而整一宿没合眼。
“走吧。你不是也有昨天老师发的那张卡嘛。”第二天一早，同宿舍的同学见于吉磊还愣在那儿发愁，便乐开了。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于吉磊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从此，那张金灿灿的饭卡便成了他上大学后除了课本以外最重要的东西。为防意外，还是用母亲的老办法：把金卡藏在裤腰带里面的那个小兜兜内……
从此，于吉磊每天冲着这张小小的卡在算账：早餐两个包子一碗稀饭花1块钱；午餐4两饭加一盘炒土豆或青菜粉丝——这是最便宜的炒菜，花2至3块左右；晚饭与早餐基本一样花1块钱。
然而，仅仅不到一两月，于吉磊紧张地发现这样的日子还是太“奢侈”——每30天下来没有一百二三十元过不下去哟！学校各种物价补贴打进饭卡的也就是七八十元，如此下来每月还得至少亏空四五十元！再向家里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于吉磊知道只种几亩薄地、身上已经背了6000元债的父母能维持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就很困难了。可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来呀？初入大学门，于吉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唯一能行得通的办法：那1元早餐就免了，中午原来2至3元的饭菜变成半菜半饭花1至15元，最多不能超过2元！晚餐一只馒头一碗稀饭花1元。每天必须控制在3元左右，对，不能超，只能省！
之后的一个月里，于吉磊除了上课，就是一门心思跟着这笔帐在天天算计、打仗。饭卡通过电脑可以随时显示你的卡上存有的钱数，突然有一天于吉磊看到自己的卡上一下少了80元。这这、这怎么办？还有20多天我怎么过呀！那一顿2元钱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