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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已高达2。5万卢布。一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们的财产，或立即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妻子安娜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遭到彻底破产。
很多亲属都发现安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已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她经常背着丈夫与债权人谈判周旋，以拖延期限。她还开始独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渐渐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妻子真诚的爱恋。他感叹到：“婚姻中寓有一个人3／4的幸福，而在其它方面——连1／4还不到。”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去看戏，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与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个温馨和平的家庭深深陶醉了。
《群魔》
1869年12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一桩发生在莫斯科的暗杀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以小说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可以融汇其中。
这是一桩被人们称之为“涅恰耶夫案件”的谋杀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了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在日内瓦，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巴枯宁十分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斧头为标志的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不久，这个组织的会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的命令，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一个池塘。警察很快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人民惩治会”也被彻底摧毁，涅恰耶夫逃亡国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忧心忡忡。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甚而使他有些恐慌，他深深地为俄国的前途而担忧。我们曾经讲过，他与民主主义阵营在政治见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死屋手记》到《罪与罚》到《白痴》，都有着他对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批驳。在这个案件面前，他无疑找到了一个以革命民主义阵营进行直接功击的楔机，他不无恶毒地写道：“纵然是一本攻讦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它写出来。”显然，他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回国后，他又进一步审阅了有关涅恰耶夫案件的审讯材料。他根据自己的复杂的艺术构思的需要，对审讯材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赋予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刑事案件以独特的色彩：思想与幻想、宿命与悲剧的有机结合，作者将他的小说定名为《群魔》，直接表明了他对其中的人物所进行的道德上的攻击。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人物，作为“群魔”的精神领袖，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但作者对斯塔夫多金这个形象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作者承认，他“抱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他被那个博大精深但却无效的理论扼杀了。作者把他视为一个巨大而又可悲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也是一个恶棍。但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之所以要坐下来为这个人物撰写稗史，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描写他了。依我看，这既是一个俄国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颇有典型性的人物。我是从内心深处把他发掘出来的。”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狂热宣传消灭国家的做法感到愤慨与惊讶，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感到这个俄国人身上充满着生气和力量。最终，巴枯宁的形象作为一个痛苦的，恶棍式的悲剧人物出现在了他的《群魔》之中。
作者对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作者采用漫画式的讽刺描写，描述了他的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他完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人物表现了过于猛烈的攻击必，因而未能对这个人物做出艺术与哲学高度的概括，也未从性格的角度把他写成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戴了面具的骗子手、冒险家和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集丑恶之大成者，作者所擅长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未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过激的政治观念冲淡了他的艺术创作的结果。
在作者的这部小说里也有着成功的艺术形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便是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开始的构思中老韦尔霍文斯基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因而一开始作者一再对他进行揶揄嘲笑，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金蝉脱壳，冲破了讽刺的框框，具有了一些美好的特点并产生了深刻的生命力。关于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年后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他同时代人中最纯洁的一位；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是我们那些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当中的一个（这个40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我写进了小说，而且我们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形象是符合实际的。我喜爱斯捷·特罗菲莫维奇，并对他怀有深挚的敬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作者笔下，他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
以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为原型塑造的沙托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一个悔过自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他似乎在思想与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并且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国年轻一代的犹豫彷徨。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认为，《恶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缺乏给作家创作以主要的生动力量的那种主题，即：颠沛无靠的人们的苦难。在《恶魔》里完全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这或许是抓住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擅长于描写苦难的作家，他的艺术魅力在于，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苦难人物的苦难灵魂，在伦理道道上予以升华，从而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政治题材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当他急匆匆地试图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对敌对阵营进行抵毁时，讽刺与揶揄便成了他最常使用的手法。而当全篇小说完全陷在讽刺之中的时候，也便产生了浮躁的感觉，而失去了《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沉重，他所擅长的悲剧多少也转化成轻浮的闹剧。《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作政治争论时所写成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题材， （正如他的政论文章充满了保守性一样），不妨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无庸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有别于他的其它作品的小说，因为其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它的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做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在这部小说里，在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巧妙安排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显示了相当高的技巧。
《少年》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我们不得不讲述一段俄国文坛上的佳话：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
40年代，涅克拉索夫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并把它推荐给了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了文坛。然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决裂，涅克拉索夫也与陀思耶夫斯基分道扬镳了。20多年间，他们虽相互仰慕却终于不曾来往。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突然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提出请他为自己所主办的《祖国纪事》撰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友相会，感慨良多。涅克拉索夫期望能借此促使这位在俄国极有声望的作家接近进步文学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现在，老朋友提出了请求，他怎么能不答应呢？很快，他投入到《少年》的创作之中。从《穷人》到《少年》，两部作品连结出政治见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段故事感人肺腑而令人回味。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对自己所处的畸型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描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一幅广阔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长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干净利索地引出了一些决定着整部小说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命运的事件。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爱上了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漂亮妻子索厄娅。一向逆来顺受的索尼娅最终投入了韦尔西洛夫的怀抱。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阿尔卡基，并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收为义子。这桩“不光彩”的事件成了阿尔卡基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畸型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社会上倍受欺凌与侮辱，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敏感与脆弱，常常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成长是在腐化堕落的彼得堡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周围的环境使他陷入了极度迷惘之中。在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而精神却正在土崩瓦解的社会漩涡中，阿尔卡基也沾染了发财致富与当百万富翁的思想，他开始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但是，这个年轻人正处于对生活进行真诚的探索之中，他没有轻易地就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试图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要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怎样活下去？”阿尔卡基在真诚而又痛苦地探索着，他与各式各样人的进行接触，也包括与革命者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进行了接触。在这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革命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他从一个少年对生活价值进行苦苦追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革命者也在对人生真谛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作者最终没有让阿尔卡基在现实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而是让他从一位朝圣者的格言中领悟到“新生活”正在迫近，于是，他走进大学的课堂，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作者通过阿尔卡基这个形象展示了一代俄国青年孤独苦闷、犹豫彷徨但却真诚执着的一段灵魂史，主人公被丑恶的现实污染着，但他也在抗拒着。作者并不明确地为他指出的出路是到人民中去，到俄罗斯土地上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被作家想象为一个虽然脱离了人民却向往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空想预言家的特点。他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又对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当阿尔卡基问他“到底怎样活下去”时，他也只能以空洞的“老老实实做人”来回答。这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但作者没有把他描写成骗子，而是仍然从一个人生探索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描述。“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作者通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欧洲文明的态度。
在小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马卡尔曾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这个老人为了不与互相热恋的一对年轻人——自已年轻的妻子与他们的地主老爷韦尔西洛夫发生任何摩擦，远远地离开他们到修道院过起了隐居苦修的生活，但他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仍然给索菲亚以帮助、支持和保护，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这位虔诚的主人公还有着高超的诗歌语言的技巧，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宁静的美。这种内在的特点，比起韦尔西洛夫的哲学雄辩对阿尔卡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马卡尔这个形象的塑造，再次表达了他对理想中的人的看法，他们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具有着极为纯洁的心灵，温顺、仁爱，悲天悯人，心胸广阔，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小说中，索尼娅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出现的，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在《少年》的草稿中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母亲——俄国的典型 （巨大的性格），她们备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她们像圣徒一样温顺驯良而又坚定不移。”在作者的笔下，索菲娅胆小怕事又寡言少语，但她的内心却体现出最纯洁的母性，她有着崇高的精神情趣和美好的心灵。不妨说，索菲娅的形象正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各种人物都是在阿尔卡基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因而这部小说给人的外在感觉是随意性过强，甚而是混乱。事实上，这是作者有意在以一种相对“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杂乱无章的俄国现实社会。于是，在小说中人物行为的的统一性与稳定性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但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于是整部小说的风格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是“梦幻一般或被云雾遮掩着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的文艺观念有着很大关系。他认为，在作品中并非一切都要一目了然，简明易懂，作者有权利不把话说完，甚至玩弄一点玄虚。“让读者自己去动动脑筋吧！”他在1872年说过的这句话，在他的《少年》中得到了印证。他不但要求读者“动动脑筋”，甚而逼迫读者进行创作的参予，许多情节与人物内心的空白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添补。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风格已经预示了不久之后将要兴起的现代艺术流派的到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
写作背景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还是在50年代，他作为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一部以杀父内容为题材的小说就在他的心中构思着了。70年代后半期，俄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一个女革命党人薇拉·查苏利奇对彼得堡市长的枪击案件，直接刺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创作。
作为一个谋杀者，查苏利奇身上所具有的善良、聪慧，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查苏利奇这句朴实而深刻的话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回味着，他发现这个谋杀者在采取大胆的行动之前，精神上经受过极大的痛苦，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反对这种谋杀活动的，她怀着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采取了她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这一切使他对俄国当代的青年们有了崭新的认识。他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他们似乎预感到整个俄国正处在一个终点上，正动摇于深渊的边缘）中的绝大数都象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于是，一部关于革命与宗教问题的宏伟史诗作品的写作提纲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它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