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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伟大的希望！”于是，一部关于革命与宗教问题的宏伟史诗作品的写作提纲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它的主人公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年轻人，在血腥残酷的时代里他也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可以想象，这位主人公的灵魂在信仰与行动之间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
他把这部宏伟的编年史式的作品设想为两大部分，第一部是主人公家庭的一段血腥历史，它发生在13年前。按作者的话，这第一部“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它只是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二部小说所作的铺垫。第二部小说才是主要的，是主人公在现时代的活动。于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第二部分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更为重视的那一部分，却由于作者的去世而终于未能问世，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苦役犯时的一位难友，退伍少尉伊林斯基的经历为基础的，这个形象曾被写进作者的《死屋手记》。伊林斯基被指控犯有杀父罪被判了20年苦役，然而这是一桩冤案，10年以后，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这种骇人听闻的指控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这无疑是个极好的素材。同时，父亲早年神秘地死去的往事，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那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现在，他也有机会把他的许多感受诉诸于一部描写恶习与犯罪的伦理小说中了。
1878年到1880年的3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卓越的小说。
故事情节与人物形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畜栏”的外省小城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纵欲、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有3个儿子，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次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一个沉醉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怀疑思想之中的人；三子阿辽沙是一位对上帝有着真诚敬仰的人，他坚信用爱可以战胜世间的一切邪恶。在这个家庭里，伦理道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米卡为了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米卡曾口口声声地要杀了自己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与一个傻女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现在卡拉马佐夫家当厨子。在长期的卑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斯麦尔佳科夫，心中对这个家庭郁积着无法弥消的怨限情绪，在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不恭思想感染下，他终于利用这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老卡拉马佐夫。米卡涉嫌入狱，走向了苦役场。伊凡对这种犯罪行为深为内咎而导致神经错乱。只有阿辽沙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孤身弃家远游，继续以基督的思想去拯救这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
在这部小说中，老卡拉马佐夫是作为“恶”的形象出现的。他贪婪无耻，心地卑微，而且还是一个老色鬼，然而他偏偏是这个家庭的父亲，他的丑陋与他作为一个父亲理应具有的宽厚仁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基础。杀了这样一个丑恶的人或许还可以被解释为除暴安良，然而杀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则成了人类难以接受的罪恶。丑恶的父亲，这种违背天性却又活生生出现在现实中的角色，给人类带来的必然是一个悲剧。
斯麦尔佳科夫也是以一种“恶”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傻女人与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他从小生活在不幸与苦难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他对这个家庭的极度仇恨，在性格上他也变得残暴而冷酷无情。他是被苦难与仇恨所戕害了的道德上的畸形者和精神上的活尸。然而，就是这样一具行尸走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让他逃脱作家所认定的人必将进行的灵与肉的搏斗，在他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而将一切真相告诉给伊凡之后，他怀着对恐惧的畏惧而悬梁自尽。
卡拉马佐夫家的长子米卡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上他极为粗率，傲慢自大而行为不检，然而他却有着一颗生气勃勃的敏感的心灵。对于人类的苦难与不幸他怀有深深的同情，“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蒙受的灾难太多了！”说到此处，他竟能号啕痛哭。但是，欲念也如一个魔鬼在他心中飘荡，为了女人，为了财产，他恨他的父亲，并曾扬言要杀了他，这一切使他跌入深渊。在他的身上“善”与“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他无辜入狱经常陷入对上帝的沉思以后，他的“善”在上帝的诱导下浮出了他的心田。在作者的笔下，他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身上满是缺点但心地真诚而善良，当他在上帝的引导下长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必将成为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这个形象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俄国普通人的基本看法，他们虽然身处于罪恶的泥潭中，但他们的心地却是纯洁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们定会摆脱苦难，走向新生。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比较深刻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
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家庭的次子，是一位对上帝充满怀疑的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是与哥哥米卡相对立的人物。米卡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虽然性情粗鲁，心怀杀心，但最终获得了灵魂的宁静；而伊凡虽然文质彬彬，但因为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最终被卷入杀父案中，因不堪忍受灵魂的折磨而导致精神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带有惩罚性的。在《叛逆》一章中，伊凡给阿辽沙讲了一段一个将军当着一位母亲的面驱使狼狗群将这位母亲8岁的儿子在几分钟里撕成碎片的悲惨故事，他提出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位母亲是否应宽怒这种兽行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基督教义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也是基督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基督教义的某种困惑。在血腥的时代里，基督精神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能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普遍原则。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能让钟情于基督的宽容思想的阿辽沙说出“枪毙”二字，当一桩罪行发展到令发指的程度是大抵是没有人会真正宽容的。这里，伊凡通过一桩极端的事件对基督教的普遍原则提出了怀疑与对抗，最终发展成为“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都可以做”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然而，伊凡只是一个沉溺于逻辑推理与理性思维的空想者，他只是怀疑善与恶的存在，却不会去做一切恶行，但命运之神偏偏捉弄于他，他的那些空想蛊惑了斯麦尔佳科夫，他无意中成了一桩凶杀案的精神上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一下子从自己崇高思想的项峰被甩进疯狂与死亡的深渊，这个理念上的怀疑论者遭到了冷酷现实的悲剧性毁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种毁灭不啻是一种惩罚。
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完整全面的基督精神。他性情柔和，为人善良，心地宽广，面对着社会与家庭的丑恶他冷静地做着壁上观，似乎超然于人间物外。或许，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反而使他失去了文学上的个性，因而在这部卓越的小说中，他的文学形象并不显得出色。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完成的这部俄国编年史式的长篇巨著里，在这第一部分，阿辽沙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只是在第二部分里，他才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真正的主人公。由于作者的逝世，这第二部小说未能问世，阿辽沙真正的形象也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这部小说里还出色地描写了一些生动的少年儿童形象。即使是一些与作者政治观念相悖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少年形象，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诏人喜爱，秉有天赋的人。一个叫柯里亚·克拉索特金的男孩，犹如一位天生的革命家，经常和阿辽沙展开政治性辩论，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为真理而献身”，这是一个性格直率、英勇大胆的少年形象。此外，小说中还通过伊留莎这个形象描写了一种因蒙因屈辱而变得十分凶狠的儿童性格，他内心充满剧烈的矛盾，但又怀着十分强烈的反抗心理，敢于为保护自己父亲的名誉而积极斗争。小说的结尾是在阿辽沙对孩子们的演讲中结束的，他号召孩子们要在生活中成为气度豁达和勇敢的人，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未来的期望。
艺术特色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综合性的长篇小说，其中广泛涉及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司法制度与报刊的问题，学校与民族性的问题，教会与革命宣传的问题等等。作为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总是不免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试图维护官方的统治现状。然而，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的复杂矛盾又是极其敏感的，他的本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现实中身处苦难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也使他笔下的环境与人物超越了其保守的政治观念。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这里，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激发的巨大力量。
在这部不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情节的编排是颇具匠心的，所有的人物都被设定在极为紧张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之中，从而使情节的进展与人物性格紧密相关，情节被人物命运所推动，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冲突中得到展现。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因为它的“杀父主题”，而使整个情节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米卡的形象就是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得以完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就隐含着杀父的动机，情节的进展依附于他与父亲为争夺情妇和财产而进行的争斗上，继而，杀父的动机转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米卡成了无辜的罪人。故事情节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米卡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狱中的沉思与法庭上的辩论使这个粗鲁直率的年轻人在性格上更趋沉稳，在灵魂上也变得高尚。
为使情节的进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笔下的人物环境进行了对照鲜明的对比性设定：一方面是精神的畸形者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另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灵魂阿辽沙和长老佐西马；与“畜栏”小镇相对照的是修道院，与色鬼相对照的是修道院的圣徒，与现实中罪恶的父亲相对照的是理念上慈爱的“圣父”。对比手法的运用，一方面使矛盾的冲突更为激烈生动，另一方面也使小说增添了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
的确，作为一部既展示俄国社会风情又极力剖白作者观念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相互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文献式的直接描述，使这部小说在真实性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悦诚服的程度，同时，通过对人物与环境的象征性概括，这部小说在哲学的深度上又不得不让人吃惊。应当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人物都具有着相当的的讽喻性。“畜栏”这个地名暗喻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态度，兽性在这里泛滥着，苦难的人们犹如牲畜般生活着，有的人是肉体的牲畜，而有的人则是灵魂的牲畜。老卡拉马佐夫象征着好色，伊凡象征着自我中心主义，而米卡体现着放荡不羁，阿辽沙则是纯洁道德的象征。这部小说杀父的主题也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令他深感不安的一种历史现象——杀君行为。
这部小说中有着许多惊人的场面描写，在这些场面里，主人公们被聚合在一起，使各种矛盾冲突直接激烈地展现出来。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里争斗的场面，米卡在被捕前寻欢作乐的场面，以及法庭上伊凡和卡捷琳娜相继被抬走的场面都使矛盾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种人物一齐出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每个人物都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对人物进行内心独白式的描写，一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在继续使用这种手法的同时，还进一步通过梦境，通过争辩来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米卡的梦境，伊凡与阿辽沙在酒馆中的争辩都使我们对于洞悉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梦的描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一种手法。
就小就所展示的广阔的俄国社会图景，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卷帙浩繁的篇幅而言，《卡拉马佐夫兄弟》足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强有力总结。
天国之路
还在1879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躺在这里，不停地思索着，大概我快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这个时候，他正在拼命地写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身体日益受到病魔的侵害，肺气肿已经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然而他无法停下手中的创作，他写道：“我要写……即使累死，我也要把一切都讲述出来。”1880年 11月，《卡拉马佐夫兄弟》历经3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耗费了大量心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剩的时间只有3个月了。
1881年1月 28日早晨，在病床上平静地度过一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妻子安娜小声地说：“我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一直在思考，我刚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会死去。”
妻子开始安慰他，但他对死亡却显得异常执拗，“不，我知道，我今天大概就要死去！”说着，他打开在通往西伯利亚监狱的途中几个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他的那本《旧约全书》，他指着其中一段对妻子说：“你瞧这儿写着： ‘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或许真是与上帝有约，就在这一天晚上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过一阵咳血之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个伟大的作家怀着虔诚与敬仰去与他的上帝会合了。
陀思妥夫斯基把对真理的探索，对理想的追求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的思想伴随着他命途多舛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从东正教到“根基主义”，最终发展到他的政治上的教会国家的主张。就历史的进步而言，他的政治思想日趋于保守了，但就其对俄国人民的态度而言，他的思想又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与对俄罗斯大地深沉的爱。他有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促使他在精神上走向上帝，在现实中走向人民，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充满深切的同情，对丑恶黑暗的现实充满憎恶，但也使他给人民描绘的那条自由之路空泛而虚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作家，他的灵魂高尚而痛苦，他的思想真诚而软弱。
我们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机械地剥离开来。他的人道主义迫求与他的宗教主张密不可分。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对他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和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批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革命，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的反动性。对于这种简单的以政治观点为作家定性的主张，我们是不赞同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那些充满苦难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这颗痛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来源于多方面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俄国民族文化的滋养，家庭宗教信仰的熏陶，这一切又与他对人类本体的浓厚兴趣融为一体，互为因果，甚至使他超越了人道主义，而对人的本质进行不懈的探究。在对人进行刨根问底的研究之外，他有所失望，人的丑恶，人的猥琐，人的堕落，在生活中触目皆是，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又返回宗教领地寻找出路。这种探索过程的“怪圈”，决定了他无法找到一条适合全人类的道路。然而他的真诚态度，足以使我们敬仰，他在人类身上所揭示出的各种深刻矛盾更是令我们大为惊叹。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我们无需着力于从他的身上获取什么使人茅塞顿开的观念，我们所要做的，是洞悉他笔下的人类苦难，品味他笔下人物痛苦的灵魂，以及体会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展示人类与肉的苦难时所流露的深厚的爱意。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