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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6-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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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7月,梅川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此段说明文字连同已发表的《关于〈关于红笑〉》合成一篇,题名为《关于〈关于红的笑〉》,作为附录列于该书后。在该书《小引》中,梅川交代了翻译《红的笑》的动机和过程:
    想译这本书的心,还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当时不知何故(照所谓“鹤西”的逻辑,必是因为见了他的原稿而想译的罢,虽然时间上有矛盾)。忽然想译这本书,于是买了一本美国Boni and Liveright公司出版的《近代丛书》中与《七个被绞死的人》合订的一本。因为不能像“鹤西”赶译,也因为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去译,所以到一九二八年暑假前还只陆续译了上半部。到那时才定了决心,在相当期内,把这下半部译完;当时还因为《近代丛书》的版本中miss print太多,又去买了伦敦T。Fisher Unwin公司Alexandra Linden译的一本。译完之后,直到暑假后回上海时带来,后由鲁迅先生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并用日译本替我校了一遍,改正不少错误的地方。到现在,不知怎么一来,变为用所谓“鹤西”的译文做蓝本而译的东西了。这些不太离奇么?
    梅川认为他翻译《红的笑》的动机要早于鹤西,上半部于1928年暑假前就已译出,译文也发表在先,因此他不可能以鹤西的译文为蓝本。所谓“抄袭”,完全是鹤西“瞎说”,是“以不正当(竟可以说是下流)的方法来侮辱”,是“过分的损人”的表现。
    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鲁迅看过选目,表示“并无异议”,但“还记得”两篇,其中之一就是“《〈红笑〉跋》”〔2〕。同年12月18日,鲁迅致杨霁云信中云:
    《关于红的笑》我手头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但这次重看了一遍,觉得这位鹤西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3〕。
    平心而论,鹤西怀疑梅川“抄袭”自己的译稿,虽事出有因,但缺乏明确有力的证据。鲁迅批驳《关于红笑》,笔锋犀利,极富思辨性,但他反说鹤西“参看”梅川的译本,则似乎理由也欠充分。梅川声称并没有以鹤西的译文为蓝本,毕竟是单方之言,到底抄没抄,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此后,“抄袭”一事没有下文,遂成了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
    六十六年以后,鹤西忆及这场因自己而引起的小小的风波,曾讲过下面一段颇有意味的话:
    ……安得列夫的《红笑》,北新书局接受了,却迟不出版,我就要回在北京“文化书社”(按:应为南京岐山书店)印了,后来北新(按:应为商务印书馆)又出了梅川译的《红笑》,由于自己的幼稚浅薄,还未成文人就有了“相轻”的恶习,诬人抄袭,因而和鲁迅先生展开过笔战。却也要深深感谢鲁迅先生,这提高了我的认识,最终放弃了以文为生的梦想。书印得也不大好,书的不幸对我却是幸事,否则也许会堕入“无行”之列的〔4〕。
    鹤西在文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之意和对鲁迅的感谢之情。不过,鹤西在从农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文学之梦,仍在《骆驼草》、《小说月报》、《文艺月刊》、《沉钟》、《人间世》、《水星》、《新诗》、《文学杂志》、《文艺复兴》等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诗文和译作。
注释:
    〔1〕鲁迅:《关于〈关于红笑〉》,《语丝》周刊1929年4月29日第5卷第8期。
    〔2〕〔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0、606页。
    〔4〕鹤西:《不幸的书稿》,《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慈禧与京剧
? 蒋晗玉
 
    慈禧之好戏曲与咸丰帝对戏曲的痴好有大的关系。而咸丰帝的好戏与清朝乾嘉以来,以场面浩大恢宏的宫廷演剧活动来炫耀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并将戏曲演出列入朝廷仪典定制分不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躲进避暑山庄。在圆明园被掠夺、焚毁,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国家、百姓陷入空前危难之时,他却“着昇平署〔1〕三拔至热河”先后把京城内府伶人两百多名调到避暑山庄来给他演戏。
    次年七月是咸丰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初一至十五,山庄里唱了十一天戏。据昇平署档案,当时演出剧目多数是由外间伶人新带进的民间流行的二簧戏。咸丰对此兴趣之浓,表现在当时宫廷按例要演的节令戏,如七夕的《仕女乞巧》、十五日中元节的《佛旨度魔》等都停置不演而换二簧戏,这些对慈禧喜好西皮二簧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使她亲睹了“外学宫外艺人之盛”,虽然当时在热河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山庄演出的三百二十余出戏目中,属于乱弹的二簧戏等只占三分之一,昆、弋两腔剧占三分之二。
    慈禧执掌权柄后的一些演剧情况资料,展现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演剧相关情景。沈宗畴《便佳簃移杂抄》云:
    自慈禧柄政,乃大度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慈禧观戏处,名阅是楼,在养心殿右,距慈禧寝宫约数十步。正厅为楹三,慈禧自书额,中设宝座,暖阁复之。阁横小匾,长五六尺,字细不可卒读,仅辨下款为“陆润庠书”。厅前左右,有廊不甚广,凡福晋、命妇蒙特召者,均坐于是间。听廊四壁,被以金色缎,录《万寿赋》,字如胡桃大,皆南书房翰林手笔。戏台方式不甚大,而极华丽,是为宫内之小戏台。戏目慈禧自定,命内监传内务府人员,然后以黄纸大书口传懿旨,演某某戏,分粘之前后台。每一出上,必先有内务府司员二人,朝冠补服,自幕后出,分立台左右,谓之带戏,出止随下。所演多文戏,如《捉放曹》、《定军山》、《红鸾禧》之类。演毕,内务府照例犒赏。其尤负盛名各伶,则慈禧另赏以内帑,多寡无定额。各伶皆至台前谢恩讫,始由内务府人员领之出宫。〔2〕
    再来看看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他在光绪十年十月中记入了观看慈禧长春宫内侍太监戏班,不属昇平署编制的本宫戏的情况:
    初九日晴,无风……自初五日起,长春宫日日演戏。近支王公、内府诸公皆与。医者薛福长、汪守正来祝,特命赐膳、赐观长春之剧也。即宁寿宫赏戏,而中宫扌厌 笛,近侍登场,亦罕事也。此数日长春宫戏八点钟方散。
    初十日晴和无风……坐帐吃官饭。巳初二刻入座戏七出,申初三刻退,凡廿六刻。有小伶长福者,长春宫近侍也,极儇巧。记之,此辈少为贵也。
    满洲命妇多抱病,惟福昆、崧申、巴克坦布三人妻入内。闻终日侍立,进膳时在旁伺候一切。传恭邸第四子入内,赏戏,递如意。戏台前殿阶下偏西设一台,有高御座,向来所无……〔3〕
    长春宫太监科班的建立是在慈安太后死后服丧期满、开禁演戏之时。慈安作为当时惟一对慈禧有所约束的人死后,慈禧随心所欲看戏作乐取代了慈安在世时的有节制的娱乐。本宫戏随时可唱,免去了传外学与昇平署的繁琐。慈禧有时还可亲自加入,另外便是可以更多地搬演西皮二簧戏。同时,挑选年幼的太监,让他们以西皮二簧戏学习为主,这不能不说是西太后加强此戏在宫中份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当时京城和内廷还认为二簧戏地位低,昇平署太监也奉昆弋腔为正统,对学习二簧戏有抵触情绪,使得老佛爷的谕旨着太监习学时,不得不加上“不准不学”。
    慈禧看戏很有门道,研究之深入是非常专业的。本宫唱戏太监耿进喜回忆道:
    唱,老太后可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昆腔、二簧全成;在听高进喜唱了一段《占花魁》之后,老太后还拨正了几句。还有乱弹的《阐道除邪》里剥皮鬼唱的反调,就是老太后编的词,足唱二刻多。……同治爷敢跟太后上脸,我这是听师傅说的,那当儿还没我哪,说是同治爷能唱武生,可是没嗓子,唱过《白水滩》,赶着没外人的时候哄太后一乐。有一会在宁寿宫唱《黄鹤楼》,同治爷唱赵云,太监高四唱刘备,赵云打躬参会主公,那高四赶紧站起来打横说:“奴才不敢”同治爷说:“你这是唱什么戏呢﹖不许这样,重新来”逗得太后直乐。〔4〕
    十九岁便死去的同治,自小这点戏剧爱好,自然与慈禧的熏染有关。慈禧不像同治与宫中近侍伶人那样习唱,她也不可能有开口拨正宫中伶人那几句的本事。对艺人的表演加以规范,慈禧的一些旨意是有其合理性的,有助于纠正戏曲表演的不足,客观上推动了京剧艺术的进步。如:
    奉旨,着何庆喜口传,着总管排差管束。《迓福迎祥》判脸实是粗糙。《万花献瑞》马得安不等尾声完下场,懈怠。狄盛宝上场应穿造靴,不应穿薄底靴。安进禄上场不准横眉立目,卖野眼。王进福不准瞪场面人。传与众人等,穿造靴开后口,钉钮口。如有靴坏买方头靴。李福贵此西跷,不准此打跷。着总管、首领、教习着实排差,如若不成式样,佛爷亲责不恕。为此特传。
    奉旨,老佛爷说内学人等上角没有神气,上下场好松走,不许跑。以后俱个提起神唱曲子,不准,如若不遵者,重责不饶。为此特传。
    在内廷演戏的民间艺人受到同样的管束,如“孙菊仙承戏词调不允稍减。莫违。钦此”。“着外边民籍学生实指昇平署内府艺人,旧词未去帮外班查对唱按内廷规矩修改唱腔、说白”。外班唱戏,任情发挥,未必懂得限制时间,如是有“庆贵传旨,以后外班之戏要准时刻”。另外如“以后遇有神将不准穿薄底靴”。“上场人等以后上角不准不岔当裆,站住小八字,如若不遵者,拉下台就打。为此特传”。同时强调要按剧本唱戏,不能随便添减曲子和话白,“奉旨,着排《行围得瑞》,曲子话白照准词唱”。“长寿传旨,以后有尾声俱得唱”。“春喜奉旨,再唱升帐高山之戏,添开门刀,多派龙套……《上路魔障》著改二簧,多跳鬼卒,著龚云甫、谢宝云学”〔5〕。
    说到昆弋腔戏改二簧戏,以及剧本的整理完善、保存方面,慈禧作出了大的推动。她将外班进宫演出的本子一律废弃,使外学演出该戏的艺人重新攒本子,实际上是一个强制性改编剧本的过程。
    慈禧不满足于观看外间编的现成剧目,便下旨将她所欣赏的昆弋腔剧目翻成乱弹曲白。如将《上路魔障》改二簧戏,着民间艺人龚云甫、谢宝云学的例子。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九日,档案记有“老佛爷旨意,着外边学生七月十五日唱《青石山》,按府内总本翻乱弹”。
    朱家晋先生列举光绪年间,内廷昆弋老本改编成西皮二黄本剧有《十五贯》、《搜山打车》、《绒花记》、《双钉记》、《混元盒》、《双合印》、《义侠记》、《香帕记》等,连台本有《西征异传》、《忠义传》等,最典型的是《昭代箫韶》。慈禧自己编的唱词很多,安腔设唱她还是要依赖戏剧的专门家。陈德霖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安置场子演出,并编词句以及安唱腔的外请民间演剧专家。齐如山在《谈四角·陈德霖》一文中转述了陈德霖参加改戏的经过:
    德霖常对我说,老佛爷所编的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可是有许多词名,真是难以安腔,唱出来好听,她便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不好说她词句不容易唱,她说腔安得不好,所以为她编的一套词安腔,得出几身汗。〔6〕
    京剧舞台至今有许多剧目来源于昆曲。宫内外的交流互动,对皮黄戏的普及、剧目的丰富、地位的提高作用明显。慈禧改戏、编词、配腔的要求,逼迫艺人寻求适应和创新,比如王瑶卿就此琢磨出青衣腔的加腔。慈禧曾把端阳节上演的应节戏二本《阐道除邪》中“拘魂辩明”中韩氏的一段昆腔改成反二簧。写出的唱词很难唱,她又不许旁人改动,先后内府王福儿,外教陈德霖、孙怡云等为此安过唱腔,慈禧看戏时自己拍板,结果都“没有板”。后王瑶卿唱,他反复琢磨以上三人的唱法,仔细分句,加了腔,结果上了板,节奏合适,慈禧听了甚满意,特别赏银三十两,加铜脸盆、花围巾和香锭子。从此王瑶卿自己就学会了专能琢磨青衣腔的加腔这一本事,也懂得苦学苦练才能成功的道理。这对他以后在京剧界因善于创编新腔被称为“通天教主”,造就梅兰芳等“四大名旦”,意义深远。
    自光绪九年以后,慈禧着昇平署陆续挑进杨隆寿、李顺亭、孙菊仙、时小福、王桂花、谭鑫培、陈德霜等,后期挑进汪桂芬、王瑶卿、杨小楼等大量名角进宫演出、教习。戏目的增多,皮黄戏蒸蒸日上,到后来已占全部戏目的十之八九,有时甚至无一出昆、弋。这时皮黄的完备成熟、占稳阵地标志着京剧艺术的完全形成和确立。
    民间艺人进宫承差,优秀艺人集中一处,顶尖名角同台演出,自然将京剧艺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慈禧的嗜好、倡导和力行,客观上为在形成与成熟过程中的京剧艺术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受到帝后的赏识看重的民间艺人身价大增,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趋之若鹜,堂会兴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角们钻研技艺,摸索提高,互相竞争,也使大批后学艺人全心学艺,有了奔头。于是科班林立,学演昌盛,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慈禧在戏楼修建、砌末(道具)制造、戏服置办等方面穷奢极欲,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她动用巨资重修颐和园。光绪十七年在清漪园怡寿堂旧址修建德和园戏楼,耗银七十一万两,这戏楼至今保存完整。
注释:
    〔1〕昇平署:清室内廷专为演剧而设的管理机制,初名“南府”,也即御用戏班。
    〔2〕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3〕朱家晋:《清代乱弹戏在宫中的发展》,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4〕朱秀潢:《太监谈往录》,《紫禁城》1980年第1期。
    〔5〕〔6〕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4、268页。
 
 
 
并将遗事辨丁香
——读《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
? 桑 农
 
    曾朴的《孽海花》中有一段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绯闻,非小说家言。
    据说龚自珍在宗人府任职时,管宗人府的明善主人奕绘,是个才华盖世的贝勒。奕绘的侧福晋叫做太清西林春,即顾太清。一日,龚自珍与奕绘游西山,得见太清,害起相思病。后在一次庙会上,见奕绘不在旁边,龚自珍便上前搭讪,太清也微笑回答,并留下约会地点。龚自珍前去赴约,被人下了迷药,装进黑车,迷迷糊糊中与太清有了肌肤之亲。此后,两人时相往来,幽会偷情。不久事情败露,龚自珍逃离京城,于丹阳遇一位宗人府同事共饮,归后暴卒,疑为仇家派人毒之。
    《孽海花》是有名的影射小说,人物多有原型。小说中的龚自珍、顾太清,连化名都没用,故事应有所本,然内容鄙亵、情节荒唐。
    小说中对顾太清身份和家庭的介绍完全属实,但她与龚自珍的暧昧关系是否确有其事,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孽海花》之前,已有某些传闻,只是流传于口头,无从核对。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冒鹤亭的《读太素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其六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1〕第一句写奕绘与顾太清居住的府邸,奕绘《上元侍宴》诗注有:“邸西为太平湖,邸东为太平街”;第二句写两人合葬之地,大房山东之南谷;第三句隐去一个“顾”字,即太清的姓氏;第四句则将龚自珍牵扯进来,引出了一桩扑朔迷离的“丁香花公案”。
    诗中所谓“丁香花”,是有“今典”的。龚自珍《己亥杂诗》里有一首写道:“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其后自注称:“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此诗意境朦胧,指代不清,可明说“太平湖”,又说“朱邸”,显然指奕绘贝勒府;那“丁香花”及“城西阆苑春”,自然让人疑为太清西林春。
    这是将龚自珍与顾太清联系在一起的惟一的“确凿”证据,诗无达诂,不足为凭。所以,冒鹤亭后来写《孽海花闲话》时,虽然依旧坚信“丁香花”一诗“确为太清而作”,随即又不得不加上一句“然亦不过遐想”。当看到《孽海花》的作者根据“太清遗事诗”的提示,编排出那么一段猥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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