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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鹤亭自称少时闻外祖周星诒说过太清遗事的详情,却没有提供更多的内容。曾朴的附会,特别是有关龚自珍之死的传说,或许另有口耳相传的来源。可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些都不过是小说野史,较不得真。直到清史专家孟森郑重其事地写了一篇考据文章,为顾太清辩诬,“丁香花公案”才被当作清代文坛一大事件炒得沸沸扬扬。
孟森《心史丛刊》三集《丁香花》一文,旁征博引,对太清生平事迹有所澄清。关于龚自珍与顾太清的艳史,作者予以否定。其理由主要有:龚诗作于己亥,奕绘已于前一年去世,何以寻仇?其时,太清为奕绘长子排挤,移居城西养马营,距太平湖很远了,且“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2〕。
严格地讲,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仔细读过该文的人,怕得不出“已辩其诬”的印象,相反,文中却留下一些疑惑与话题。其一,孟森并没有否定“丁香花”一诗与太清有关,只是引《诗·郑风·出其东门》中“缟衣綦巾”,将“缟衣”释为“定公之妇”。太清与当时在京的杭州籍官员之眷属多有来往,龚自珍亦杭人,内眷笺赠,本是正常。其二,作者怀疑,因太清与龚自珍眷属有来往,于是有人造作蜚语以诬,奕绘去世后,太清被逐出家门之事,恐与此有关。其三,文章还拈出《天游阁集》中痛斥碧城仙馆主人陈文述的那首七律,认为陈与龚是同乡,流言可能出自其口,太清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
苏雪林后来写《丁香花疑案再辩》,正是按照孟森的思路,有所补证,也有所发挥。苏文提供的一个有力的反证是:“考定公年谱,他之擢宗人府主事在乙未岁(道光十五年),那年绘贝勒早已不在宗人府了。”〔3〕龚自珍既非奕绘的幕僚,也就没有接触太清的机会,更无发生恋情的可能。然而,苏雪林与孟森一样,认为龚自珍“丁香花”诗是写内眷与太清的交谊,并进一步推测谣言或许正是起自这批杭人眷属,并由其中的碧城女弟子传于陈文述,也说不定。她还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载钧昏瞆横暴,听信传言,在父亲亡故后,压迫庶母出邸,寻仇毒死龚自珍。至于太清被诬的原因,苏雪林认为是源于龚自珍许多诗词中的某些巧合和暗示,她甚至引用了王国维指责龚自珍为人“凉薄无行”的一段词话,怀疑龚有故弄玄虚、存心影射的嫌疑。
其实,当年况周颐为《东海渔歌》作序时,就主张不要纠缠于无法确证的细节,了解一下太清的人品,即可知道那样的事会不会发生:“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内,宇内几无完人。以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云之滓。变乱黑白,流为丹青,虽在方闻之士,或亦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亦有援据事实,钩考岁月,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余则谓: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可决定太清之为人,无庸龂龂置辩也。”
在况周颐看来,欲辨明太清遗事,需知其为人;欲知其为人,需读其作品。在收集最齐全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中,根本找不到丝毫涉及龚自珍的“本证”,翻遍全书,不仅太清诗词中没有,奕绘诗词中也没有一个字与龚自珍相关。
读《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首先让人感到的是顾太清与奕绘的伉俪情深。两人同年出生,字号相连,一个字子春,一个字子章;一个号太清,一个号太素;一个称云槎外史,一称幻园居士。其诗集,一名《天游阁集》,一名《明善堂集》;其词集,一名《东海渔歌》,一名《南谷樵唱》。夫妻间情投意合,亲密无间,赋诗填词,相得益彰,实为李清照和赵明诚之后,文学史上又一对神仙伴侣。
奕绘的曾祖父是乾隆。奕绘十七岁袭爵贝勒,二十七岁起任官,后晋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太清身世,历来有异说。据《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编校者考证,太清本为西林觉罗氏,是汉化满人大学士文端公鄂尔泰家族之后。祖父鄂昌官至甘肃巡抚,由于文字狱牵连,赐自尽。因系罪人之后裔,太清与奕绘的结合受阻,后伪托荣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改姓顾,才得以嫁奕绘为侧室。
太清虽为侧室,奕绘却始终相亲相敬,用情专一。嫡配夫人妙华早逝后,奕绘既未续娶,又未再纳妾,官场俗务之余,只是与太清一道,登山临水,吟诗作画,太清对这份情谊,更是十分珍惜。对婚姻的重视、对夫妇关系的重视,见诸诗词,不胜枚举。这段美好的姻缘,一直维持到太清四十岁上、奕绘病逝之时。诗词集中收有哀悼、思念亡夫之作多首,其一题为《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和,触目感怀,积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感情深挚如此,而称其置家庭名誉不顾,去与一个风流文人龚自珍搞什么婚外情,真不知从何说起。
至于太清被逐事件,从相关诗词及小序、自注看,应为庶母与嫡子、嫡子与庶子不和所致。太清对妙华夫人、太夫人都敬而顺,对妙华所生长子载钧有所微辞。有人认为,嫡庶之争不至于严重到如此程度,实在对当时大家庭内部矛盾缺乏了解。想一想钱谦益去世后,受宠的侧室柳如是被家族所逼,悬梁自尽,太清的遭遇要算幸运多了。
由于对特定时代缺乏理解,许多推测多是用今人的心理去臆想古人,以致于信口雌黄。有一段常被引述的太清遗事,也属此类。冒鹤亭在太清《春游十首》后按语云:“闻太清游西山,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据说龚自珍正是目睹了类似的情景而迷上太清的。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太清婢学夫人,意度矜贵,力争上游,与阮芸台、许滇生、钱衎石家眷属交往,宁作此角妓行径?”〔4〕
太清原是罪人之后,早年随父沉沦市井,得奕绘宠爱,尊如夫人,当然要“力争上游”,岂会自作风流、公开招摇?古代所谓才女,分艺妓与闺秀,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唐代的鱼玄机、薛涛辈为前者,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辈为后者。明清之交世风开放,前者流行;盛清以还趋于保守,后者复兴。艺妓与闺秀本不通来往,若有,也在艺妓从良之后。闺秀向来不屑结交艺妓,更有不愿自己的诗词被收入选集与艺妓并列而自焚其稿的。太清怎会有如此不洁身自好的行为?
太清的交游的确比一般闺秀较广,除了与名媛才女、士大夫眷属游宴结社之外,也与异性达官名流如阮元、潘世恩、许乃普及载铨等时有唱和。读其作品,所涉均为日常社交,没有半点关系男女之情。对好攀附权贵、招徕名媛、渲染韵事佳话的陈文述,太清避之不及,竟然不惜放下贤淑敦厚的颜面,竭尽讥诮咒骂之能事,足见其交游原则。大约在奕绘去世前不久,阮元示以宋本《金石录》,太清题《金缕曲》一首。其中写道:“抱遗憾、讹言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自注云:“相传易安适张汝舟一事,芸台相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辩之最详。”李清照是否改嫁是另一回事,太清对此的态度应予以注意。对正常的改嫁,都不加认同,还会于夫君在世、琴瑟和谐之际移情别恋吗?
站在顾太清立场的,都不会相信她与龚自珍有苟且之事;而站在龚自珍立场的,不是相信、就是宁愿相信“丁香花”事件的真实性。最近,还有人意图将太清视为定庵私情诗的女主角,更有人为两人之间毫不相干表示“遗憾”,这中间隐含的心态,耐人寻味。其实,关于龚自珍之死,除太清夫家派人下毒外,尚另有传说:相好妓女灵箫(《己亥杂诗》中涉及此人处颇多)别有所欢,龚自珍授以鸩药让其毒之,不想自己反被其毒害。人们对“丁香花公案”津津乐道,对“灵箫公案”不愿张扬,应是为了确保龚自珍风流潇洒的公众形象。为了成全一个龚自珍,牺牲掉一个顾太清,这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本不是特别稀奇的事!
太清晚年续写《红楼梦》,成二十四回《红楼梦影》。其中有凤姐托梦贾琏的话:“色之一字,更是要紧。只图一时之乐,坏了他人的名节,坏了自己的行止。还有那嘴角儿上的阴骘,更是要紧,断不可谈论人家闺阁暧昧。”〔5〕那些相信和宁愿相信“丁香花”传闻确有其事的人,读了这段话,不知作何感想?
注释:
〔1〕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5页。下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书。
〔2〕孟森:《丁香花》,《心史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3〕苏雪林:《丁香花疑案再辩》,《苏雪林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4〕转引自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冒广生》,《万象》2005年第2期,第49页。
〔5〕转引自奚彤云:《闺中造物有花仙:顾春诗词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苏雪林的两种姿态
? 厉 梅
上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了很多各具性情、颇有性格的才人异士,苏雪林即是其中之一。著名的传记作家石楠称苏为“另类才女”,苏雪林在一百零三年的岁月中留下了方方面面的印迹,生活中有传奇,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有建树。围绕着她既有辉煌的光圈,也有对她的强烈批评、反击甚至谩骂,在一个人身上,集合着如此多的赞誉与批评,令人瞩目,又矛盾重重。
苏雪林的创作非常丰富,广泛涉及小说、散文、戏剧、古典诗词和绘画领域,自传体小说《棘心》和散文集《绿天》使她一举成名,此后她一直笔耕不辍。她的文字恰似湖水澄澈、明朗又兼及柔媚,她的文本充满童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亲形象的讴歌。但实际上,这表面上的阳光灿烂是她希望和幻想的织物。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她在和夫君张宝龄新婚燕尔之际写出了美文《绿天》,但他们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承认自己加入了一些现实中缺乏的东西,半真半假,是“美丽的谎言”。这种情不自禁的美化是否暗示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自尊、自怜呢?这是她为人和为文的差别。
再者,她的花样时节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她从中深受震动和熏陶,成长为一个新女性,积极参入社会问题论争,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尝试。例如由于感到和未婚夫张宝龄性情不合而要求解除婚约,她最终没有摆脱家庭压力,而是把自己的爱情尘封,投入了一份无爱婚姻的羁网中。她的婚姻状况非常糟糕,但她却执拗地不离婚,因为她有观念上的洁癖,担心那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这是她所想和所做的差别。
在文艺批评方面,她目光敏锐,能看出许多同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给予中肯的评价,例如鲁迅、周作人、戴望舒、李金发、徐志摩、冰心、沈从文等,但是同时,她的笔调又剑拔弩张,偏执苛求。她执著地反对鲁迅,但这一事件却发生在鲁迅逝世之后;她对胡适保留一份高山仰止的心绪,却又在不同场合抱怨自己的委屈或对之过分鼓吹,这体现了她评价尺度的差别。
苏雪林的多重差别,或隐或现,往往以悖于常理的方式演绎,过激且自负,可以说苏雪林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的性格形成影响很深。“陈玉玲认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远的乡愁,追忆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重要的纪念仪式。因为女性对童年的怀念,源自于‘过去的自我’已与‘现代的自我’分离,而童年被想象为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不论女性是否曾经真正地拥有快乐的童年,童年总是被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为女性自传中的‘恋物癖’,惟有不断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抚平对童年的依恋”〔1〕。苏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体现,她像男孩子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惟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和顺持家的母亲。此种关系形成了她一种特殊的情结,成为她以后行事的一种无意识的根由。如她在自传中所言,她在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时候,很羡慕班中同学庐隐的大胆热烈、潇洒,她则看起来涩讷、羞怯,实际上,她已将自己骨子里的野性转换成其乐融融、其趣无穷的童年记忆寄放在内心,因为她的野性的任意行为会带给亲人以伤害,所以她必须压抑,或者转向其他方面使之可以舒展,同时,她所圈起的那块不被侵扰的角落成为她的慰藉。如她所说,“……我便陶醉于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即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2〕。这静态的图像于她心目可见,但在人生的更多事件和选择面前,她压抑的野性会迸发出来,以一种挑剔、不满和攻击性施于旁人。
苏雪林在鲁迅死后就开始了骂鲁,很少学理上的分析,而完全秉持一种修辞上的暴力和意气的讨伐,将骂人的艺术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她极为依仗胡适,在一些文章中将其树为楷模,并在自传中表露出一丝脉脉情愫。这其间的差别,撇开因人而异,更大程度上与她背向前者,仰望后者,故作惊人语、思维好走极端有关。苏雪林在鲁、胡之两端,极尽其情绪化的表演,失却了学人的公正。
苏雪林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928年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本来苏雪林是带着热情和崇拜而来的,但是却受到了鲁迅的冷遇,据她的自传回忆说,鲁迅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在这种受挫心理的支配下,人之常情是给自己寻找一个原因,并且大多数情况是错不在我,而是在于对方吹毛求疵。在石楠的传记中,苏雪林找到了这样的理由:可能是由于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而鲁迅有点恨屋及乌,所以,就连带对她一起讨厌起来了。此语对苏雪林来说也是猜测,我们更不能多言。苏雪林和鲁迅的一次很鲜明的冲突还发生在女师大杨荫榆的事件上。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对他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此风波中的牺牲极为悲痛;而从苏雪林的自传中,可以看出她对杨荫榆是非常尊敬的。他们各有立场,但在苏雪林看来,鲁迅如此反应在于他因这事丢官去职而心存不满。
是非不能臆度,但另有一事可以对苏之性格做一参考。在苏雪林的自传中,她写下了对留法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忏悔。那是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时候,他们以吴稚晖在经济上实行不平等待遇而对其进行责难、捉弄和攻击,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误会,而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违反了最初的协议。尽管吴稚晖一直为他们操心费力,但还是被驱离了学校。在这一事件中,苏雪林也加入其中,展现了一次可畏的青年暴力。苏雪林在自传中进行了反思:“我们竟以自己一念之私当作热烈悲壮争公理的举动自鸣得意。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为耻。当时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之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奋斗的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3〕可见,当局者迷,误会或错误的知晓大多存身于对事件的回溯中。那么,这两件事能否作为苏雪林骂鲁的铺垫呢?
“但胡先生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4〕苏雪林在她的自传里如是说。但是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对广大文艺界和知识界对鲁迅的热爱和悲痛却感到愤怒,她在朋友面前说:“这悲声,这震撼,就像天外忽然飞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了底那样惊慌不已了吆。”〔5〕为什么如此类似的情形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伟大了呢?苏雪林对这两者不同的态度是否反应了某种无意识的东西?
按照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前期对母亲都有一种眷恋和占为己有的欲望。但随着父亲角色的介入,男孩会压抑下自己的欲望,认同父亲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会倾向于父亲一边,或者把兴趣投向与父亲一样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们对异性的爱恋。对苏雪林来说,在父亲膝下承欢的记忆几乎没有,如她所说,甚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躲藏起来。她父亲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