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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比较一下，宋庆龄与宋美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小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静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变如山，小妹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随物赋形，多变如水；其三，二姐无欲则刚，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运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条上行道，终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小妹走的则是一条下坡路，终点为蒋介石的遗孀。
三、泪落天涯
撇开各自坚守的政治立场不谈，撇开各自信奉的人生哲学不议，宋氏姐妹均十分看重亲情。要维护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亲情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假若此环脱落，家族就会分崩离析，被人讥为“眼看他家起高楼，眼看他家宴宾客，眼看他家楼塌了”。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赴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顾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蔼龄一手撮合而成，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纷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但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还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不过，小妹与二姐的感情已不似先前那么亲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龄给庆龄写信，由秘书代笔，为此庆龄感到十分难过。及至抗战时期，民族存亡高于一切，三姐妹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外御于侮。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共纾国难。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也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的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必胜信念。1941年初，“皖南事变”一度激怒宋庆龄，这一次，蒋介石自找台阶，向她郑重许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宋庆龄以天下为怀，以大局为重，对此事未再深究。翌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掉，恐怕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大姐和小妹还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二姐呢？她再也见不到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文革”时期，四凶肆虐，黑手遮天，别说生者旦夕忧惧，便是死者也不得安宁。上海万国公墓一片狼藉，宋查理和倪桂珍的坟茔被红卫兵挖开。其后，周恩来总理命令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修复墓地，那些心劳力拙的“革命干将”却又在新立的墓碑上大作文章，将宋查理的其他五位子女的姓名悉数刨去，宋庆龄变成了惟一的立碑人。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宋庆龄曾营救和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文革”期间，她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墓地，为此她悲愤交加，大病一场。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蒋家、宋家和孔家逐渐减员，差不多每两年即有一噩耗。1967年8月16日，“哈哈孔”孔祥熙（八十八岁）病逝于纽约；1969年2月25日，宋家幼弟宋子安（六十七岁）病逝于香港；1971年4月24日，宋子文（七十七岁）因食物呛入气管猝逝于旧金山；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八十五岁）病逝于纽约，宋庆龄曾赞誉自己这位大姐若为男儿身，定能成就伟业；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八十八岁）于台北；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八十九岁）病逝于北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七十七岁）病逝于台北；1989年，蒋孝文（五十四岁）病逝于台北；1991年7月1日，蒋孝武（四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2年8月1日，孔令侃（七十六岁）病逝于美国；1994年11月10日，孔二小姐孔令伟（七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病逝于台北；1997年9月1日，蒋纬国（八十一岁）病逝于台北。
这里有必要多提一笔。蒋孝武去世时，台湾媒体大谈特谈他与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私生子）多有联络，手足情深。文侠李敖得此凑手的题材，当即撰成一副挽联：“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谑而至于虐，这正是小李飞刀的作风。此联一出，全岛为之哄传。奇的是势焰冲天的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势力衰微到如此地步（死丧竟沦为笑柄），让人陡然想起那句“富贵不过三代”的祖训。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政治因素均打了退堂鼓。二姐去世时，小妹没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万钧之重的铁鎯头面前，亲情脆弱如卵！
宋氏姐妹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争了脸，也争了气。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里的人物，身后享受了至高的荣耀。宋美龄则寿比南山，作为身历三个世纪的百岁寿星，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伤和悲苦。1930年夏天，何香凝作《菊石图》赞颂宋庆龄，题诗很美：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功业卓著固然伟大，人格卓绝才是真了不起，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漓尽致。宋美龄则一生靠近权力中心，纵横捭阖于夫人外交，折冲樽俎于美国上层，乐此而不疲。百余年间，宋美龄享尽荣华富贵，虽无子嗣，却一度被尊为“国母”，实堪称完福之人。蒋介石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却在情场上和了个大满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对于男人而言，权力固然重要，但人生的幸福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九泉之下，蒋岛主应该能够想得通。
亨廷顿：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 陈昌升
和塞缪尔·亨廷顿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十六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至于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就不必多言了。单是在中国，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就洋洋大观。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他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为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在课堂上，亨廷顿不会没完没了地讲课，他总是要留出许多时间来进行讨论，认真倾听学生们的发言。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尊严。而军人，出于其职业的考虑，总是假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非理性和暴力冲突的永久性。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表达，因为他们视安全为天经地义；军人强调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然而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很少担心过外敌的威胁。国家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并非因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明智的政策，而只不过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罢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保护这些制度的动力与要求，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很难扎下根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根据情况的需要穿上又脱下军装，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军队与平民的分别，美国的宪法也没有特意强调平民对政府的控制。诚然，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亚当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美国面临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围，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在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现实主义以及对外干涉有所抬头，但是随着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义孤立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队一直规模很小，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没有扮演过太重要的角色。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因为它的中层军官们敢于做出大胆的决定，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捍卫自由社会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事实上，保守主义正是从古代统治社会的军事精英阶层中生长出来的。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十九世纪欧洲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使得各个阶层背景的人都能够晋升军衔，从而撼动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等级制的基础。然而在美国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威胁，因此军队反而变得相对孤立并逐渐培养起一种贵族精英气质。而自由社会越是指责军队，军队就会变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因此美国在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对旧大陆列强的争斗超然事外，俨然一个世界事务的孤岛。亨廷顿相信，造成美国难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伟大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也造就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种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削减军费，一方面又不时要求采取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在这里，亨廷顿看到了他所珍视的美国自由主义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消解军队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持续膨胀的要求也可能使军方借机坐大，最终导致自由社会的倾覆。但是，尽管美国自由社会与军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微妙关系，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办法在于界定军方的职责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军队以及军方提出的建议严格地控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因此，军人只有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