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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
大蒙古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无阻地直达各地，东西方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大主教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然后带着蒙古大汗贵由致教皇的书信，向教皇复命。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用波斯文书写，上面盖着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恐怕算得上是东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弥足珍贵。
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大汗，然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了解13世纪蒙古的纪实文献。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地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在谈到上述欧洲使节访问蒙古之后，汤因比说，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职，游历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作了生动的记录。马可·波罗一行凭借大汗发给的银质通行证，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证。他的游记同其他中世纪传说一样，有着一些奇异的故事，欧洲人认为他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是在吹牛。当忏悔牧师在他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谎言时，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马可·波罗确实是在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他的记录基本属实。例如，13世纪末他来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时，不禁赞叹为“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当时南宋刚灭亡不久，劫后余生的杭州，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波罗写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
——“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
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致使杭州这座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见闻记录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例如，关于忽必烈时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写实性。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契丹”，称南方的汉人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所有这些称呼，都带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国的大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为了稳妥起见，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随同伊利汗国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达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任务后，从那里动身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
不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他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的小说家记录成书，书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译本以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流行最广，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13世纪中国生动活泼的各个侧面。
然而，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于他“百万牛皮”的成见，至今仍然没有消除。1981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Wood）女士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她的结论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的这种见解，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也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中国的元史专家杨志玖首先表示异议，针对伍芳思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他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历史书籍中确实没有发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资料。例如，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大都，请忽必烈大汗赐给他一个与王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许配给他，三位使臣邀请马可·波罗护送，从海路回国。这些在《经世大典》中有明确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也有相同的记载。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表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此外，《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附近有两所基督教教堂，在瓜洲附近的长江中的寺院，即著名的金山寺，都可以在《至顺镇江志》中得到印证。这些目击的记录，决不是“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可以“杜撰”得出来的。又如，《马可·波罗行纪》有一章专讲元朝的纸币，说它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所证实，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
1997年，杨志玖针对伍芳思的著作，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全面论述了他的观点：伍芳思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行纪》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考之处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以后有的中国专家为此写了专著，全面反驳伍芳思的结论。现在看来，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显然过于武断，难以令人置信。
元朝的东西交流，除了频繁的陆上交通之外，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蒙古重视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阿拉伯商人渡海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繁荣。当时的泉州港，与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港，遥遥相对，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商港。泉州外国商船云集，号称“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经出任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职务——提举市舶使；投降元朝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的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泉州也因海外贸易的发达，吸引各国商人前来居住，城南的“番坊”是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区，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㭎、宁王朱权等率兵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周王朱、齐王朱榑等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发兵“清君侧”。他的本意是企图用皇室亲戚来维护皇权，殊不知事与愿违。
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给儿子们封王建藩，并授予他们“清君侧”特权的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主张，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其实是以声讨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第二年（1403年）改元为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这场政变被描绘成这样：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燕王朱棣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现真相，感人至深，“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传》记载，朱棣怀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以寻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为名，暗中侦查建文帝的踪迹。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传》如此写道：“先，（胡）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文逊国事考》中说：如果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被杀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听说建文帝逃亡，不知真伪如何？再次提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如实回答：我朝的国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听前朝故老相传，说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城，建文帝化装逃亡。到了正统年间，有一个老和尚在云南驿站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御史召见此人询问，老僧坐地不跪，说：我想叶落归根。查验后才知道是建文帝。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
看来，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