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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并且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打开这个红色宝匣，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二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大家商议后便决定前往云南。
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的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的踪迹。某一天，严震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但因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史彬家中。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询问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终老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性大发而赋诗，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押解回北京。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现在是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和尚被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都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生死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已经难以核实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学者颇多怀疑，例如万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议》中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乾隆时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纪，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团迷雾。因此现在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探花，那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创建，天启五年（1625年）被政府当局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反响，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与它同时代的人对它的看法已经十分歧异，到了清朝编纂《明史》时，关于它的追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本来面目，以致影响了今日历史学家对它的判断与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条目写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而所谓“东林党”则被解释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把东林书院定位为“评论时政”的“政治团体”，把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之间划上了等号。东林书院是一个“政治团体”吗？东林书院是一个“党”吗？看来似乎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的讲学场所。杨时师事二程（程颐、程颢），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后，在无锡城东创办东林书院，在此著书讲学。元末时书院废弃，成为寺庙。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无锡人邵宝试图在此重建东林书院，没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个东林书院，王阳明还为此写了一篇《城南东林书院记》。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旧址重建东林书院后，城南东林书院逐渐荒落，无人知晓。幸亏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瑴写了《两东林辨》，人们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城南东林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因议论“三王并封”以及会推阁员事宜，与内阁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兄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与士子们一起讲求学问，有意复兴杨时的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修复杨时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能够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虚己悚神，执经以听”的东林书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顾宪成、高攀龙的解释，他们是想通过书院的讲学，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纠正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顾宪成在他的文集《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阳明学的流弊：“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也就是说，对儒学经典的解读采取一种轻率、随意的态度。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点就是“尊经”——尊重儒学经典，以“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为榜样，意在纠正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这种不良学风：“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研讨《四书》的经义，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在顾宪成去世后，继续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仍然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原本出于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罢官下野，对于政治纷争久已厌倦，回归故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谈政治，似乎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希望他出山为朝廷再度效力。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是他已经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态尽见”，并且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说，进入深山密林，远离现实政治，是顾宪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他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诚地吐露了这种心声，表示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林书院是他的“书生腐肠未断处”，与同志一起切磋学问，声誉渐旺，可以不虚此生了。一旦要我放弃，实在有所不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现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专注于诗书文字，“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应酬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这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与高攀龙所说“当今之世乃扰攘之秋，只可闭门潜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龙对他的老师赵南星说，他已经处在“入山闭关”的状态，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静默就不能做学问，而且“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
顾、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状态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是”作为“院规”。确实，东林书院的院规中有“九损”——禁绝九种不良习气，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不得评论政府官员及地方政治。吴觐华遵循这一既定方针，重申书院规则时，特别强调以下两条：其一是禁绝议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其二是，不得把社会上“是非曲直、嚣陵诟谇之言”带到东林讲会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带进东林书院大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现实政治的标榜，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了。近人不加细察，却把它误解成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东林书院关注的当然是后者，通过讲学来纠正弥漫于社会的王学流弊，正如华允谊《东林续志序》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学的正脉处于边缘化状态，顾宪成、高攀龙创复书院，阐释儒学正脉，予以纠正。顾、高诸君子要拨乱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变“任心而废学”、“任空而废行”的空疏学风。他们把这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东林书院中具体化了。
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东林非党论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党之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决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指出：“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中的‘党’（Parties）”；“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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