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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但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
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才能为大唐帝国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
【弃霸道择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的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operations。）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