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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生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分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便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
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得以全身而退，保一个善终，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将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
毫无疑问，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
无独有偶。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妖言”就让他倒了大霉，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阙词，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
这个信行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吗？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裴寂一听之下，当即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暴汗。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绝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赋。经手的钱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并且早已挥霍一空。因此，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过去不久，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旧唐书·裴寂传》）
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说裴寂罪不至死，应该发配，李世民最后便把他流放到了静州（今广西梧州市）。
短短几个月之内，裴寂两次遭贬。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
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
不久，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有人立刻奏报朝廷，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
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他很有信心地说：“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会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断没错，裴寂没那么傻。即便屡遭贬谪，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就算不替自己着想，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所以，为了平息谣言，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装，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
他随后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
然而，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接到诏命的几天后，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郁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他的晚年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妖言”，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道理很简单：从晋阳起兵之后，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并一举被诛；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正位太极宫。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时候，由于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时至贞观三年，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这无论如何都不